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生于1908年11月28日，逝于2009年10月30日。生前，他时常居住在法国东部一个名为Lignerolles、仅有五十来名居民的小镇。他在这里陷入爱情，死后也安葬于此。 只有六人参加葬礼，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以及这个小镇的前镇长。即便镇民也对他的逝世毫不知情。第二天，前镇长告诉法新社的记者，列维-斯特劳斯最终的遗愿是：“葬礼时不得有他人在场，并且在死亡过程中，旁人须保持绝对的沉默。” 前镇长只能保守秘密。他记得很清楚，保密时间“从10月30日8点15分开始，到11月3日11点15分葬礼结束为止”。而在此期间，他必须通知掘墓人，这可能使村民略感不安，但他们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直到葬礼结束，他才拨打电话，通知了《忧郁的热带》的出版社，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生前任职的高等社会科学学院。同样，这时镇上的居民才知道，去世的是那位常在森林里独自行走，并且熟知所有蘑菇的名字的老人。 就像2008年法国举国为列维-斯特劳斯庆祝百岁生日一样，这一消息迅速占领了法国所有报刊的头条。那年，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专门为他发行了学刊增刊。萨科奇总统亲自登门，并“代表全国向他热烈致敬”；爱丽舍宫的发言人在随后的发布会上严肃指出，列维-斯特劳斯“非常注意地倾听了总统的发言，并且与总统交谈”。 但这次，他成功地躲开了烦扰。 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 在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国际声誉的非理论著作《忧郁的热带》开篇，他写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而现在，我得要讲述自己的旅程”。 而这是什么样的旅程？巴西，亚马逊丛林中，行军一般的困苦，随时病倒的危险；雅加达充满尘埃和苦难的空气；船上的日出，以及尼古拉·普桑画笔下阴晴不定的云。在这本书中，随时可以读到诗人式的描写，以及科学家的精确(准确到分钟的日落时间记述)。 不同的是，这本书并非探险家笔记———这是他最为厌恶的一种形式。 在他年轻时，旅行是一门时髦的生意，而人类学家们则必须在寒酸的小剧院里演讲。探险家们从世界各地拍回照片，带回艺术品，摆在书店和橱窗里供人购买与惊叹。这不是为了寻求知识，而是为了给读者带来猎奇的新鲜感。极少有人像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为了探求人类文明背后的机制而行走。 人类学究竟是什么？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这是一门关于疏离的艺术。”他认为，人的历史处在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推动之中，一如原始社会的神话，自动地泯灭了每位参与加工的个人的痕迹，而成为了社会秩序的象征体。人虽具有智慧，却难以在自身之中认识自身。因此作为人类学家，就需要行进到世界的边缘，寻找不为人知的文明的生存方式———从婚姻法则、神话、甚至餐桌礼仪上，来寻找与人类学家自身背景不同的现象，并加以科学的分析，以便建立起模型，探求规律，从他者身上获得关于自身的知识。 法兰西公学院的人类学家埃里婕-奥热这样描述在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听到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课程的感受： “那时，我还是一个历史和地理的学生。有一天，哲学系的同学告诉我人类博物馆(Musée d’H om m e)有那么一个人，讲的东西闻所未闻。那节课他讲了北美印第安人对鹰的仪式性捕杀，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课题已经是革命性的。我们在大学的课程中只学习西方或欧洲历史，而没有民族学课程。列维-斯特劳斯的课给我们打开了全新的视野，而我们之前甚至不知它的存在。我们震惊地发现，这个世界并不全像我们的文明一样运行。” 对于上世纪50年代民族主义，以及单一国家身份认同思潮盛行的欧洲来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纷杂的社会表现作出结构性的分析，给自恋、自我夸耀的西方带来了对自身颠覆性的认识：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曾经以为原始的部落，存在着与其类似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相同的思维运行方式，在智慧层面，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皆是以共通的思维法则运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