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经以为那些亚马逊雨林中的部落像西方,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低于西方,却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比较方法下,才认识到是西方像那些原始部落。非洲人的社会构成与文化构成法则,与西方并无二致。甚至,可经由语言学的调查,发现孟德斯鸠曾经在《法的精神》中大加批判、并称之为野蛮的中国父权社会结构,同样显现于西方的历史和日常生活中。 仅以命名为例,当人们自然而 然 地 在 一 个 寡 妇 名 前 添加w idow或者veuve这一头衔(古英语与古法语皆有此习俗),以示她是已经死去的某人的妻子时,我们事实上是在说,即便在她的丈夫活着时,她也仅仅从属于丈夫的“自我”,是丈夫在社会中符号性存在的一部分。而某人的妻子这一身份,随着丈夫的去世而在社会中下调为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分类的寡妇,也就成为了社会结构中的多余者。这一头衔总是放在姓名前,构成了意义,传达着身份在社会阶级归属中的重要性———它决定着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 词语就是它的表现,由舌出发,入耳为止,不过一两个音节,却强有力地定义了个体,连接了社会的纤维。对父名缩写的继承,以及自身名字缩写的传承,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这样,一个父权/夫权社会的结构,身份结构的传承法则,就从词语的研究中显露了出来。若读者还记得《百年孤独》里的繁复的姓名重构,恐怕更有体会。 既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法国当代哲学家罗歇-波尔·德罗瓦(R oger-Pol D roit)以音乐来比拟列维-斯特劳斯的成就:“即便我们每日歌唱,即使我们对神话或者婚姻中的旋律了然于心,我们也并不会自然地理解,究竟是什么构成了这一系统。我们的智识并不会自发地揭示出社会的象征秩序是如何运行的。”而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了在每一种社会现象(从亲属关系到阶级构成)、文化现象(从餐桌礼仪到宗教仪式)、语言现象(头衔与命名)的背后,隐藏着社会的纤维结构。 不过,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是现代科学仍不发达的时代。人毕竟无法试验重新创造文明和社会,就像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可称为一套完美的哲学架构,却无法由科学方法来充分试验、证明。同样,结构主义人类学对人类智慧架构的阐述,也无法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得到实证科学的支持。 于是,结构主义人类学也就慢慢寂寞了。它的影响,最终转向了对殖民时代的反思,以及文化之间的互视研究。认知主义的兴起,以及脑成像、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现代的科学家们正在向着列维-斯特劳斯在智慧与社会结构方向上,所未能企及的高度发展。 而我们不可能拒绝他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跨越了一个世纪,既是第一个结构主义者,也是最后一个结构主义者。法兰西公学院为他100岁生日特别推出的学刊增刊致辞道:“旅行即远离自己的文化,而远离自己的文化,亦即远离自我。人类学家必须拥抱整个人类,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一生的事业。” 但是,在他的墓前既没有鲜花,也没有皇冠。只有一块碑石,上面刻着“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 “列维-斯特劳斯文集”,共十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