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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以及因风险产生的焦虑表达不应该被认作成现代化的阻力，相反，“负面”情感宣泄恰恰是现代性的真实存在和灾民的真实诉求，甚至能从根源上规避集体性的社会运动等不稳定因素。而人类学对风险或灾难的研究，不仅应关注事件本身与过程，同时也应该讨论在现代化背景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情感价值的表达的讨论。 [关键词] 日常生活；资源开发；风险社会；人类学 [作者简介] 代启福，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讲师，博士 中国是世界产煤大国，也是煤炭消费大国。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2012）和英国石油公司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显示，中国的煤炭产量名列世界前列，但由于资源分布不均和人口众多等客观因素，煤炭资源的使用基本上只能自给自足。而这种自给自足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资源的过度和违规开采之上，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急剧消耗为代价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人们对煤炭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煤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持续增高。煤炭资源开发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管理危机、社会文化变迁和城镇化发展矛盾等一系列问题①。上述问题引起了政界和知识界的高度关注，也激发出了诸多解决方案和学术思想，但对煤炭资源的采空区或塌陷区（同时也是空心村）出现的饮水枯竭、房屋倒塌、地质下陷等日常环境风险，以及当地人对风险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担忧和焦虑的表述，并没有引起政界和学界重视，而官方和主流社会也未能留出足够的“场域”和空间供当地人表达诉求，致使矿区与资源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本文要关注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的风险(risk)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村庄的社会秩序的？它是如何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被遮蔽的，又是如何在现代中国被想象，甚至被利用和转移的？人们关于风险的表述背后呈现了怎样的一种乡土社会和什么样的现代性后果？ 基于笔者于2015年1月及2016年7月在云南山水与贵州兴发这两个采空村的田野考察，本文试图呈现、说明，日常风险的“在场”与不确定性，不仅会给人们的精神和心理带来一定的创伤，同时也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公共实践与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通过对这两个采空村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分析，本文也期待为中国西部地区在工业化发展中所衍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案例启示。 一、风险的人类学研究 马克思（Karl Marx)和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都认为日常生活总是百般无赖的，因为它常受机器和官僚制般的禁欲主义所控制。(P.19)本·海默尔(Ben Highmore)也认为“日常生活的百无聊赖可能是，而且曾经是，一个发生各种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领域。”(P.21)人们的日常生活总是被各种力量形塑或支配。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上帝的行动”（Act of God）、“自然的行动”(Act of Nature)或“人的行动”(Act of Man)，甚至来自社会制度本身。这些力量既构成了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对日常生活构成威胁，使人们长期处于这种危险之下，但研究者们很少把风险当做问题而提出来。 （一）风险社会与文化 17世纪以来，关于风险的研究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环境和食物污染等问题遭到激进道德主义人士的攻击，风险分析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P.11)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是较早从人类学角度开展风险分析的学者。她在《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一书中认为危险具有多面性且无处不在，它既象征着危险，也象征着力量。不洁或危险往往与一定的社会秩序、空间位置和“原始”分类有关。无序和位于社会秩序之外的物或没有固定身份的人，通常是被看作是脆弱的和危险的。(P.45,120)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接受程度是一种集体的建构，(P.364)其建构过程充满高度的道德和政治情感色彩。而政治关联性成为风险是否可以被选择的关键指标，哪些风险可怕，哪些风险可被忽略，取决于风险潜责者想要阻止的是哪些行为。道格拉斯透过对原始部落文化或初级社会的观察，阐明了人们“风险的感知有赖于共同的文化，而不是靠个人的心理。”(P.12) 与道格拉斯对前现代社会的风险分析不同的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侧重于关注现代社会制度结构下的风险研究。在贝克看来，风险是“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他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和理论，强调风险的内生性。这些内生的风险是“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而现代化过程却极力去控制它们。”吉登斯也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风险与危险总是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并存，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P.110)形成了后果严峻之风险（high-consequence-risks）的参数和存在性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的问题。 英国的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跨越了制度化风险的讨论，站在道格拉斯“风险分析”的立场，以“风险文化”（Risk Culture）概念去解释贝克和吉登斯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所试图探讨的问题。在拉什看来，风险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组织难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文化现象，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且文化不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或结构化的东西。 道格拉斯和拉什对风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灾难人类学研究。②美国灾难人类学家苏珊娜·霍夫曼(Susanna M.Hoffman)也认为人们对风险的认识会受到文化影响。文化可以塑造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可以美化风险，也可以放大对风险的恐惧。(P.23-26)美国灾难人类学家安东尼·奥立佛-斯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则认为灾难被不同个体或群体经历，人们会对同一灾难事件/过程形成不同的解读，在灾难研究中，应该对各式各样的声音和信息提供者加以研究。 目前中国人类学界对风险的研究，更多从灾难人类学的角度，其内容偏向于一些大规模的、突发性的事件，其范围涉及灾难的认知、文化象征与本土实践、历史记忆，以及环境的脆弱性等方面，形成了“考古与历史”、“政治生态学”、“社会文化与行为”和“应用与实践”四种研究范式。在每种范式的指导下，研究者也发现灾难所带来的破坏性又因性别、族群、年龄和地域之间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灾难感知和自我认同。因此，一些研究者指出“应将灾难视为一种被文化体系所结构化了的、融入人类社会经验与历史进程中的生活要素，将灾难置于生活整体之中来考察，”如此才能感知灾难图景，提出灾难应对策略。可以看到，灾难人类学家除了关注大规模的、突发性的灾难事件之外，也开始转向关发生在日常生活的风险，开始关注受灾个体和家庭成员的情感表述与感受。 （二）日常风险及应对模式 日常生活处处充满风险，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却又有一定的差异性。风险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难以接受和容忍的，而对另外一些人则不是。风险研究专家和普通民众，以及受灾群体对风险的感知完全不一样。安米·沃尔夫（Amy Wolfe）认为自然和物理科学家常常根据发病率和死亡率来界定风险等级和伤灾大小。阿萨·博霍尔姆（Asa Boholm）则认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交流和管理是通过文化知情、社会经验的嵌入来形塑的。卡菲洛（Vincent T.Covello）和约翰（Branden B.Johnson）因受道格拉斯和亚伦·威尔达福斯基（Aaron Wildavsky）的风险文化研究的影响，提出了风险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的观点，但他们强调这种建构是有选择的，并且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独特的对风险认知的意义图式去识别什么是风险，以及哪些风险可以被忽略。风险现存于我们周围，它就在我们身边，一直威胁着我们，我们却无法知晓它何时发生。从时间维度来讲，风险是现在和未来的将要发生的,它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为了规避和消除这种不安全感，人们会主动地关注资源可靠性和经营一定潜在的社会关系。无论风险是被感知的、建构的、想象的，还是通过比较而得知的，人们表现出来的情感特点都是由一定的社会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并且个体或群体会在不同的场景中进行动态的创造。 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社会内部，而且还来自于社会之外的巫术、鬼神等超自然世界。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在阿赞德人的社会研究中指出，巫术无处不在，甚至渗透到阿赞德人的各种活动中，人们会把各种失败、不幸与痛苦归咎为巫术，把巫术当作不幸的根源。(P.82-83)纳什(June Nash)在玻利维玻利维亚的研究也指出，矿山上出现的日常风险或灾难并非完全来自于自然，它们往往与鬼神的入侵有关。面对来自超自然世界的风险，人们往往借助中间人或宗教人士，通过祭祀手段消除风险，以重建人与鬼神世界之间的秩序。而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风险则因其爆发的时间与空间的不确定性，极难“被宗教或巫术知识转换为‘确定性’”，(P.109)人们也“无法通过以往的经验来解释和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公众陷入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之中。”这些看不见的威胁和风险，在罗伯·尼克松（Rob Nixon）看来是一种“慢暴力”（slow violence）。 目前针对中国资源枯竭型社区和采空村中出现的灾难和风险等问题，一些西方研究者从“资源诅咒”、“资源民族主义”、“发展的代价”和“内殖民主义”等角度展开了讨论。如加布里埃尔·拉斐特（Gabriel Lafitte）从“资源民族主义”角度批判了资源“国有化”的产权观。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借用拉美地区资源开发的“内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认为这样的开发模式可能会拉大东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同时造成民族关系恶化。 西方学者的资源开发“冲突论”的观点的提出是根植于他们的殖民历史，以及他们与本国原住民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出现的冲突经历。事实上，中国开发资源的宗旨在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东西与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进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针对资源管理和资源开发中出现的负面问题，研究者主要从生态补偿机制、收益共享机制、文化干预、移民搬迁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修复环境和资源和谐开发的可行性建议，③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单纯的经济补偿并不能解决少数民族发展与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而应基于一定的法律和政策手段，尤其是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法》相关条款规定，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在资源优先使用和公平补偿方面的合法权益。④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资源开发中出现的问题，并为自然资源开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他们关注的焦点更多体现在政治制度、文化传承和经济分配等层面，而极少关注个体和家庭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遭遇，也很少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风险表述与乡土社会的变迁和现代性结合起来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