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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康强]八仙桥:历史、传奇和日常生活

http://www.newdu.com 2017-11-07 东方早报 2011-05-22 03:21 施康强 参加讨论

    八仙桥不再有杜月笙和董竹君的身影,
    居民少了些谈资,但依旧过他们的平常日脚。

    事情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以南通惠河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史称八里桥之战。法国政府为纪念与彰显本国的武功,晋封此役的法军统帅蒙他板(Montauban, comte de Palikao,又译“孟斗班”)为“八里桥伯爵”,并把巴黎二十区一条街命名为八里桥街(rue de Palikao)。1865年,上海法租界当局凑热闹,把境内一条新辟的马路也定名为八里桥街,即今云南南路。上海人不能接受这个羞辱祖国的路名,遂以谐音呼作八仙桥街。有了这条街,就有了八仙桥。
    《上海掌故辞典》“八仙桥”条目:“旧桥梁名,跨周泾(今西藏南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之前,周泾是法、华两界的分界河,河东是法租界,河西是华界。1900年时,法租界扩张,周泾西面的打铁浜(今自忠路、顺昌路、太仓路、重庆中路)以东地区被划入法租界新界。为沟通与新租界的交通,法租界在周泾的北端,即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修建一座木桥,因桥近八仙桥街,而被叫做八仙桥。后人不明桥名之由来,遂讹传这里曾是八仙到过之地。”
    原来如此。我是在八仙桥街区长大的。这个泛指的地名包括的范围,大体上东至西藏中路,南至淮海中路,西面至少应到嵩山路,北面到宁海西路乃至更北的延安路。我从小喜欢这个地名,觉得远比附近的南洋桥、东新桥乃至太平桥更有意思。当然不相信真有八仙,尤其是中国神仙中最富有人情味的吕洞宾和铁拐李,曾在此地游戏人间。但至少愿意想象,脚下这块土地曾是水乡一个小市镇或小村落,曾有过“闲梦江南梅熟时,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的情致。后来查出八仙桥的来历令我有幻灭之感,不过这不妨碍在我的记忆里,不是邻近的有洋味的淮海路,也不是四大公司并立的南京路,这里才是最典型的中国近代市井。
    提起八仙桥的往事,论资格,首先会想到黄金荣。除了晚年住漕河泾黄家花园,此人一生的活动始终以八仙桥为中心。他第一个公馆在老北门民国路同孚里,后来住进八仙桥的核心地带,龙门路淮海路口的钧培里。每年腊月十五,他在八仙桥发放冬赈。他有了钱,不是开戏院便是置地产。黄金大戏院在金陵路西藏路口,大世界和共舞台也都近在咫尺。解放后他被罚在大世界门口扫地,据说闲下来就搬张椅子坐在钧培里口,望着街景发呆。
    杜月笙后来居上。他投入黄金荣门下当小脚色时,住在黄宅的灶披间。风云际会,凭借能力和手段,他靠贩卖烟土和开赌场发家,终于“泥鳅变鲤鱼”,鲤鱼跳龙门,成为法租界的“教父”,同时“强盗扮书生”,化身为金融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他娶了几房太太,有多处房子仍嫌不够住,决定自造公馆。黄金荣在跑马厅后隔两条街,距离大世界不远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有两亩地皮,就慷慨送给他。另一位大亨张啸林要跟他做邻居,他索性送张家一半地皮。1920年代,两家各造一幢同样格局的房子。头进中式,两层楼;二进西式,楼三层;两宅中间隔一道砖墙,开一扇便门。陈存仁《阅世品人录》第六章《杜月笙江湖义气》里有一张杜宅的平面图。他说:“书报上形容是侯王宅第,大厦连云,其实地方并不大。”解放后此宅归某单位使用,我曾路过门前,觉得并不起眼,绝对比不上后来东湖路的杜公馆。
    杜公馆里故事多,有的故事能进入历史。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以杜月笙的青帮势力为奥援,正式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前,他们需要除掉当时的上海工运领导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杜与汪本来在场面上有点来往,便由他出面,请汪于4月11日晚来杜宅相商要事。我们以前也知道汪准时赴约,中伏,被杀,但对细节不太了解。章君榖著陆京士校订的《杜月笙传》对此事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当晚7点,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内埋伏重重。门外有一支机动部队,包括两部汽车。其中一部上除了司机还坐好两名彪形大汉,停在华格臬路通往李梅路的转角。汪的车子在杜公馆门口停下,汪下车。此时,李梅路转角的小包车开始徐徐滑动。汪到门口,门灯亮,铁扉开启后随即关上。那辆徐徐滑动的车子驶近汪的座车的左边。两扇车门同时打开,跳下两条汉子,挟持汪车的司机和保镖,开走。汪进宅,在客厅檐下前即被埋伏好的杜门“四大金刚”擒住。杜在楼梯口观看,高声关照:“不要做在我家里噢!” 此书作者有意点缀一点“本地风光”,在书里不时插进几个上海方言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很遗憾作者没有让杜月笙说浦东上海话。“做”应是原词,周立波的“奈伊做脱”本此。但是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应是“勿要做啦我屋里厢”,而且把“勿要”读成一个音wiao。多集纪录片《外滩》据此再现了这个场景,也让杜月笙照说“准官话版”,逊色不少。
    “四大金刚”劫持汪上车。《杜月笙传》作者接着写道,“后座里,芮庆荣和叶焯山四条铁臂,把浑身动弹不得的汪寿华,紧紧箍住,尤其芮庆荣那只蒲扇大的右手,仿佛五根钢条,他始终紧握汪寿华的口鼻使汪寿华既透不过气,又喊不出声。他只有竭力扭动全身的肌肉,在作无效的挣扎。”车到枫林桥,芮庆荣下毒手了:他“运足全身气力,集中在他的右手五指,那五根钢条自汪寿华的口鼻移向咽喉。动作快得不容汪寿华发一声喊,车中各人只听见他喉间咯咯有声”。下文,作者根据叶焯山的讲述记录乃至描写了汪寿华的临终挣扎过程,像是一个长镜头,加倍渲染暴力。我读到这里很不舒服:即便作者完全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作为一部传记,甚至作为文学作品,有必要这样考验读者的神经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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