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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保罗·威利斯经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辉煌时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敏锐地捕捉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到文化研究当中，写出了《学做工》这部阐释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子弟为何承继父业的重磅作品。在文化研究走向碎片化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聚焦底层、关注社会变迁的努力。2014年，他来到中国，在对中英两国时代变动的对比观照中，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路径的思考。 第一个瞬间：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英国和文化研究的初衷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雄时刻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爸爸是一位木匠，后来打拼成为一位拥有二百多个车库和较好生活的人。我们一直生活在工人社区，生活在工人文化之中，五十年代及之前的工人文化在几百年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是到了我这一代，才有了文化娱乐消费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前辈所不能想象的。我买了录音机，买了磁带，被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所震撼，摇滚乐改变了工人文化。当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活着，可以追求自由、可以追求性、可以享受生活，世界很大很宽广。 1012.jpg) 保罗·威利斯(来源：光明网) 在这一切变化之中，学院和学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我们学的文学都是以前的经典，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以前的，从来不学当代文学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在社会学系，学习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切都是抽象的和凝固的。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学习结构功能主义，关键是，这个学习和现实脱节了。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九六四年成立，我于一九六八年来到中心，我刚到那里不久，学生就占领了大礼堂，学生们造反、抗议、革命，要求教学改革，让课程与外界现实社会接轨，给学生更大的权利和对学业的自主权利。中心很小，只有两名全职教师，一位是霍加特，一位是霍尔，而霍加特还在英语系兼任教职，所以，霍尔是唯一一位全职教师。 1013.jpg) 霍尔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来讲，教师是不和学生多交流的，但是霍尔在学生占领中起着领导作用。霍尔讲述外部世界的变化，质疑大学教学为何不和外界现实相联系。占领行动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打乱了整个学期的教学，把大学搞了个底朝天。然后，达成了某种妥协，一切恢复正常，大学只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发生了永远的变化。霍加特离开了中心，霍加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位比较保守的教授，我估计他不认同左翼风潮下的占领行动。这样，霍尔成为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中心努力尝试去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机遇和巧合，大学里这样一个小小的中心采用了多学科视角去理解当今世界。为了实现理解当今世界的目的，我们要去钻研社会学、文学、马克思主义。霍尔是非常敏锐的人，总是可以捕捉最新的文化现象，在其他人还没有听说之前，他率先介绍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我们把这些新鲜的知识融入对新世界的解读之中。正是置身这样的环境，我可以写出《学做工》这本书。 1013.jpg) 我不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我的专业是语言文学，我读了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我也读文学和诗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钻研下去，而是综合这些知识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我、文化的我、学术的我，最终这样的综合把我带入了民族志研究方法之中。我没有受过任何民族志研究方面的训练，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走出去，去接触“摩托少年”(motorbike boys)、去接触嬉皮士。后来，我开始研究在校生，我就需要去学校具体了解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可以表达、分析和解读，我必须把学术和文化现实相结合。我们终于通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空间，把学术和现实结合了起来，我们做到了，中心引领学生进行文化革命、进行政治革命，我们要求更大的权利。虽然最后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整个大学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变了，我们这个中心变了。我感受到一种醉酒后的勇气：我可以创造新理论!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在剑桥大学的学业成绩并不好，而此时，我有了一种醉了酒一样的知识能量：如果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读我所研究的摩托少年，我就去创造我自己的理论。我还真的创造了，就是“同源理论”(homology)。 在《学做工》的研究中，试图去理解“家伙们”和反学校文化，这些都被看作不好的和反社会的。我试图去解释那些文化与广泛的工人阶级的联系，并且，“家伙们”对待教育的态度是有道理的。我提出了文化生产的理论(a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tion)，用来解释“家伙们”的世界，并把他们的世界和外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家伙们”是理性人，他们的行为是带着文化实践含义的，并且创造出意义，这些都是基于思想和物质条件的渗透。他们并不是敌人，而可能是民主社会制度的同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