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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使用“符号秩序”和“物质秩序”的概念是要强调，它们都是秩序，却各有各的规则和过程，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符号”被制造出来，并且商业化了，有大量的受众，就如同成千上万的广告每天都充斥着我们的双眼。其实，非要把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很粗鲁的，因为两者不停地交叉和相互影响。官方的“符号秩序”不停地做着动员来促进其推行的“物质秩序”的合法化。我笃信，“符号秩序”同时也会从底层生长出来，更加直白，但好似与时代潮流不那么吻合，也不那么有时代意义，因为好像有时代意义的“符号秩序”会直接与那个时代的“物质秩序”相呼应。我们将这两个概念相区分，可以很好地进行文化分析，去诠释某种源于“物质秩序”的“意义”被转化为某种文化形式，乍一看让人费解，甚至让人觉得缺乏任何社会意义或者进步的社会意义。 在我的第一个瞬间，我研究摩托少年，他们是工人阶级，他们很年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对政治经济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威利斯式的，而是有他们自己的解读。如果用文化的视角去看待摩托少年，他们的英雄时刻体现在他们与摩托车的关系上，体现在他们流行的装扮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交集不只体现在一种方式上，而是体现在多种方式上，这是重点：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的现实存在是：辛苦劳动、没钱、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意识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些;而文化研究是：你如何生活，不是思想，而是生活，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穿着、你的激情、你的亚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也不一定都是有政治意义的，不一定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我做《学做工》的研究时关注的就是“家伙们”的生活方式。“家伙们”的反抗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展示男性力量、组成小团伙等。他们并不想当好工人，他们想做“好家伙”。什么是“家伙”?是时髦的打扮、身体强壮、抽烟、对女性有吸引力。记得当时一个“家伙”告诉我，“我可以逗别人笑，别人无法逗我们笑”，他们并不是受害者，他们没有被压迫、没有被击垮、没有被踩在脚下、没有失去人格，他们把事情翻转过来，他们通过符号秩序的改变，把物质秩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这另一个模样并不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政治，这虽然让人觉得悲哀，但是，这就是现实。我在第一个瞬间就是想解读生活方式。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假设是，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将工人击垮，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革命，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工人们的反应是：消费、摩托车、性、娱乐，及时行乐。也就是说，“家伙”们没有革命的想法，而是及时行乐，找到此时生活的意义。也许很难直接看到这样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发现的积极的政治回报，但是，这起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1014.jpg) 在我和吕途的交流中，吕途告诉我她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的缘起，当初她带着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回到一些工友中间进行讨论，工友们对现实的反馈让吕途困惑，有些工友们的直接反馈是：不觉得存在剥削，也不认为社会不公平，这样的反馈让吕途意识到必须做文化研究，需要去思考工人为何对客观环境如此“顺从”。的确，打工者的“符号秩序”、生活方式、对世界的理解，是属于他们的，不是别人的，不是吕途的，也不是威利斯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符号秩序”。我充满困惑，我不会说中文，我感到很无助。遇到吕途之后她给我打开一扇窗口，我来到吕途所生活的北京的第三空间，试图多了解一些北京的底层生活。 1014.jpg) 我在写一本新书，这本书试图去观察中国人的符号特征。我最为震惊的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对现代性(modernity)所抱有的难以置信的乐观态度。大家如此欢迎现代性，无论现代性和传统存在多么大的冲突和矛盾,现代性已经成为意识主流。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最现实版的场景：一个传统社会正在受到现代性的致命打击并且已经败下阵来。经历了几个世纪苦难的中国人现在成为地球上最乐观的人，张开双臂展望未来，虽然你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是却把过去如同旧抹布一样丢弃。 我发现，中国人通过强大的文化意象和动机来看待未来，这包括三个方面：崇拜被繁荣所渲染的城市;崇拜文化商品;完全陷入互联网。这些构成了闪闪发光的未来之路。 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很多在农村还保留着土地和住房，头脑中也还保有思乡的情结，但是，人们不想返乡。我在中国感受到一种和英国很不同的城市情结。在这里，城市代表着酷，代表着未来，代表着现代性，也就是说，城市不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城市，也是一个带着符号意义的城市，是一种“理念”;而农村是乏味的、土气的、没人愿意去的、属于过去的。人们对城市的看法与对现代性的崇拜密切相关，城市如同有着巨大引力的磁铁，人们热爱着城市、品尝着城市、感受着城市。就如同我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读到的，生活在城市第三空间的人们的生活很糟糕，但是，为了留在那里，大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