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jpg) 《学做工》法文版封面 文化研究兴起的那个早期阶段是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参与其中的学生和人们经历了文化革命——我的文化和我父辈的文化完全不同;经历了政治革命——我们试图向大学要权利;我们也进行了学术革命——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去探索理解当代社会的方法，并且把学术研究和广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而且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头脑中都是彼此相联的。这是一个英雄时刻。在这个社会变化、文化变化、个人变化、学术变化的新时刻，我们试图找到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这就是多个学科按照诠释问题的需要被结合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特殊，就是我说的，历史的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 上面说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而我的描述只代表我的观点。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种多学科分析的方法，不是为了学科发展的目的，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解读研究对象，将学术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文化研究的碎片化 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之后，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就开始碎片化了，而且，文化研究演变成为又一个“传统”学科，再也不是多面的，再也不是多学科的，再也不是聚焦底层的，而且也不再聚焦了。文化研究炸裂成为不同的东西，有的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线，有的走向后殖民主义和种族路线，有的走向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路线，有的走向从符号学到文本解构路线等。突然之间，这个非常小的机构在短时期内出产了三十多种出版物，而作者大都是研究生，工作人员的贡献不到4%。但是，我对这样的碎片化和不聚焦的研究失去了兴趣。 突然之间，文化研究变得很有名气，很多其他院系和大学也想开始文化研究专业。霍尔在一九七九年离开中心，去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中心的英雄时刻过去了，它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走向了我们当初反对的东西，失去了多学科途径。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心非常成功，因为当初霍加特的初衷就是希望严肃对待大众文化，还有就是，英语系和社会学系不应该只关注过去的文本和理论，也应该重视当代文化。 1014.jpg) 有上海读者送给保罗·威利斯一本《毛泽东军事文选》，威利斯笑说，要开始学习汉语了(来源：凤凰网)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家都认为大众文化很重要，大家也同意，打工文化和古典文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同样重要。因此，有人研究肥皂剧、电影、电视;在大学里，说鲍勃·迪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不再会引起争议。从这样的状况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推进重视大众文化这个任务可以说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却丧失了用多学科的方法聚焦去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就是说，如何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学等知识去分析社会整体、社会运动、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在英雄时刻，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我们去寻找所有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分析的知识和理论，并进行综合应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去诠释大众文化的政治含义、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是否仍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有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试图把文化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英雄时刻之后，虽然还是研究文化，但是目的发生了变化，研究文化的目的只是为了学院内部的口舌之争了，零零碎碎地谈谈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身份政治，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每当谈及这些的时候，只是学院内部的学术讨论，而不是试图与外界的劳工运动和可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相联系，已经不再是为了改变世界，也许是为了改变学术，如果可以改变的话。现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确得到了重视，世界上很多院校在做文化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仅变得碎片化，甚至是有悖于底层政治的。回眸英国的政治变化，从当初受到工会影响的社会民主政治，转变到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很多文化研究搞来搞去是在支持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英国正在发生非常有趣的社会政治现象，比如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党魁，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抓住这个议题进行文化研究。如果是在六十年代，我们肯定会关注到左翼科尔宾工党阵营的崛起，这将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研究，但是，现在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去做美国电视剧《线人》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是那么的碎片化、后结构主义和关注身份政治，现在的文化研究也许有二十多个分支，而它们当初都是源于一个多学科来看待世界的文化研究。 1014.jpg) 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举产生新任党魁，激进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击败另外三位候选人，以接近60%的得票率高票当选(来源：BBC NEW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