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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蛤蟆”和“镇鲇鱼” 即使看到了地震谣言的“温情”一面，施爱东仍然认为政府惩戒谣言始作俑者有其必要性。 “政府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是必须的，任何一个政府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倘若放任‘假地震’传言每天这么飘来飘去，损失加起来超过一次真地震。” 许多人把地震谣言的此起彼伏归咎于地震局未能发布及时有效信息，甚至打出“信专家不如信蛤蟆”的口号，以指责相关部门的失职。施爱东并不这么看:“所谓地震谣言，天生就是反权威、反主流，如果不以秘闻和内幕的形式开篇，怎么吸引眼球呢。自古至今都是这样。” 从行为心理上分析，谣言的兴起契合了灾后民众对于不明朗信息的高度渴求，趋利避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次“预报”不准，并不影响到谣言传播的“公信力”，因为“十次有九次是假的，但要有一次是真的我就没了”，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吴真告诉记者，在中国，与大地震的频率相适应，模式化的谣言以10—20年的“回归”周期出现，经过时代语汇的包装，每每还能给国人以“新鲜”的错觉；而在日本则几乎没有地震“谣言”的生存空间，原因并不是日本人不迷信，而是日本地震太频发，时间上来不及生产和传播谣言。 “于是，日本人发展出一个共同的民俗信仰解决了这种心理需要，他们相信地震是鲇鱼的摆动造成的，在神社里供奉着鲇鱼的塑像，上面压着一个磐石，祈求鲇鱼能少动几下，每年7月份，还要抬着鲇鱼巡游。” 巴中女子王艳：“余震”两年间 王小灯，是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余震》（冯小刚电影《唐山大地震》原作）中的女主角。唐山大地震发生时，王小灯和弟弟一起埋在瓦砾下，大人以为她已遇难，挖出男孩后就停下了。女孩后来被解放军救出，当成孤儿送到外地救治。再后来，她负笈海外，旅居他国，但生活并不幸福，因为生死之际遭父母“抛弃”的痛苦在她身体里绵延着一场长达三十年的“余震”。 亲情在灾难中经历的变故，可能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创口。“对我来说，地震没有过去。”2010年4月底，四川巴中的王艳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像惊逃的兔子 今年28岁的王艳，两年前在成都打工。5月12日那天，她正好调休，和堂妹在成都附近一个古镇游玩。下午，地震袭来，脚下大地颤动，人们反应过来后纷纷逃窜，可王艳却异常冷静，甚至平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切都完了，我会死掉”。 王艳最后安然无恙，却陷入典型的震后创伤症：晚上睡不着觉，必须开一盏很亮的灯。神经高度紧张，想像力异常发达，“老公一出门，我就想他会不会碰上什么意外，躺倒在什么地方，再也回不来；我自己在店铺里，看到过路的车，就忍不住想它会不会下一秒钟就撞过来，把我带走；还有，以前我一坐上长途汽车就睡觉，地震之后，坐在位子上，几个钟头，眼睛也不敢阖”…… 脑中充斥着各种“完全没有准备好的意外”，让她像一只惊跳起的兔子，不知目的地逃跑，常常感到筋疲力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