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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的伤痛导致“孤独” 还是一个小女孩时，王艳就比同龄人更加怕黑。待在不点灯的屋子里，老觉得窗外有人盯着她。 脆弱，是因为自卑。“我很自卑，因为从小妈妈认为我没有妹妹聪明，各方面都不如人。”本该一样的母爱，分出了咸淡，于是，很长一段时间，王艳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小孩”。 初中毕业，王艳选择了打工。来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她急于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没有理想的效果。在工作小圈子里，可以交流的人并不比在家里时更多，她觉得自己“很无能”，“失望”，“自卑到家”，“不敢跟别人说话”。 心情不好时，王艳写日记给自己。写完后又烧掉，“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心事”。 2007年，王艳和丈夫生了个孩子。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没有留住。公公婆婆不仅没有安慰她，还认为孩子的病归咎于母亲有问题。这些，都在王艳心上刻下伤痛。 2008年，灾难在顷刻间夺走几万人的生命，山峦移位，河流改道……无常的惨烈，敲击在王艳脆弱的神经上，她忽然发现生命中“什么都没有得到，人生太没意思了”，所有失意在这时来了一个总爆发。地震之初，强烈的刺激造成了一大批像王艳这样的心理伤员，渐渐地，当大部分人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王艳就显得越来越异常。何况，毫发无损的她连地震灾民都算不上，有什么资格悲伤？ “看看周围人，都活得挺好，也没有我这么多反应。”王艳懊丧地说，活着很痛苦，“一个人好孤独”。 几次欲轻生，但一念及父母，王艳还是“留下自己一条命”。 我要大声唱歌 去过都江堰“妈妈之家”心理援助站采访的记者有很多，但他们通常不会留意到志愿者当中，有个每星期来帮一次忙的女孩王艳。 2008年底，王艳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妈妈之家”负责人刘猛的报道和他的手机号码。“我只是打过去试试看，根本没抱希望，因为我不是灾区来的人”，没想到，刘猛听了她的苦恼之后，一口答应见面。 “刘猛老师让我选择两个办法，一是介绍心理医生给我，二是来做志愿者，让我和地震丧子的妈妈们接触。我选了做志愿者。因为在成都有生意，一星期只能来一次，来了就是打杂、帮忙。” 丈夫并不支持她跑去做志愿者，“又费精力，又花钱”，但王艳坚持下来。 通过心理治疗，王艳开始认识到，地震不是噩梦的来源，而是导火索。“心理阴影一直跟着我，地震让这些压抑的负面情绪都爆发出来了。” “慢慢地，我感到不是我一个人不幸，也不是我一个人失去了这么多”，在成都和都江堰之间一个小时的车程中，王艳能够眯着一会了。夜间，不开很亮的灯，也可以睡着了。 在当志愿者的一年多里，王艳绝不愿意让外人看出她也是个病人。一起工作过的志愿者对王艳的印象是“人很好”，“好相处”。可是有一次，当一家媒体记者和她攀谈，问她“觉得这样的心理援助有意义吗”，她忽然发火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有点生气。我问他，你看得出来我也是个心理病人吗？看不出来？那心理援助的意义你还怀疑啥子！”王艳对记者说，她有一个感觉，汶川大地震过去两年了，很多人不在其中，以为地震已经过去，没人再需要帮助了。她特别着急，害怕像她一样的地震后遗症患者失去救助的机会。 当初她寻求心理援助时，曾奢想自己能够“走在路上，大声说话，大声唱歌”，这是她20多年来不曾做过的事。而现在，她已经变成那个“走在路上，大声说话，大声唱歌”，脸上常带笑容的女孩。 现在，王艳回到了巴中老家，休养身体，准备再要一个孩子。“我现在心情蛮好，接下来要好好做生意，好好生活，有钱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刘猛对记者说：“如果99%的灾民已经痊愈了，那么全社会就要更关注那1%的未痊愈人口。”（来源：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