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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生活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不同国家、种族和地区的人们，都需要吃饱穿暖，而理解却有不同。中国人对“生活日用”的理解，看重的是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对物的感知，自古就有百姓日用之教。从生活日用中提升概念，是中国人思维的特征。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备了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 【关 键 词】社会文化；生活日用；礼俗互动 【作者简介】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史学在人文学科中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涉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广阔领域，既有物质的、制度的内容，又包括非物质的精神活动和风俗民情。改革开放后，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枯燥无味的说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 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产生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既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又各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个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的发展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一种突破。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还存在学术分歧，但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提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不同国家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社会文化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优势。 在当前的社会文化史著述中，普遍存在叙述烦琐、细碎的现象，有的按词条堆砌材料，进行简单的描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具体的细节，但这不等于研究的碎化和支离，能不能对零散、割裂的资料进行统合研究，关键在于是否有理论的支点，这是建构学科大厦的重要支柱，有了理论来搭桥架屋，那些零散的砖石、瓦块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 西方人类学、新社会史、大文化史、民俗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在学术界有热烈的反响，也有人尝试借鉴其研究方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一般来说，作为人文学科，有它普遍的法则，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发挥作用，然而，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如在西方民俗学中把渔猎民族的神职人员都叫萨满，可在中国，这一名称特指通古斯族的神职，用西方的萨满信仰来分析满族的萨满信仰，就会发生错位。中国自古以来的礼俗观念和礼治，在西方也很难找到相应的词汇。 一门学科的建构首先要有科学的概念，而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有时通行已久的概念，也会经受新形势的挑战，当前哲学界关于有无中国哲学的争论，就源于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一个概念会关系一门学科的盛衰，这是新学科尤需重视的经验。 哲学史本是外来学科，“哲学”一词也是古希腊的用语，19世纪末由传教士引进，成为西学的话语之一。而对“哲学”概念做出最早解释的是王国维，说“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又说“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①，将西来的哲学等同中国的理学。这说明中国学者最初是参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认识哲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这部著作在金岳霖看来，“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②胡适不仅把中国哲学史写成西方化的哲学史，其笔下的哲学史与思想史也难分难解，此种套用西方哲学概念和框架写就的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学人来说，既不生疏，也不熟悉。许多哲学概念，如感性与理性，个别与一般，存在与本体，假设与实验，唯物与唯心，等等，是中国传统典籍从未应用的语词，在观感上是陌生的，在内容上却依然相识，因为阐述的对象和内容仍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所以这一新型的学说对中国人来说是不生不熟，从这方面说，中国哲学史从一诞生就成了夹生饭，这也势必带来不良的后果。 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这一思路主导中国思想史研究，造成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边界长期混淆不清，直到近几年才有将这两者相区别的自觉。试看现代著名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钱穆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等，诸多著作是哲学史又似思想史，是思想史又似哲学史。这两者所以很难区分，是因为思想史用以分析对象的概念、阐述的体例和框架与哲学史大同小异，学术词语极其相似，所以这两者既有分别而又分别不清，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哲学史的通病。 一门学科发展一个世纪，竟然遭遇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诘难，哲学面临如此重大的困境，自然也成为思想史的困惑，因此提出为中国哲学寻根、中国思想的根在哪里的问题。呼声最高的是贴近生活，建立中国的理论体系。汤一介提出，从中国典籍中发掘解释系统，创建不同于西方的解释学；李泽厚将生活提高到新高度，认为生活是历史的本体；黄玉顺则把传统儒学归结为生活儒学；葛兆光认为思想史应扩大到一般知识和民间信仰的范畴。③从当代哲学的自省中，可以看到生活研究对中国思想形成的重要价值。 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等等，表明一代哲人均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将人类文化的外显形式与深层的价值内核结合起来考察，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深化的趋势。 社会文化史既以研究生活为本，责无旁贷地要担当从生活中建构中国文化观念的系统、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的重任，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必将丰富甚至改写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也因此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