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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物的伦理化还形成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中覆盖面最广的两个概念是“礼”和“法”。“礼”的字形据王国维考证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⑩；“法”在甲骨文中又作“彝”字(11)，此乃米、丝和豕的字形组合，是祭品也是食品，所以这“礼”和“法”的原生态，都是从生活日用中发源。至于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和形下等等常用概念，都不是脱离物质生活的独立存在，每个概念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对应物。其实质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对事物的认识是直接从器物一步登天，跃至形而上学，从形下到形上依凭对生活的感悟，而无须逻辑推理。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逻辑思辨，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生活日用在中国，是思想观念之源，从概念的发生学来考察，中国哲学的长处不在思辨的形上学，而是经验的形上学，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生活与观念本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行为和反映，生活是感官的满足和享受，观念是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在认知方面也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差异。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并不等同。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这就可能把矛和盾置于相互冲突的境地。试想，伦理是道德精神、价值观，这是稳定的不易变动的因素；器物乃是人的享用物，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增长不断更新，这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素。这两者共生、共处引出发展中的悖论，即：一方面是生活日用承载伦理说教，扩大了教化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肇成生活日用对伦理规范的冲击。明末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就是在生活欲望不断追新求异、越礼逾制的浪潮中催生的。百姓日用之学的本意是在生活领域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它的发展又对封建伦理起了削弱的作用，最后成为顾此失彼的双刃剑，其根源就在于对“物”的伦理化。 中国人对“物”构成世界的理解，与西方迥然不同。例如五行说，《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是中国人对世界生成的看法。若论对单个元素的看重，与古希腊相似，泰勒斯提出“水”，赫拉克利特提出“火”，等等，都是有关世界本原的看法。但中国并不像古希腊那样，从单个物质追究世界的本源，而是讲究金、木、水、火、土的关系。这五行即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金(铁)能砍木，木能扎进土，土可堵水，水可灭火，火可熔金。一物制一物，绕行一周是个连锁的圆。相反则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木有赖水而生，木燃烧生火，火烧成灰土，土中有矿生金，金熔化成液体生水。一物生一物，也是一个连锁的圆。如此相反相成，周而复始，都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这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循环史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有柳宗元的《封建论》表现出进化史观，但循环史观长期占据正统的地位。每逢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示崇尚的不同，要的就是一物克一物，以示今朝胜前朝。从自然代谢推向人事兴亡，自然观与历史观合而为一。对天、对人、对物、对世界的认识充分伦理化，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特征。 三、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至天道运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养性，无不以伦理为本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概以伦理为出发点和归宿。伦理在中国，内化为修己之道，外化为治人之政，已超出一般意识形态的范畴，形成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即礼治秩序，这是礼俗社会的实质。 礼俗本于生活，但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古人所谓礼始诸饮食，本于婚，揭示了这一文化形态是从饮食男女的生活习惯中起源的。礼的雏形，成型于氏族社会的祭祖仪式，商代人将其神化。祭祖的重点是祭君主的祖先，只有君主的祖先才能聆听上天的意旨统治人间，并按照与君主血缘的亲疏远近，界定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使得原始的礼注进阶级统治的内容。周代形成系统的典章制度，以嫡长制为中心确立宗法制和分封制，用以维护贵族内部各阶层的特权，包括爵位、权力和衣食住行、日用器物的享用。“礼者，别尊卑，定万物，是礼之法制行矣。”(《礼记·乐记》孔颖达疏)礼同权力、财产的分配和日用消费结合在一起，展开法制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联系。春秋战国经过“礼崩乐坏”的震荡和孔子、荀子的再造，建构了系统的礼教学说，强调人不学礼，无以立身处世，因此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设立以礼为中心的六艺之教，教育及诲人概以礼为重要内容，使得法定权利与知识教育、道德修养融为一体。 礼制是王朝钦定的器物分配制度。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式条文，规范和统御人们的物质生活。所以，礼在中国不仅是道德信仰和思想观念，也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人际交往的规范。日用器物对消费者来说兼有物质待遇和精神待遇双重价值。早在先秦时期，荀子就为这种分配方式提供了理念：“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王制》)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量物，道德表现、社会地位与财禄器用相应相称。权力通过日用器物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这是社会模式，也是文化模式，正如司马迁所说，礼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12)管天、管物、也管人，这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高度契合的形态。 对于“风俗”，中外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和阐释。古人称之为“风俗”的，今人称之为“民俗”，这一字之差，表现了中国风俗的特色。“风”，出于《尚书·说命下》：“咸仰朕德，时乃风。”后世解释为“风，教也”。“俗”，郑玄在《周礼注》中释为“土地所生，习也”。所以风俗在汉语的语义中，带有对“俗”进行教化的寓意。这才有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礼记·曲礼》)突出以礼治俗的统治思想，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为政必先究风俗，观风俗、知得失，这是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帝王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在制定国策时作为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治理风俗的经验。 现代民俗学使用的“民俗”话语，是西方在19世纪形成的一个新概念，与中国的“风俗”观不尽相同。民俗虽然在各个民族中都有漫长的历史，但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直到18、19世纪之交，民族主义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兴趣，才引起对风俗习惯和信仰仪式的关注。1864年英国的古生物学家汤姆生创造出“民俗”(Folklore)这一由民众(Folk)和知识(Lore)组成的新词语，随后才有民俗学的诞生。即使如此，仍然有人视其为不登大雅之堂，打入另册，如在日本称为“土俗学”，在美国与“赝品学”同义，这类名称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这是又俗又土的学问，是专指下层的、民间的习惯。若从研究的内容来说，确实如此，但从学科来说，以土俗和赝品相称，反映了鄙视下层文化和土著文化的精英观念和殖民意识，这与中国重视风俗的传统很不相同。概念不能取代内容，但概念却能影响资料的取舍和阐述。 所以，礼与俗，无论就其社会功能还是文化属性来说，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礼从宜，使从俗”。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和道德准则，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和强制性的力量，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所以礼虽然起源于俗，却高踞于俗之上，成为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主流，其涵盖面之广，几乎成为中国文化的同义语，而在西方思想史中根本找不到与“礼”相似的语词，这是有别于西方，从中国社会土壤中形成的特有概念，理应成为本土社会文化史的重要概念。 柳诒徵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画分”。(13)这是中国特色。与此同时，社会学家费孝通经过社会调查，写成《乡土中国》一书，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思想家经常运用礼、智、仁、义、诚、信、和、中庸等概念，其中的礼，不仅是思想观念和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更是唯一经过现代社会学家论证的，具有涵盖社会上下、贯穿精神和物质、得到全国各地最大范围认同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