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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应用与实践 近日在日本京都发生了疑似“碰瓷”事件。事件真相公布后，才知道结果是发生了真实的撞车事件。之前宣布“提醒大家当心‘碰瓷’讹诈”的当地居委会机构对此事公开道歉，并将处理相关人士。这个事件对口述史研究来说是很好的材料。在口述史研究方法中，有一个叫“罗生门式技巧（Rashomon-liketechnique）”。它的方法即是围绕一个事件对多个当事人进行访谈，根据他们的叙事，阐明该事件的“多元性事实”。[26]通过这个研究方法，可以了解一个事件的多种叙事形式、从多种视角对一个事件的认识和看法，同时也可以探讨这些叙事的意义和其背后原因。 比如，对于“碰瓷”事件，当初中国网友在微博上发布，称“一名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讹人10万日元”。接下来，中国的某个媒体人援引京都当地官员的话，称“日本京都的‘碰瓷’是真的”。随后，出现了各种关于该事件的叙事。有的目击者被采访时说：“虽没看见场面，但警察过来询问当事人，估计真的发生了撞车事故吧。”也有的中国网友说：“出国丢中国人的脸”，也有的日本网友说：“中国人碰瓷，中国人不文明”等。 通过分析各个叙事，可以了解该事件的多面性或“多种现实”，同时可以探究各个叙事的内涵及背景（如日本人对中国人及其行为的偏见、“丢脸”与在中国发生过的“碰瓷”事件的关系、中国游客旅日及“爆买”等）。可见，口述史研究方法通过访谈方式，可以展示出围绕一个事件的“主观性事实”，也可以分析一个事件背后的社会意义。 再者，我在访谈上海日侨时，经常听见一个说法。即是60、70年代最初接触到中国的日本人几乎都是“左派”或接近共产主义的人。这个说法可以说是“主导性叙事（masternarrative）”，是在某个时代或社会流传的有着支配性的叙事。之前，我曾对一位老年人访谈时，询问这个说法的真实性。那位老年人承认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同时承认自己也是倾向于“左派”的。我进一步询问个人原因时，那位老年人透露在郁闷的青春时期看到了八路军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之后，加入了“中国俱乐部”。[27]这说明在主导性叙事下也许存在被隐藏的个人叙事。个人叙事并不一定与主流叙事相反，反而有时候它接近于主流叙事。总之，口述史研究通过访谈方式，可以阐明在特定历史与社会上的个人叙事，也可以探讨它与主流叙事之间的关系，从中得出个人叙事的独特性和主流叙事的产生过程。 五、结语：口述史应用在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可行性 口述史是通过访谈倾听“普通人的声音”，从而揭示被传统史学忽略的历史与历史事件的另一个侧面。对于口述史的研究目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口述史重现和印证历史，追求“历史真相”。作为跨学科的“方法”的口述史已经脱离历史学的一分支，而主要探讨人们的历史意识怎样形成，普通人如何理解他们的过去，个人的经历与社会背景如何关联的，他们的过去怎样融入到“当下的日常”等问题。简言之，就是从“是什么”到“是为什么”，这样的视角转变，促进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口述史应用。 因此，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上也可以应用作为方法的口述史。实际上，对于研究对象，口述史的观点是与一些民俗学者的看法似乎一致的。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对于研究资料分为三种：可视的材料、音声的语言资料、通过最微妙的心意感觉的表达才能理解的部分。[28]他认为在研究上最根本的或最要看重的是“心意感觉”（即是生活观念）。这种研究视角与口述史的研究维度，不谋而合。 笔者认为尽管口述史在史料性质（客观性问题）、运用操作上（“副语言”与口述史料的“文本化”等问题）存在待解决的问题，[29]然而对研究“当下的日常”现代民俗学来说，口述史的“从下而上”的视角和关注普通人的经历与记忆等特征，在方法上提供新的视角，也许会在研究领域上开拓出新的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