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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和日记 口述史是一种记忆，一种历史追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图景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口述史。对这种口述史来说，现有的个人记忆和个人历史记叙未必能有直接的助益。费格斯着重提到了两种个人性记忆形式与口述史的关系，一种是“回忆录”，另一种是“日记”。对口述史来说，日记要比回忆录有用一些。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国际间“冷战”模式的意识形态对立影响着出自苏联人笔下的回忆录的写作形式和内容特征。一九九一年以前，在苏联出版或由档案馆收藏的回忆录，除了一九八五年后出版和新闻开放期间的一些作品之外，很少有涉及私人和家庭生活的。 一般回忆录都是以公共性“大事件”为脉络或主线结构，而私人思想和感觉只是在与这些“大事件”有直接联系时，才偶尔有机会进入回忆录叙述。因此，回忆录对许多读者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偶尔提供一些官方史所不提及或刻意隐去的“细节事实”，而这些细节事实则也是因为对“大事件”有说明作用才受重视。 移居或流亡在西方的苏联知识分子写过一些回忆录，目的往往是向世界揭露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的生活状况。从“冷战”高潮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读者关于斯大林统治的认识多半来自苏联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回忆叙述。这类叙述着重表现人在逆境下顽强存活和向往精神自由。这种以精神自由抵抗专制统治的道德决心在一九九一年以后则作为“民主战胜专制”的序曲而更成为许多别的回忆录所不断重复的主题。这一类回忆录往往也是跟着“大事件”在走。 三十和四十年代，很少有苏联人记日记，记日记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谁被逮捕了，第一个被没收的就是私人日记，日记中的材料，流露的思想和感情可以被解释或穿凿附会为置人于死地的罪名。即使是那些记日记的人，写的也大多是流水账。在苏联时代出版的基本上全是知识分子的日记，这些日记用词谨慎，四平八稳。一九九一年以后，更多的日记浮出了水面，包括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日记，主要是通过莫斯科人民档案馆的帮助。总体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非常少(当然前克格勃档案中肯定还有尚不为人所知的)。现有日记的普遍问题是“苏联式套话”。这种语言现象在乔治·奥维尔的《一九八四》中有生动描述的“新说法”(Newspeak)。苏联制度的维持离不开它的意识形态和程式化语言。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没法在这种语言之外形成和表述思想，而这种语言中的思想和感情则可以自动地与统治权力的意志保持一致。由于绝大部分日记的“苏联腔”，“在不知道作者为什么这么说(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信仰或时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很难对日记做出解释”。 苏联国民性的心灵实录 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相当关心“苏联国民性”问题，他们从文学和私人写作文本(尤其是日记)中观察极权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宰制和塑造普通苏联人的内心生活。他们的发现除了令人想起奥维尔的《一九八四》，还令人想起德国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中对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语言的分析。费格斯在《耳语者》中所涉及的许许多多人物身上都留着“苏联国民性”的印痕。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那些原本是由外力强加的说法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常态，变成一种集体性的“苏联心态”。 《耳语者》特别关心的那种“苏联心态”不是指有些人戴上政治面具，为个人前程而争取进步，而是指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当传统的价值观和信念被中止、被压制的时候，苏联心态便占据了人的意识空间。人们接受这种心态，与其说是为了‘当苏维埃人’，还不如说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像‘富农’子女争取入党入团那样，融入苏联制度对许多人(包括斯大林统治的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生存之道。他们不能不在自己心里把怀疑和恐惧淹没在沉默之中。如果他们让怀疑和沉默在自己心里发出声音，他们就无法再活下去。”他们不仅不敢对他人说，斯大林可能错了，他们甚至对自己都不敢这么说。 生活在极权恐惧中的人们，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对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保持沉默。这种沉默不只是“不做声”，而且更是加入谎言世界，“诚心诚意”地拒绝真实。由于这种“诚心诚意”，当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人民的敌人”时，一家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说服他去接受这个判决。一旦苦难失去了“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受难者便不再可能独自承担苦难而不陷于绝望和疯狂。这时候，他们自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感情和理解上全身心地投向加害者一方。费格斯提到这样一位“富农”子弟，他因家庭出身的污点而被定为“人民之敌”，流亡多年，但一辈子都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说：“相信斯大林是正义的，……这至少让我们可以接受受到的惩罚，让我们可以免除(来自内心的)恐惧。” 口述史与其说是“写”出来的，还不如说是“谈”出来的。那些流露在交谈，尤其是彼此有基本信任关系的交谈之中的内心想法很少有写在斯大林时期的日记之中的。思想的强制和思想的自我审查是一对孪生姐妹，而在意识形态上四平八稳的语言便是他们共同的“后母”。这是口述史在苏联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像一切与人的不确定记忆打交道的历史研究一样，口述史在研究方法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像俄国这样经历过专制统治的国家，做口述史就更困难，因为长期形成的苏联心态已经变成一种几乎代代相传的国民性。人们不仅久已习惯窃窃耳语，而且他们耳语的历史事件往往更是一层迷障套着另一层迷障，变得极难用真实的尺度去衡量。 在《耳语者》的材料收集过程中，费格斯发现，许多年纪大的受访者对着录音话筒说话，有明显的忐忑不安。录音本身就成为一种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因为它令人想起的是克格勃警察的采证手段。许多苏联人早已因为长期的惧怕、羞耻和忍耐而学会压抑一切痛苦的回忆。他们从来不对自己发问，很少回想往事，“让过去的过去吧”成为他们的一种心理定势，或者自称是一种“豁达态度”。 对于许多这样的苏联人，受访和贡献他们的口述是一件令他们惊慌不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口述史并不是直接记录下受访者的口述，而是在对话、探询中问来问去地挤出来的。做口述史的历史学家在自己心里有一个方案，但却同时也随时准备根据受访者的具体叙述修改这个方案。在取得口述材料后，还需要根据可以得到的书面材料(家庭或公共档案材料)对比、核对和筛选。 不仅是历史学家得益于这种面对面的口述史交谈，受访者也同样如此。许多人在斯大林统治下都曾有不错的事业，从未想过自己在一步步上升的关键时刻曾付出过什么样的道德代价。还有的人不愿意提起那些令他们感到羞耻的往事，会在过去的可耻行为之外加上一些额外的善良动机或高尚信念说明，久而久之，自己都弄不清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对这些人，口述史采访至少给了一次重新思考过去的机会。 《耳语者》实录了苏联家庭和个人生活的内心世界，这与宏观和公开可见的历史素材有所不同。《耳语者》的基本素材来自好几百个家庭的私人材料，包括信件、日记、个人文件、回忆叙述、照片、实物。这些珍贵的材料都是人们在斯大林时期偷偷藏起来的，是口述史研究者从历史中打捞出来的记忆碎片。正是由于它们的碎片性质，有许多部分都不可能纳入一本“书”或一部“著作”的人为“完整”叙述结构中去。完成《耳语者》一书本身并不是打捞这些口述史碎片的目的。保存这些历史碎片、记住它们代表的那个时代，要比写一本历史著作来得更为重要。为了尽可能保存原始的口述材料，费格斯特地建立了一个档案馆。这批口述史材料也可以在网上取得(http：//www.orlandofiges.com)，包括采访录音和录音文字记录，是目前关于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资料的最大实录收藏。 (Orlando Figes，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London：Allen Lane，2007) (原载《读书》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