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年代初期处于风雨漩涡之中的俞平伯 【口述者 王平凡】1921年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1950年赴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5年至1964年，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至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1983年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1985年离休。兼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等职。 ■重要提示 ■因为俞平伯先生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有的人不同意把他定为一级，何其芳反复说明做了工作。 ■文学所党组织经过学习讨论，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到了俞先生所在的文学研究所，相对来说还是锐减了许多。 ◎口述者 王平凡 ◎整理者 王素蓉 ■何其芳主持评职称 是否“一人说了算” 王平凡老人曾经长期担任文学所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文学所建所以后的整个工作过程比较了解。笔者闲时多次和王平凡老人长聊，老人说了不少文学所旧事。前些天王平凡老人告诉我，最近看到李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又一次提到何其芳评职称事，其中一些提法让人觉得不妥。 王平凡老人追忆了当年的工作情景： 《学者要勤于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3月17日第12版，作者李文）是一篇好文章，我作为一个学科组织工作者，很受启发。但文中提到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一人说了算”，这种说法使我感到不安。作者说：“钱钟书当时四十出头，评职称时著作只有《谈艺录》，何其芳认为他够一级研究员的条件，于是就给他定了一级研究员。”“当年，何其芳在评职称的事上为何‘敢’一个人说了算？这当然因为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学术权威。”这种说法，已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我又想到，2007年5月23日文艺理论家陈涌给我来信，信中说：“前些天从《报刊文摘》看到一则有关过去文学所评职称的叙述，尽管是好意，但说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大家都没意见，这简直是胡编……”他从报上剪下来（《简单的公正何其芳主持评职称》作者吕微）贴附信后给我。陈涌同志当年任现代文学组组长、学术委员、党总支成员，他参加了评职称全过程。他希望我能排除顾虑，实事求是地介绍文学所评职称的情况及其他重要问题。我当时有病，未能如愿，感到抱歉。现就文学所评职称问题，作简要叙述。 1956年是我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月14日-20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他强调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评定职称、升级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政治标准，主要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另一条是学术著作，即在本学科中的成绩和贡献。由此文学所开始评定职称，当时由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副所长何其芳向全所作了传达，学术委员会作了认真讨论。会后，在郑振铎、何其芳两位所长领导下，由毛星和我按照通知的要求作具体准备，组织部分学术委员阅读科研人员论著，了解中科院某些研究所、北大、清华等单位与我所学术相当的评定职称、级别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名单，并向所领导作汇报。 我们根据两位所长的意见，修改了内部定的名单。一级研究员3名：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自己改为二级）；二级研究员9名：孙楷第、余冠英、王伯祥、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缪朗山、陈涌；三级研究员5名：力扬、杨季康（杨绛）、罗念生、毛星（原定为二级，毛坚持改为三级）、贾芝等。 当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三番五次，调查来调查去，最后和本人见面。在讨论时，对钱钟书定一级研究员，没有争论，一次就通过了。评俞平伯一级研究员，就难一些。因为当时刚批过《<红楼梦>研究》，大家火气很大，要给俞先生定为二级研究员。据陈涌回忆说：“何其芳在会上公开表示，把俞先生评为二级，给我评为一级，我是他的学生，而且都在一个所，老师是二级，学生是一级，这是不行的。当时他说这话起了一定作用。何其芳比较冷静，这给我印象很深。俞先生定一级研究员本来也是应该的，当时我还很年轻，已经评为二级了。俞先生如跟我一样，不是太滑稽了吗？祖宗三代呀，他应该是我的祖父辈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清楚是不行的。” 名单初步确定后，召开学术委员会讨论。有的学术委员不同意俞平伯定为一级，因他刚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后经何其芳反复说明，并报中宣部批准，才定为一级。 这次评职称主要根据论著评定的，著名翻译家杨绛、罗念生、吴晓铃、贾芝等职称略低，大都因为论文少，吴晓铃选注《西厢记》，并协助郑先生主编《古本戏曲丛刊》，不算科研成果。贾芝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也不算科研成果，被评为研究三级，而只能算作副研究员，直到“文革”后才定为研究员。 当时评定职称的对象，大部分是从北大、清华等中、外文系调来的，其中有不少是郑先生的老朋友；何其芳从有关部门调来一批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员。对每个研究人员的评定，是充分听取学术委员会讨论后的结果。所党组织特别尊重郑振铎所长的意见，绝不是何其芳个人说了算。 当年文学所评定职称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作风，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