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年钱钟书致王平凡的信笺 ■ 钱钟书有“历史问题” 为什么还定为一级研究员？ 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中，多次提到文学研究所领导认为钱钟书有“历史问题”，但为什么还给他定一级研究员？这引起了一些读者疑惑不解。为此，笔者特向王平凡老人作了访谈，下面是谈话摘要。 问：《听杨绛谈往事》（以下简称《往事》）中谈钱钟书“历史问题”，你知道吗？ 答：《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刊登了《钱钟书与清华“间谍案”》一文。有关领导也向我做过调查，我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作了回答。《往事》中增添了不少所谓“新”的事实。这些事实我用不着一一去谈，我只就我了解的情况作些说明。 我是1955年调到文学所，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为了更好地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必须了解研究所的全面情况，特别是科研人员的思想情况。何其芳在给我介绍科研人员情况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谈钱钟书、杨绛夫妇的情况，说钱钟书在解放前，受郑振铎先生影响，从事进步文艺活动，参加编辑《美国文学丛书》，并参加了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活动。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逃台湾。郑先生听说台湾大学聘请钱钟书、杨绛夫妇教书，他赶紧给他俩写信，劝他俩留在内地等待解放。据钱先生说，他俩原打定主意不走，得到郑先生的信更加坚定下来。1949年上海解放，他谢绝了英国某大学之聘，及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位，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母校清华外文系教授。“他俩是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何其芳的肺腑之言。 我曾听到所里、北大对钱钟书的“历史问题”有所议论，要求何其芳能具体给我谈一下。他回答说，钱钟书先生调到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参加翻译工作时，是经过中宣部严格审查过。党对钱先生是了解的，信任的。何其芳对知识分子工作十分重视，一再要求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做到在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在工作上充分发挥作用。 问：你看过钱钟书的档案吗？ 答：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档案由中宣部管理，所里没有他们的人事档案。我在文学所工作多年，从未看过钱钟书的档案。 问：1956年，高等教育部为准备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编写了一份《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重点分析的就是两种类型的“中间分子”和“反动分子”。作为“中间分子”，点了北大教授王瑶、傅鹰的名，并描述了他们复杂的历史和摇摆的思想状态。作为“一般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的反动教授”，特别列举了钱钟书的各种“反动言论”。这份材料表明，党内一些部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保留。我想知道，对于《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文学所领导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体制问题。 文学所于1953年2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附设在北京大学。周扬同志和北大领导商量决定：北大负责文学所办公、宿舍、工资，及一般党团组织生活。文学所的方针任务、科研规划、高级知识分子的管理由中宣部负责。文学所党组由中宣部批准，何其芳任组长。北大和文学所这种关系说明，文学所和北大在实际工作中，不是领导关系。高级知识分子的评定职称、人事档案等，都由中宣部管理。1956年文学所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直到“文革”前，都是如此。因此，何其芳认为钱钟书的历史没有向北大组织谈的必要。我刚到文学所，何其芳就对我讲，中宣部对钱钟书是了解的。至于《调查材料》中那些问题，是否征求过何其芳或其他同志的意见，直到1956年我们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精神时都没听说过。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所党组织和党支部学习中央文件时，大家结合文学所科研队伍实际，作了具体分析，一致认为文学队伍是好的，没有一个人认为钱钟书“思想反动”。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通知。由郑振铎、何其芳两领导提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一致同意定钱钟书为一级研究员。这对钱钟书“历史问题”的种种议论，我想是最好的回答。 文化大革命后，钱钟书的历史问题，经过内查外调，并与本人核实，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何其芳同志为文学所树立了好的学风，鼓励大家实事求是，认真做学问。他对老专家充分信任和尊重，妥善安排工作，而且在生活上热忱关心。特别在历次运动中，保护了广大科研人员。对俞平伯、钱钟书等先生的保护和信任，就是最生动的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