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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口述史的人类学 人类学家对于口述史，确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门学科的“正宗”，是对于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怎么研究没有文字的人民？人类学前辈想了一些辙，其中最主要的，叫做“参与观察”，就是亲身去看、去体会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生活。 人类学家在田野里面对的是有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的所谓“当地人”。公共活动，包括很多方面，大体上说，有冲突构成的公共事件，甚至战争，有年度仪式，这些活动牵涉到“当地人”的整个社会感，能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调动起来。人类学家也参与到“当地人”的私人生活里，对于他们的人生礼仪，亲属称谓，生老病死，婚姻，生子，吃饭，生产，都花费时间去研究。人类学家从事研究时，注重超常的公共活动和日常的私人生活，想从这里头总结出一套有关社会生活的看法。 人类学家把对以上方面生活的考察，叫做“参与观察”。“参与观察”虽说被强调得很多，但不一定是人类学前辈田野工作的真实内容。进行实地考察的，不乏有沉默的学者，不过，多数人类学家以“能说会道”为田野工作的诀窍。“参与观察”中的“观察”，是靠眼睛，而要实现“参与”，不说话，那可不行。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我们不能光看东西，光考察事件，而缺乏了解“当地人”的解释。人类学家用眼睛看，用嘴巴讲，用耳朵听，交流是本分。他们去田野，先跟“当地人”学习方言，掌握了一点关键词之后，和被研究者渐渐熟悉起来，会问到被问者的名字、家庭等等，人类学家要掌握人对人的称谓，除了明确的名字，还有怎么形容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是姐妹，是夫妻，还是别的，还要问到他如何称谓世界万物——如怎么称“树”，假如是在英国，“当地人”就会说，那叫“Tree”。通过人与物的词汇堆积，人类学家学习当地文化，形成一套关于社会生活与认识的理解，通过研究“当地人”左邻右舍的称谓，我们对他的社会机制有了了解，再从血统关系、地缘关系（包括通婚关系）的梳理，领悟当地的社会组织。 人类学家认为做这些工作，为的是理解当地的社会基础，要解释更高层次的公共生活，不理解这个基本层次是不可能的。口述调查，是理解这个基本层次的窍门，但人类学家很少这么说。 再说，有实地调查经验的研究者必定了解，人类学中最基本的是亲属制度研究，而亲属制度研究，则又是对一种血缘－地缘合一的社会历史意识的研究。社会历史意识是通过嘴巴讲给我们听的。被研究者的祖宗是谁，前辈是谁，老婆是谁，丈夫是谁，孩子是谁，左邻右舍是谁，亲戚是谁，他们认识的人都是哪些类别，我们问这些问题所得到的答案，要么与活着的人有关，要么与死去的人有关，可没有不跟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的。 人类学家是谁？有了上面这个铺垫，我斗胆说，我们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试想我们20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前辈们用的法子——他们比西方人类学家更敢于诚实地承认，其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召开座谈会和进行访谈，而无论座谈会还是访谈，都属于口述。 在人类学的西方“正宗”，口述这种方法也是普遍的，只不过，“正宗”人类学家兴许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的研究不基于没有“实在证据”的口头言论，因而才努力将自己与口述史家相区分。事实上，研究所谓“没有文字的人民”，不跟他们说话，怎么了解他们的做法和想法？怎么能如民族志方法奠基人所说的那样，“从土著观点出发”？显然不可能。所以，人类学不免就是口述史，不承认这个就不大体面。 将人类学等同于口述史，会遭受同行的指责——我们这门学科不是那么恢宏吗？怎么可能等同与小小的口述史？ 的确，人类学不等同于口述史，而更多地想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套本来也是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到的材料，这些概念，如亲属制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等；套了之后，人类学家还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科学”，而“科学研究”有物理学模式，有生物学模式，人类学家借鉴这些，造就了结构、有机团结等等概念，自以为摆脱了小小的口述史的纠缠了。然而，人类学家不能太自信，试想，当他们遭遇历史学家责难时，怎么办？人类学家总会转而强调口述史是自己的长项，而且比只研究有文字的士大夫的历史学家高尚，更有独到之处。举个例子说吧，前些年几位历史学家参与几位海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一起去了一个村子，历史学家到了村里，忙成一团，四处搜罗写有文字的纸张，人类学家镇定自若，仅仅去拜见了几个老乡，聊了聊天。回来，双方互相讥笑，一方说：“嘿嘿，我们找到了如此之多的文献，瞧你们这些无能的人类学家，啥资料没有，空谈一天！”；另一方反唇相讥说：“你们这帮没有见识的历史学家，就以为文字才是资料，不知道文字也是活人写的，是骗人用的，你们被骗了，哈哈！”（故事情节被我说得比较生动，其实对话双方都比较友善，特别是没有如此狂暴）。怎么理解这个争论？这争论与以上提到社会学家的“土改”口述史调查引出的争论是一样的。这令人想起，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与年鉴学派史学的争论，老列老是运用神话，而史学家说，这样不行，神话不足为据，老列却说，神话比历史更真实。如今“田野”替换了神话成为人类学这个足球场的“守门员”，假如没有“田野”，人类学家就好像没有存在必要了。当历史学家讥笑我们没有搜集到文献时，我们多伤感啊——我们的专长不恰是研究没有文献的民族吗？ 人类学家有的为了兼容并包，而把自己视作口述史的把门人，有的自以为远比口述史研究者高尚，而极力将自己区别于口述史专门家，有的为了解除尴尬，说自己的口述研究法比文字研究法更接近真实。而无论如何，他们的学科，左左右右，都与“口述史”这三个字有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大体的潮流又是，他们渐渐地离口述研究法越来越远。原因何在？首先是一些研究文明社会的学者，他们认为，为了理解有文明的国度，人类学家应挣脱“参与观察”的桎梏，更多阅读文献，进行历史研究，“采访死人”；其次，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特别是眼睛与耳朵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带颜色的，“观察”不过是涂色，耳朵即使再好，也不能听见“土著”说的话的“弦外之音”，加之，“土著”也不是不会说谎，不会编造谣言的，所以怎么能说口述史就比文字史真实？人类学家一时没了主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