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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史 口述史这种东西，远比固定化的文字灵活机动，总是跟“现场的人”相联系，从一个不怎么被传统历史学家喜欢的侧面，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历史就是现在。而当口述史被称作是“口碑史”时，也使人想到，“口碑”二字中主－客合一的含义，“口碑”既指口头说的事和人，也指人们对于这些事和人的道德评价。一个人有“好口碑”，有“坏口碑”，“碑”是一块不朽的石头，记载了历史，也言说了道德。所谓“口碑”，意义接近于“史德”。而口承传统这两个层次上的意义，就更加浓厚了。口承传统与仪式紧密结合，所表达和展演的，恰是历史与道德。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人生活在一个既有实践又有心灵的生命史历程中，他的举动，他的经验，与他的动机，与他的心态，都不是可以随便分割的。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似乎人是一种极端自我、利己的动物。其实，人又何尝不怕“口碑”，在“口碑杀人”的阴影下过一辈子呢？ 上面说到口述史、人类学与口承传统，要理解这些东西，对人与叙述之间的这层关系，先要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我不曾专门研究口述史，却结合过这一方法研究过人生史。我所指的是“life history”。这个概念，可以翻译成“生命史”或“生活史”。我对它的研究接近于传记，就是追溯一个人物的人生，从其生命之初开始，说到他的结局或我认识他时的状态。有些人用“life history”来研究人生历程的某个阶段，如成家阶段，而我则深感若是这样，那“life history”就成了“life course studies”了，其实，“life history”必须是看人物的人生整体，所以，我选择将这个概念翻译成“人生史”。 进行人生史的研究，还是先要竭尽全力搜罗关于所研究人物的文字记载，包括零散的传记、自述，包括涉及被研究人物的所有文字，甚至包括族谱和户口本里的文字。 假如被研究的人物健在，那么，就为人生史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研究机会。我们可以在不断地与被研究的人物进行口头交流中，穷尽他的人生历程，并理解他对这个历程的看法。而因人类学家多关注健在的人物，且这些人物因生活在“小地方“，而不大可能成为闻名遐迩的“名人”，其人生历程，不可能有充分的文字记述。因而，我们的人生史研究，便要大大依赖于口述史。对于被研究的人物自己的叙述，我们要关注，对于别人对他的评价（即所谓“口碑”），我们也要关注。 人生史对象的人物，不是漫无选择。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选择的是闽台两地两村的几位地方头人。想到研究地方头人，有个过程。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家乡，做田野时，首先感到，我的第一要务是要形成一套能够成为你的家乡的“陌生人”的方法，因为我考虑到，只有用陌生人的眼光才能看清楚我们熟悉的人那些司空见惯的事儿。为了形成“陌生人的眼光”，我从事家乡研究就采取“地图式”的历史研究法，试图像画地图那样来画出我家乡的一张一张的“历史地图”，使我能跟亲友形成一定的距离，是我对这座城池的理解，不至于落入“当地人的框套”里去。这种“地图式”的方法，有其优点，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它不是深入地触及人与人交往的“亲密层次”。 对于地方头人的兴趣，也偶然地形成于博士论文研究期间。当时我虽然特别重视历史人类学，但结识了不少家乡的文史专家，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家乡那个地方一位老人的故事。这位老人曾是菲律宾华侨，20世纪50年代归国担任市长，一生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他在位期间及退位之后持续地秉持地方公正的那些。这位老人从“文革”期间就用巧妙的方式保护了许多文物，特别是宗教寺院，关于这些事迹，都在家乡流传成为“口承传统”了。 1991年我开始从事农村研究，也发现了这种人物的存在。我研究的一个山区的村庄，有这样一个人，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过官员，而后来他人生坎坷，在20世纪80年代后，重现于地方舞台，成为人们景仰的人物。认识他，是因听村民说，要了解村庄的历史，非找他不可。对他进行村庄历史的口述史调查，使我震惊：他这一个人的人生史素材与“说法”，居然远远比我采访其他所有村民得到的材料还丰富。村子三千多人，除他之外，其他人对这个村子的历史，如果不是全然无知的话，那也是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无知。人们总是让我感到，他们稀里糊涂地说他们的祖宗是几代前移过来的，后来的事儿再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就去找这个人们推荐的老人，才大开眼界。“土改”时，他16岁，因出身长工而积极参与；“土改”后，他一直是那个村庄的头。开始，他是具有正式身份，同时也得到村民的认同的，是一种被承认的权力的化身，我们一般称这种人为“权威”。1958年前，他的人生比较顺，官至区长。而1958年后，则出现重大人生转折。当年“大跃进”，村与村之间争夺生产工具，竟然导致械斗。当时他是公安，有人说他利用身份召集械斗，事后还包庇自己的村人。他因此入狱，受了不少苦。在监狱里他认识了一位道士，从他那里获得了丰富的关于风水、算命术之类的知识，开始对我们所谓的“民间宗教”特别感兴趣。此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此人过着淡泊的日子，但村子里有事还是找他“出头”。到了1987年，村子里开始议论复兴村庙、祠堂之事，他是最热衷的。为了通过复兴村庙、祠堂，把自己的村庄再度组织起来，使村人获益于公共象征，他耗费了大量精力。历史不乏有偶然：假如他不被关在监狱里与道士同住，那么，他也许就不可能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村子里的“宗教事务”的引领人。可偶然后面也有必然：假如被关的不是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挫折感，以至于他对“命”这个字有了那么深刻的理解。而我选择研究他，是因为在从他那里了解村庄历史的过程中，我与日俱增地坚定了一种信念：他的人生史就是村庄史。村庄的历史从明初开始，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他不可能从那时起开始活到今天。他的人生史，充其量可以从他出生那年算起。怎么可以说这就是村庄史？我从以下两个层次来理解这点： 其一，作为当地头面人物，他的人生史集中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村庄的历程； 其二，他身心承载的历史，担当的过去，与他所处的家族之历程息息相关。 研究这样的地方头人，使我意识到，过去人类学那种只重“制度”不重人物的研究法，不能使我充分理解我在村庄里认识的人物。 关于这样的人物的人生史，人类学做得不是很够。人类学里留传的研究方法是对集体的、共同体的、社会的整体研究。这样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是缺乏“传记深度”，将之排斥为“个体性叙述”。人类学家寻找的是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这个村庄那个村庄，研究的是这些“时空坐落”里的制度形态。为了做这种工作，学科要求我们跟每个“当地人”接触，而不允许我们只跟一个“当地人”交往，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想主张，大家未来只需做一个人的研究；我深知，人物研究，也是要在大场景下展开的。我的意思无非是说，这种要求我们跟所有“当地人”接触的方法，不一定可取。就我看到的事例，我以为，接触更多“当地人”固然是应当追求的，但我们对于“当地人”口碑中的人物，不能不多给予更多关注。对这样的人物的人生史进行深度的文献、口述史与“口碑”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人的社会生命及这一生命的起伏。 关于这点，还有不少需要解释的事，只好待未来解释。若集中于今天谈的口述史，则还是有一两句话要先说。以往存在的口述史研究，多用一个外在于被采访人的事件框架作为“切割人生”的手段，让被采访人谈他在某个大事件中的经历与看法。不是说被采访人与大事件无关，而是说，这样做的话，口述史研究就容易忽视事情的另外一面——大事件中的经历，不过是人物的人生史的一个部分。只关注大事件，表明我们对于所谓“不起眼的人物”（被采访人）自身的意义体系并不尊重。我以为，口述史亟待纠正其“切割人生”的错误，亟待对于“口述者”的人生史整体来展开研究。为了做这样的研究，我们不能将口述史视作惟一的可能。为了理解人生史整体，口述史不过是包括文字史在内的若干方法中的一种。而对于我们理解人物的人生史，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界线的模糊化，也有不少启发。我要反复强调的是，人生史与任何历史一样，既是人生史自身，又是一种“口碑”，一种“史德”，它在社会中有其丰富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