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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改” “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试史”研究计划动员了一批年轻学子，他们将对亲历20世纪5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民主改革”的人物进行口述史与文字史的综合考察。课题将围绕“民改”这个“事件”展开，属于“事件史”的范畴。不过，为了使研究不至于重复没必要重复的工作，选择以参与“民改”的当地头人与外来人物（如民族学家和有关工作负责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对于事件是否还会有清晰的记忆？他们所记忆的，是否比我们在文字史中所见的丰富？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然而，我认为，相比于漫长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不算长；若无意外，事件亲历者当时正当年，现在处在老年阶段，记忆虽则可能模糊了，但“民改”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不可能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烙印，他们也不可能不深刻感受这个烙印的影响。 关于“民改”的起因、过程、结果，正式的文字记载至为大而化之，未能充分展现这个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历史动态”。这就使口述史研究成为必要。而侧重于口述史，也使我们能够将一个历史大事件放在不同人物——如土司、民族学家、工作队员、士兵、干部、商人、百姓——的人生史中考察，从其在人物人生史中的地位，来反观“民改”的历史相貌。 口述史不得已总是要从历史和人生的总体时间中切割出诸如“土改”、“文革”、“上山下乡”、“民改”这样的块块来，以便集中分析。不过，只有在方法上更尊重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性，将之视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体”，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口述史。 我们将采访的人物，可以说是历史中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记载着历史。将他们的人生视作一切，会发现口述史的一个新境界。尽管课题的起点是历史大事件，而该时间与政治史关系更为密切，但课题研究者若是能暂时地忘却“事件”，而将采访焦聚于人生，则所获资料将出乎意料地丰富，具有说明性。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诀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内心理解历史；对所研究人物的所有语音进行细致的记录，即使是语法、词汇、发音不准确，即使是言谈中为了表示疑虑、警惕、不屑以至虚伪的沉默，一一记录，都会有收获。 我敢断言，这个课题将触及的故事，都远比流行小说丰满，而研究者却不以写小说为己任。细致入微、不加修饰的记录，使我们不能成为小说家。但这却能表现我们对于历史和人生的起码尊重；能表示，这样的细节所堆积起来的人生，其意义与价值，值得从其最微弱的“语音”中得到理解。 为什么要选择“民改”？为什么今日我们对于理解、解释、分析这个事件会有如此激情？为什么关于这个事件，再小不过的叙说与感叹都值得记载？我自己有自己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与我的学术有关。我对西部少数民族研究的冲动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工作，我面对老一辈。那些老先生们，曾在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投身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读中国人类学史，我感到，最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期间在所谓“边疆”展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如何面对这一大笔学术财富？问题引起我的冲动。另一方面，也还是与民族学的研究有关。学科重建以来，学科的地位提升了，资源渐渐多了，但似乎没有看到比半个世纪前好的作品。比如，抗战期间在费孝通引领下的“魁阁”，所做的工作，出版的作品，到今天都难以超越。部分是因为存在“魁阁”，所以我对费先生的作品和看法一直很关注，且发现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一恢复工作，便对西南民族研究颇关注，提出了有关“藏彝走廊”的概念。后来，他提出被广为引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说，实际上，这个理论的说法，就是从有关“藏彝走廊”的相对具体的思考中推导出来的。从“魁阁”那个关注乡土中国的时代，到“藏彝走廊”这个关注民族中国的时代，费先生经历了不少事儿，其中，人生的阵痛也是“常态”。而其中显露出自身特殊性的经历，是跟少数民族的识别和“民改”息息相关的（费先生全面参与了“民族识别”，却在“民改”后不久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机会）。费先生他们这代人和他们的早期学生们如李绍明先生，在中国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曾有高度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在海外人类学家看来，稍稍有其不可理喻之处，那就是，它曾与诸如“民改”这样的历史大事件相关联。如何理解人类学或整个社会科学曾经与“民族政治”形成的关系？如何理解诸如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说的一切？对于解答这些问题，我有强烈的冲动。 从东南走到西南，跟随着前辈的脚印，我发觉，东西两端愈发密切关联起来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生活的大时代的一个具体表现，而我们这个阶段的人生，无法不受它的影响。 我不认为“民改”这样的事儿，便是一个阶段中人类学研究的一切理由，我不相信，参与、亲历这个事件的人物，不在受到它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悄悄摸索着独立思考的路子。我相信，对于“民改”进行人物人生史的口述史调查，能将我们带入一个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的世界。 记忆就是忘却。中国社会科学的“大叙事”，似已彻底抹去了占中国土地如此大部分的民族地区。我们的社会科学，形成了“主流”，北京、上海、广东等大都会，是“主流”的“源泉”，它们也成为文明体系的典范中心，成为以之为中心层层外推的“差序格局”模仿的对象。现代化被理解为中心的水力荡漾出一圈圈外围的进程。这进程本身，可以用古代的“教化”二字来形容。可社会科学的描述与分析，因抛弃了“教化”二字，拥抱了西式国族主义“关键词”，而彻底将一个不可遗忘的地带遗忘了。这个地带，就是于半个世纪前实行了“民主改革”的地带。对这个地带进行尽可能翔实的研究，连口述史采访中的微微感叹声都不放过，能使我们更贴近于历史。从天下到国族的转化，规定着中国近代史的走势，框定了我们的想象世界。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启动之前，“民族识别”工作已基本完成；“民主改革”的理想来自于东部“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等等，其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处于不同传统中的少数民族，共享“进步”。不同民族共同的福利，在传统中国不是没有被追求过，但历史上的追求方式，接近于朝贡制度，那是一种有文化等级性的交换制度。“进步”成为共同福利，预示着现代性将成为信条。在这个信条下，文化的多样性若非服务于“识别”，那其意义便被认为“难以理喻”。在一元的“进步观”下，多元的“识别”成为“工作”，而非“工作的目标”。“境界”的划分是清晰的，但实际的操作则是艰难的。 历史给我们这个社会——中国这个包含不同社会的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变局。理解这个变局，才能理解从天下到国族的历程；而要真正理解这个变局，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这些“活生生的历史”是根本。 (原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