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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口述史料写作和研究历史，在中国和海外都是古已有之。但口述史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却只能追溯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交流与接轨的过程中口述史学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由于运用口述史料的悠久传统和口述史学灵活多样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使它很快被多个学科接纳。最近几年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出版物纷纷问世，以《张学良口述传奇》、《读书》2003年第10期发表有关口述史的系列文章[1]，以及以书代刊的《口述历史》的出版发行为标志，口述史成了备受人们青睐，似乎人人都可以谈上一谈的热门话题，正如《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忽然火了‘口述史’”[2]。这种境况带来了口述史的普及和推广，但同时对口述史的泛化和滥用也混淆了人们的认识。口述史学作为西学东渐的新兴学科，它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机遇也要迎接诸多挑战。 作为一门学术研究，口述史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理论做基奠，这既是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是它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应该说，经过20几年的实践，建设中国自己的口述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但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第一困境。集中表现在： 第一，介绍西方研究的多，具有独到研究的少。创立于西方的口述史学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如杨雁斌、沈固朝、庞玉杰、杨祥银等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口述史学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3]。在几部关于西方史学的著作中也有关于口述史学的介绍 [4]。另外，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性著作也陆续被翻译出版[5]。然而，如同任何由西方传入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要经过本土化一样，口述史学要在中国生根，仅仅照搬是不行的。因为，西方口述史学的理论、方法及规范等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中的很多内容对中国并不适用。比如，美国口述史协会规定口述访谈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条是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要签署契约、法律授权书等，这明显带有西方法制社会的传统。但是，中国人一向喜欢用温情的人际关系来办事，而不愿使用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就以往国内的口述史实践来说，不仅要靠关系来联络访谈对象，而且访谈中也要注意培养起良好的关系，以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来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所以，在中国建设以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口述史学，就必须符合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文化传统，唯其如此，其理论和方法才能为整个社会所普遍认可。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口述史学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当然，最终它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仅仅只是单向的中国化，而是推动整个世界口述史学研究品质的提升。 第二，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1980年代以来在史学的几个重要期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中国口述史学建设和研究的论文，较早的如杨立文《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刍议》，近年的有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程歗《口述史三题：怎样采集和解读》、周新国《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口述史学》、钟少华《呼唤中国口述史学腾飞》等等。这些文章或主要评说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状况，或对某些问题提出一孔之见，对急需理论指导的口述史实践来说，尽管难能可贵，但显然是杯水车薪。此外，除史学领域关注口述史学的发展外，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也都在进行口述史的研究。他们站在各自学科的立场，相互交流、对话。如200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定宜庄、徐新建、彭兆荣、刘小萌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关于“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真相”的探讨；2003年《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发表了一组由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者撰写的讨论口述史学的文章。[6]这种跨越学科壁垒的交叉性研究凸显了相互借鉴和利用的学术倾向，但目前的探讨多半是各说各的，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