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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口述史属于史学，包括史料、研究方法和分支学科三层含义。当然，强调口述史的史学定位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对口述史的使用和研究，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有了明确的名分，才可能顾及其他。正如美国口述史学今天已经突破了史学范畴，不但几乎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了口述史课程，而且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口述史协会前会长唐诺·里齐（Donald A. Ritchie）的著作《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标题正体现了这种状况。但就今天我国口述史学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确口述史的学科属性是它获得“合法”地位，名正言顺争得发展条件的大问题。 尽管口述史学日趋被大多数学者所重视，但传统史学对口述史料的轻视倾向，加之口述史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使人们对口述史仍存有疑惑、误解和偏见，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又一困境。人们对口述史的责难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来源于人们记忆的口述史是否可靠？这些记忆常常是在事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被重新唤起。在回忆和讲述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出于某种原因回忆者有意歪曲事实；由于记忆的遗忘，使口述不够准确、全面；或者受后来经历的影响，回忆中渗入了很多感情因素等等。而讲述的流动和不稳定性等问题更增添了人们对口述史的怀疑。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最近一期刊登了谢静宜的来信，对吴德在回忆录中说：“主席说‘江青是个大女流氓’”一事给予纠正。我们在承认口述史存在不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字史料同样参杂了主观因素，不能顾此失彼、因噎废食，一笔勾销口述史的价值和意义。口述史的这些特点也对口述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还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良好的史学修养，这样才能去伪存真，写出信史。 第二，口述史是否需要文献？是否“有言必录”就算完成了口述史？这一问题的提出正反映了目前口述史书籍良莠不齐的状况。对此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给予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8]可见，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对口述史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史学范畴的口述史共通的方法，是它与其他学科的口述史的重要区别之处。 第三，口述史是否以揭秘为主题？目前出版的很多口述史以大揭秘为噱头，大肆炒作领袖人物的私生活、反右派斗争的恩怨情仇、“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似乎只有共和国历史上的曲折和失误才是口述史的重点，以至于人们将口述史与野史密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赢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人的枪口。 以上对我国口述史学发展困境的三点分析，仅仅是从大处着眼提出的几个关键性问题。此外，如经费、组织、人员等困难也是口述史学发展尚待解决的难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前途，恰恰相反，我国口述史学是大有作为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