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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迫切需要抢救 由于我个人在上述工作中尝到了一些甜头，思想上对口述史的重要性，感受也较深刻。就拿《长编》来说，幸亏当年我动作的还算早些，才能面对面地采访顾毓琇、谢冰心、陈岱孙、吴泽霖、蹇先艾、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前辈。而这些前辈，不久相继逝世，任何人再也无法获得他们对我讲述的史实了。从这个角度说，《长编》中保存的他们的口述，真正是“唯一”。 2002年，我开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这个研究室的科研方向是以中共党史为中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相比其他研究室，对于口述史的需要更为迫切。我上任的第二年，就开始与诸同仁一起策划口述史课题，鉴于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核心工作的前辈已经日渐凋零，我们将口述课题设计为“新政协筹备研究”。这是由于我们研究所的研究下限为1949年，而1949年最重大的事就是新政协召开，尽管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材料公布了许多，但从中共五一口号提出到新政协正式期间的筹备过程，还有不少曲折。例如，五一口号提出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三个政党共同召开新政协，后来如何发展成由中国共产党召开；这一阶段里，各个民主党派对于新政协的共同纲领，也存在着统一认识的过程，与人们印象中的一呼而应不尽完全相同。因而，我们决心抢救近代史最后一年中发生而大多数人还不甚知晓的史实。可是，当我们向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了解时，得到的消息是当年的新政协代表绝大多数都不在世了，在世的也大多年高体弱，仅有个别人能够接受采访，但每次采访的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结果，我们设计的主要采访对象，只能是外围的知情者。假若这项工作得以进行，我相信还是可能抢救些材料的，可惜的是课题没有通过。一年后，计划采访的20人中，一半以上逝世，他们了解的史实，就这样彻底埋葬了。面对这个结果，我除了无奈，还能有什么表示呢。 “新政协筹备研究”申请失败后，我们不甘心，遂于2003年又提出“金若年口述历史”的课题申请。我们之所以将口述对象集中于一个人，是由于一年前那项课题没有通过的原因之一，听说是采访的人太多了，研究所难以付给这么多采访对象的酬资。这个申请，在我们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讨论时，也曾有人问“金若年又不是知名人物，为什么要做他的口述史”等等。我们提出的口述者的确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大人物有什么标准？大人物又有多少？大人物就那么容易让你做口述史？其实，作为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金若年也不是小人物，他是1944年民盟云南省支部建立后加入民盟的最早成员之一，亲身参加了云南民盟的许多重要活动，是那个动荡年代中发生的“一二一惨案”、“李闻惨案”的目睹者与见证人。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被刺后，昆明的美国领事馆将十几位民主人士接到馆内加以保护，金若年也是其中之一。现在，经历过云南民主运动的民盟核心人物，除了年近百岁的冯素陶和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的费孝通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金若年差不多是最后一个接近并了解云南民盟领导层活动的前辈。为了使这项口述史课题获得批准，我在课题审批会前，在下面做了不少解释，总算得到通过。“金若年口述历史”是近代史研究所建立50年来正式列入科研规划的第一个口述史课题，为此我兴奋了好长时间，可是就在我们即将开始采访的前夕，金若年先生身患了癌症，这项课题只能停滞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