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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需要注意的几个环节 回顾上述工作，根据自己的经验与体会，从事口述史采访所应注意的问题至少有下列数点： 首先，需要提前准备好访问提纲，只有问题提出的越具体，采访对象才越容易回答。开始，我访问时，提出的问题比较抽象，相对宽泛，结果往往时间与精力花去不少，效果并不很理想。后来在写作中，心目中对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有了底细，这时还有哪些问题应该提出就比较明确了。于是，以后采访中，我基本都是目标集中，针对性地提出一二三四具体问题，结果立竿见影，颇有收获。 采访需要这样，若开展口述史工作更应如此。前面提到的“金若年口述历史”课题，尽管对于口述者的生平与经历我们已经了解的不少，但在设计申请前，我们还是与口述者进行了反复磋商，然后才制定了详细的采访提纲。那个提纲的要点，完全按照专著的章节体例，几乎就是成书后的目录。同时，对于采访进度，我们也列出了时间表。 其次，采访时千万不能带有个人倾向。我做《长编》，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由于我与谱主的特殊关系，使我无论到哪儿都能受到热情接待，尤其听了我绝对以客观态度努力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自述后，他们都非常理解，尽力告诉他们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利的一面，恰恰也是由于我是谱主嫡孙，以至有个别时候，采访对象对我能否坚持客观心存怀疑，因而不愿触及某些一度敏感的问题。其实，我的确没有什么框框，思想也没有什么束缚，《长编》中写到1926年闻一多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大打出手一节，是过去无人提及的，而我则在《长编》中摘引了大量北京《晨报》的连续报导，最早完整披露这段史实。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首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史学工作者，而一个史学工作者最起码的准则就是尊重历史。 再次，通过采访获得的资料，还需要分析与鉴别。这是由于时间久远，访问对象难免记忆错位，这就需要使用访问资料时务必与文献材料相互参照，弄清楚自然最好，弄不清楚又有价值的，可以并列存疑，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判断的空间。 最后，有必要提醒一下，即对一些至今仍存在不同认识的问题，或牵扯到人际关系的事情，要尽量避免直接提出。比如清华大学解聘刘文典一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毕竟刘文典是个大学者，曾经当面顶撞过蒋介石，并且抗战爆发后不远千里随校南迁云南边疆，其志可嘉。因此，当我还没有搞清刘文典的人际关系时，便贸然请教一位曾经有抵触情绪的老先生，尽管老先生的口气十分客气，但我知道自己碰了个不大不小的钉子。 上面仅据个人在采访中遇到问题所联想到的一点体会，这方面，真正从事过口述史工作者的专家，体验肯定更多更深刻。 (2005年2月24日，北京慈云寺) （原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