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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口述历史有何特色（片段节译） 编译：贺小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一 口述材料的口述特性 口述材料就是口说的材料。尽管学者们也情愿承认录音带才是事实上的文献，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是将功夫倾注在将口述转化成文字的工作上，而且最终被出版的也仅仅是这种文本。毁坏声音文本一个象征性事例，就是录音带有时竟然会被毁掉。 转成文字的文本将听者转化成为读者，这个过程之中就隐含了变化和解释。举例来说，与文本相比，为教室使用的录音的不同功效，是只有靠直接的体验才能够鉴别的。我之所以不同意将精力过度投入到寻找新的和更便捷的由录音转换成文字的方法上，这就是原因之一。企图用文本取代录音带，这无异于为复制品做艺术评价或对翻译本做文学批评。无论多大限度的直译，都不可能达到最好，无论怎样忠实于原作的译本，也多少隐含有译者的创造，将口述材料转化成文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对口述材料中口述特性的忽略，直接危害了将录音转换为文本的理论。口述是材料来源，这是通常最为人所强调的一点：口述材料能够提供给我们那些不识字的人和社会群体的信息，他们一直被文献所遗漏或歪曲。口述材料还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语境，即这些人和人群的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然而，这些并非为口述材料所独有，例如有关移民的信件，尽管已付诸文字，也同样提供了史料和语境。另一方面，许多口述史的计划也收集对某些社会群体成员的访谈，这类成员有著述，而且一直被种种议题所关注，而这些议题通常被认为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因此，仅仅是史料来源与语境，还不足以将口述材料从普遍的社会史史料中区分出来，于是，许多口述历史的理论，事实上，从总体说就是社会史的理论。 为了寻找区别性因素，我们就必须首先求助于形式。无庸赘言：用文字表现语言时，几乎完全借助切分特征（字位、音节、字词和句子）。但语言也由另外一套特性构成，这些特征不能包容在单个的切分成分中，但它们也是意义的载体。大众语言的音调、音响和节律都暗承社会涵义，这在文字中是无法再现的――除非像并无恰当、几不适用的乐谱。同一段陈述会由于讲话者的语调不同而有截然相反的含义，而讲话者的语调并不能在转写中得到客观表现，只能由转写者用自己的大致描述。 为了使转写具有可读性，插入标点符号通常也是必要的，而这也多少添加了转写者的凭空臆断。用标点符号来表示停顿是按照语法的规则：每一个符号都有规定的位置、意义和长度。这些与讲话主题的节奏和停顿根本就不可能匹配，结果将言语限制在它本不必遵从的语法与逻辑规则内。断句时的精确长度和位置对于理解讲话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符合语法规范的停顿意味着谈话内容是围绕一个基本的陈述和询问模式来组织的；相反，不规范的长度和停顿往往有更多的情绪表达，而非常沉重的有节奏感的停顿则令人想起史诗的叙事风格。许多叙事者在同一次访谈中，他们对所讨论主题改变时的态度变化，会使谈话的节奏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当然，这只能从听中感受，而不是读。 与此相类的，是访谈时讲话者的语速及其变化。这里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速度减慢可以意味着加重语气，同样也可以意味着表达出现了困难；语气急促可能是想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同样也可能是因表达更熟悉更容易。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语速转变的分析都必须与对节奏的分析结合起来。总之，变化是演讲的要义，而固定则是书写（尤其是要付诸出版的书写）的要义，对于阅读者的假设的要义则是，多样性是在阅读中产生的，而不是文章本身所具有的。 这并不是一个纯语主义问题。这些在部分之内包容不了的特性正是许多基本叙事功能中一个（不是绝对的，但是非常重要的）点：它们表现了叙事者的感情、他们在故事中的参与程度和他们对故事的反应，这常常涉及到讲者可能不能够（或者不愿意）表达的、或者并不完全在他们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的因素。如果将这些特性抛开，讲述者的感情内容便会被我们降低到文字书写的文献那种假设的平静和客观之中。更真实的是，在民间的信息传递者被涉入时，他们在词汇上可能是贫乏的，但在语调、音量和语气上却比那些在演讲中一直学习着单调的书面语的中产阶级演讲者更为丰富。 二 客观性 口述材料并不是客观的，其实所有的史料都不是客观的，只是文字的神圣性常常使我们忘记这一点。但口述史料与生俱来的非客观性则出于它独特的内在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是人为的、可变的和不完整的。 在Alex Haley所著《Malcolm X的自传》一书介绍中，叙述了Malcolm 如何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经采访者的询问才转换了他的叙事方式，这种询问导致他背离了他试图为自己和伊斯兰民族设计的那种绝对公众的、官方的形象。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不是在合作上必需的话，那么口述历史的文献总是一个受访者与采访者都被涉入的共享的设计，是一种相互关系的结果。书写的文献是固定的，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它们，而且一旦被我们发现，就不再会改变。而口述的陈说，如果不是由研究者将它引入存在的话，它就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文字材料靠出版发行而存在，而口述材料则靠传递：这种区别就象Roman Jakobson和 Piotr Bogatyrev叙述民歌和以民歌为依据的文学创作的产生过程一样。 书写的材料是独立存在的，于研究者的需要和假设并不相干，它是一篇我们只能用来解读的固定的文章。与此相反，口述材料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者所放进去的是什么问题、对话和个人关系。 首先，决定要进行一次访谈的是研究者，研究者常常会将一些特定的偏见带进访谈中：受访者告诉采访者的，便是他们所确信的采访者想听到的东西，他们向采访者展示的，也是采访者想象中的那种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一些生硬的访谈计划会使一些采访者事先未曾预见的相关因素以及问卷中未曾预期的问题丢失。这样的访谈就好象是在对历史学家事前已有的观念进行确认。 因此，研究者第一步必须要做的，是“接受”被访者，把优先权给予她或他所想要讲述，而不是研究者想要听的东西，而将他们未回答的无论什么问题都留待以后或者下一次的访谈。交流总是作用于双方的。受访者总是，虽然多半是暗暗地，揣测那些“研究”他们的采访者。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并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而不是为了保持一种不可能的（多半也是令人不快的）的中立状态而试图将其消除。 访谈的最后结果是叙事者和研究者双方的产物。但通常的情况却总是，当访谈被付诸出版时，采访者的声音被全部省略了，一种微妙的扭曲由此发生，就好象一篇没有问题只给了答案的文章，它给人的印象是讲述者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总是在说同样的事。换句话说，就好比一个人所讲的话，给人的印象却象文献那样可以重复和固定不变。当研究者的声音被砍去之后，叙事者的声音也就被歪曲了。 事实上，口头的陈说决不会重复两次。这固然是所有口头交流的特征，但在没有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状态下尤其如此，就象访谈中的那种自传或对历史给予的说明那样。即使同一个访谈，在不同时间从同一个讲述者嘴里也会得到不同的版本。只有当事双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讲述者的“警惕性”才会随之放松。其迎合性——即讲述者力图使自己之所想能够符合采访者的兴趣——才会被更独立的或者对采访者目的有更好的理解所取代。也有可能的是前边的访谈只起到简单唤醒记忆的作用，随后的访谈中才被讲述出来。 对同一个人的访谈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这个事实会使我们对口述材料天生的不稳定性提出质疑。想耗尽一个受访者的全部记忆是不可能的；从每次采访中提取的资料总是由相互关系作用而产生的一种选择的结果。用口述材料进行的历史研究因而就总好象是一件正在制作的半成品。要想将1949年到1953年特尔尼（Terni，意大利中部城市）罢工中所有可能的口述材料进行彻底的审视，你就应该对几千人进行深入的采访，任何一个样本都应该象所用的取样方法一样可靠，而即使这样你也不能保证不遗漏“质量”高的叙事者，他一个人的陈述就具有从统计学意义上抽取的十个样本一样的价值。 口述材料的不稳定性影响了所有其它的材料。可以假定的是，没有哪项研究（在一个现存记忆仍然有效的历史时段）是完整的，除非它能将所有口述和文字的材料一网打尽，而口述材料既然不可能用完，用尽“所有”可能材料的理想目标就不能达到。用口述材料所做的历史工作是半成品，这是由史料的特性决定的。而将口述史料（在可以运用之处）排除在外的史学研究准确地说也是不完善的。 三，在口述历史中讲话的是谁？ 口述历史并不是工人阶级为自己讲话的场所。当然，反面的陈述也不是完全听不到的：一场罢工从工人之口说出的和记忆的，总会压倒警察的叙述，而在这些材料中，（经常是不那么友好的）新闻则显然有助于（虽然不是自动地）纠正某些被含蓄地歪曲了的事实。口述材料对于不掌握霸权的阶级的历史来说是必需的（虽然并不是足够的），而对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却不那么必需（虽然决非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一直控制着文字而且留下了远远更丰富的书面记录。 然而，历史的话语权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历史学家手中。是历史学家选择将要被访谈的人，是他凭借提问和对回答的反应来将受访者的叙述设计成型。这种叙述最终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以及相关语境（如果仅仅是蒙太奇和转写的话）也都由他来决定。即使工人阶级通过口述史所讲的话被接受，很明显这个阶级也并不是讲给一个抽象的对象，而是对着历史学家所讲的，也是凭借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学家才能够作为材料被出版的。 的确，事情也可以围绕另一种方式进行。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将叙事者的陈述“口技”化（这里指的是借别人之口发出自己声音的一种技巧------译者），以证实他或她的言论。即使材料的客观性消失了，至少作为一场对话中的一方，作为访谈中的舞台指导，作为叙事的组织者，历史学家也仍然是重要的。不仅仅是发现材料，口述史学家还部分地创造材料。仅仅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是远远不够的，口述史学家也采用其他人的话，但无论如何，他要对全部的话语负责。 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过文献，文献经常带有一些机构的非个人气味，也是靠他们才出版的，当然，即使他们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我们对他们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口述材料却包括了全部他们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在第一个被访问的叙事者旁边，站着第一个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没有他们，访谈就不存在。受访者与历史学家双方的话语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在档案文献中这种情况是极少的。甚至可以勉强说，受访者就是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史料的一部分。 历史的传统写作者通常将自己打扮成文学理论所说的那种“无所不知的讲述者”的形象。当他们对第三者讲述一些事件时，他们自己并不是事件的一部分，而是对事件作全面的和至上而下（在参与者自身的意识之上）的支配。他们就象某些19世纪小说家那样以公正而超然物外的面目出现，除了在边上作些评论之外，从不进入叙事之中。口述史对历史著述方式的改变，就象现代小说改变了文学虚构的写作一样多：最重要的变化，是叙事者现在被拉进了叙事之中，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这不仅是在语法上将第三人称转换为第一人称的变化，而是从整体而言的一种新的叙事态度。叙事者现在是其中的一个角色，讲故事本身也是被叙述的故事的一部分。这暗示了比从外部的叙事更深刻的政治和个人之间的关联。于是，写激进的口述史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事，而是个人站在哪一方，或者选择哪一类史料而不选另一类的事。毋宁说，假定有责任将她或他在说明中写出来，而且将历史编纂当作一种自主的叙事行为来显示的话，历史学家本来就存在于故事之中。政治的选择越来越不可见，也越来越无声，但却更基本了。 历史学家作为一个主体可以消失于工人阶级材料的客观真理之中的神话，属于政治极端主义观点，按照这个观点，所有主体角色都要消失在职业活动家的角色中，都要融入抽象的工人阶级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与传统的那种只将历史学家当作著述者，而不是涉入历史的主体的看法颇为相似。看起来，口述史学者是在屈从于其他的话语主体，但事实上，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读者之间的媒介，而越来越多地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了。 在史学的著述中，就象在文学中一样，对讲述者作用的过分强调会导致这种作用被割裂。例如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所著的小说《杰姆爷》（Lord Jim）中，人物/叙事者Marlow仅仅能够讲述他自己曾经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了讲述“全部的故事”，他不得不把几个其他“传递消息者”引进他的故事中。历史学家在对口述史料进行研究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明确地引入故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也必须允许材料携其自主话语进入其中。 口述史没有统一的命题；它以多数的观点讲述，而历史学家所谓的公正的传统，也都被叙事者的偏好所取代。“偏好”在这里既代表着“不牢靠”也代表着“偏袒”：既然“双方”共存于讲述之内，那么没有对一方的偏袒，也就没有口述史。而且，无论他们的个人历史和信仰可能是什么，历史学家和“材料”也决不可能都站在同一“方”。当他们之间因偏好的不同而交锋时，无论是以“冲突”的形式，还是以“寻求一致”的形式，都会使口述史变得饶有趣味。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责编：陈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