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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礼俗社会，就是以民间传统习俗为基础，以礼为主导，进行社会秩序的管理和统治。由此制定的规章制度称为礼制，礼制的实施即为礼治。礼治与礼俗是分别从国家和民间，上层和下层不同方位的表述，其作用正如《周礼. 天官》所说 :“ 礼俗，以驭其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 依靠世代相传的习俗势力，制定层层管理的社会秩序。教化民众自觉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国家权力管理民众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特质。虽然在礼治的实践中经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形态是为礼俗社会。 就人类社会的构成来说，有统治与被统治，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在文化上那就有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文化人类学家认为由上层人士创造的文化系统是为大传统;而起自下层，从民间生活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是小传统。借用这一概念考察礼俗社会，礼是规章制度，是大传统，具有系统性、导向性和稳定性;俗是生活行为，是小传统，富有多样性、易变性和自发性。两者有雅与俗，主与亚，上层与下层之别，持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 风俗在各个民族中都有漫长的历史，但各国统治者的认识并不相同。西方的民俗研究是随着民族主义兴起，而形成的近代学科。然而即使在民俗学建立以后，仍然有人视为不登大雅之堂，打入另册，在日本称之为“土俗学”，在美国有个不光彩的绰号“Fakelore”，成了赝品学，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鄙视风俗的偏见。 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风俗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风俗这一词语早在最古老的史书《尚书》中就已使用。“为政必先究风俗” ，是为历代君主恪守的祖训。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委派官吏考察民风民俗，在制定国策时作为重要参照，并由史官载入史册，为后世的治国理政留下关注风俗的经验。《尚书大传》记载:“ 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周礼》记载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有“小行人”这一官职，专事考察各邦国的政教民风，一部《诗经》荟萃先秦五百年间不同地区的民间歌谣，贵族咏颂，祭祀乐舞，具体生动地展现了先人的衣食住行和社会风尚，它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考察民俗的采风记录。这一传统为后世所继承，沿袭数千年。《史记》记述: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汉书》说:“ 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资治通鉴》说:“ 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明太祖实录》载有: “明太祖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 不仅是汉族王朝，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都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汉族的风俗礼仪，制定礼制。辽朝的《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以“汉仪为多” 金朝统治北方后，“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 元朝的服车舆之制，“近取金宋，远法汉、唐。” 满族入关，清世祖“诏礼臣参酌往制，勒成礼书，为民轨则。” 《康熙起居注》多次录有对风俗的忧思和指令。一代清王朝有关“励风俗宜修礼制”，“整纲饬纪，正人心以正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等上疏、进言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从商周的天子、诸侯，到明清的君主、大臣，都把关心风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教化之大务。 如此看重正风俗的原因在于，俗与礼是不同领域，两者相依又相悖是难免的现象。在《大明律. 礼律》和清代《礼律. 仪制》中，都有禁止火葬，居丧不得聚众演戏的条例，但在盛行火葬的江南地区禁而不止，直到同治年间还不断饬谕禁令。明清两代在徽州树立的贞节牌坊有6 千多座，歙县地方志记载，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万多人，然而从当地民谣、民歌、笔记所见，有关寡妇再嫁， 尼姑思春，少女私奔的作品在民间却大受欢迎，少数民族地区更难受到中原伦理的约束。正是由于自发的风俗并非都能受到礼治的控制，教化民风才需要大行其道。 对民风的教化，凭藉的是礼治统治社会的优势，以制度的、教育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以礼化俗。所谓“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弘长名教，敦励风俗。”“道化行，风俗清。”等等，使得礼与俗亦即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习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这是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在士大夫中形成世俗理性的情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 世俗理性奠基于士大夫对教化强烈的使命感，读书人都崇奉“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 的信条，这是三皇五帝的创制:“ 《易》叙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 具有无比的神圣性，朱熹认为:“ 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 把教化的价值推到为天地立心的高度，履行如此重要的职责却在于从日用着手，所谓“感物移风，讽氓变俗。” “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 “道理初无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间。” 有力地推动了伦理观念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此来教化民风。从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管子的“教训正俗” ，荀子的“习俗移志” ，到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 等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社会生活考察的传统。不仅如此，有些经典对民风的关切足以使今人自叹不如，《论语》一共只有一万多字，对于赴宴的礼仪，诸如怎样行路、进门、待客、排座次、放碗筷、喝汤、吃肉作了周详细致的规定和说明。宋代的朱熹、明代的王艮，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格物致知的思想与生活行为。 士大夫们不论是在职或不在职，都以教化民风为天职，唐宋时期被眨谪的官员发配到僻远的西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风俗民情与中原大异其趣，士大夫们往往竭尽全力进行教化，贞观年间的王义方在岭南儋州“亲为讲经，行释奠之礼。” 柳宗元在柳州以礼制移风易俗，使得当地人“务趋于仁爱” 。刘禹锡被眨为夔州刺史，上书倡导举办地方教育。宋代庆历年间，浔州刺史杜应之刚上任就推行儒家的礼仪和祭祀，推广齐鲁的周孔之教。南宋永州知县上官阐在当地整顿风俗，“帅儒其衣冠者，使进而舍奠瞻想温厉恭安之容，退而游处沉酣诗书礼乐之意。” 进行儒化教育，清人评价说:“ 下为闾里化不齐之俗，转移风化莫善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