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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亨利·列斐伏尔明确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提出城市的权利和城市革命，指出全球化的实质是城市化，认为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空白，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解释和说明意义。但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具有抽象思辨性和乌托邦特点。 关键词： 列斐伏尔 城市 空间 社会学 现代城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空间也变得支离破碎，并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转移，现代城市空间经历了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的变迁。在20 世纪60 年代末，亨利·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展开了研究，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了重视。 一、城市的权利、城市革命与空间 《城市的权利》(1968 年) 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 周年而撰写的第一部城市学著作。他在此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突出了城市化与重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来实现“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赋予新型社会空间实践以合法性。“城市的权利”就是公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 的单方面控制。如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和金融商业活动在城市中心的集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迫使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而实现“城市的权利”意味着居民可以拒绝服从资本和国家统治的需要，拒绝从原来人际交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城市中心向外迁移，被隔离于外围居住地区而进入“交通- 工作- 休息”的循环模式。“差异的权利”是“城市的权利”的逻辑延伸，它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交换价值) 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类同。列斐伏尔提出哲学的生长点与实践方式应该是在都市化的城市，而不是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与巴什拉尔的“乡野”。因为我们要抵抗的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生产主义、主体主义的语言模式，凸显生活的差异性，反抗生活的重复循环。其中，生活的瞬间在场与艺术化是其最高理想，而都市化的话语实践空间是这种理想的具像化。城市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实践，也就是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风格，这里的创造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诗性的自觉行为，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诗性融合。 在《城市革命》(1970 年) 一书中， 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城市革命”，认为城市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能动力量，工业化服从于城市化需要。人类历史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延续的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或形式，而是城市社会的一个准备阶段，工业革命是城市革命的前导。由于城市成为实现机械化、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最佳空间组合形式，工业社会对城市社会形成依赖，即城市开始统治工业生产和组织。工业过去曾经是城市的创造者，现在却正被城市创造;城市革命同早期的由农业转向制造业的工业革命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列斐伏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考察城市历史与当代城市，他对法国巴黎公社进行研究，将巴黎公社作为一种城市革命，将城市作为一种关联于实践的具体的抽象。列斐伏尔有关“城市革命”的观点前后发生过一些重要变化，“当我们使用‘城市革命’一词时，我们是指贯穿整个当代社会的转型，转型带来了从一个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占主导的时期到一个城市问题占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探讨适合于城市社会的方案和形式居于优先地位……城市问题形成一种世界性规模。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来说，城市只能被定义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吗? 或者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通常的边际性产物吗? 不是。城市虽不足以改变生产关系，但调节了生产关系。城市成为生产中的一种相当于科学的力量。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达了社会关系，并对它们产生了影响。”( Harvey ，1973 :306)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工业社会自身的组织方式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并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重点，只是从城市对工业资本主义起步和发展的贡献来认识城市的。列斐伏尔提出新的“城市革命”的概念，企图从一个新高度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向现代城市化转型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72 年) 中，列斐伏尔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一切涉及城市的论述，用以证明他们希望阶级斗争在城市爆发，因为城市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剩余价值、分工等。列斐伏尔确信，爆发革命的区域是社会的中心城市而不是边缘地带，城市是革命的中心，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中心，是“空间生产”的中心。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因素和无产阶级状况上。恩格斯在他的关于城市、住宅和家庭的著作中，比马克思更关注空间问题;城市化是现代生活的癌症，而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探索可能是一种治疗办法。“列斐伏尔主张在边缘化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显然，对城市化的批判是列斐伏尔国家和政治批判的核心。”( Elden ，2004 :156 -157)“列斐伏尔主张城乡分化是最基本的劳动分工之一，伴随着年龄、性别(劳动的生物学上的分工) 、工具、技能(技术分工) 。……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转变在于工业化兴起和技术进步。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被城市社会取代。”(同上:129)“程序化的日常性处于适当的城市背景中。……随着城市化延伸到农村，城市化产生了城市的外围，毁掉了传统的村庄。”(同上:133) 列斐伏尔认为，不发达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来说是边缘，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远离中心的地带，存在着城市的边缘因素——青年、妇女、同性恋者、铤而走险者。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 年) 中，列斐伏尔在城市与农村，即凝结性中心与耗散性边缘之间进行调和，他认为城市化是对现代性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空间规划，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概念释解为一个空间与城市领域内的范畴。 列斐伏尔在最后一部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年) 中，充分表达了城市研究的许多理论创新，他提出新的“空间生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强调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指出城市社会生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无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以及主体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从“空间向度”来把握城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列斐伏尔更加明确地探讨空间和社会再生产这一中心主题，借用空间/ 区域的冲突来取代阶级冲突，把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当作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切入点。大卫·哈维在《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后记中指出，通过1968 年“五月风暴”的历史事件，列斐伏尔认识到了城市日常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它是革命激情与政治的核心。 在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空间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变化模型，他们将空间看作是独立的、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城市空间过程与城市社会过程的联系，在对城市空间过程的分析中缺乏一种批判精神。而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产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方面。列斐伏尔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揭示它们如何有助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来破除城市意识形态。理解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需要把握其思想体系中空间、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三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列斐伏尔基本观点是: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城市空间正是时、空、人、物的流转及其背后权力架构之组织与管理规划，所有的资本主义关系通过城市空间组织作为载体而实现了再生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