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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注入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 ，城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空间规划的要素，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城市的建筑象征了资本主义关系，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因为中心地区被商业功能占据，居住空间的使用被驱逐到边缘地区) 等。城市传统上曾是社会文化中心，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来源和场所。如果城市被分散到只将经济和政治管理留在中心，那么当政治权力开始集中化时，文化统治必然将削弱。随着城市空间的分化，随着城市的消费化和后工业化，城市成为消费、服务与市场中心，中心吸引那些构成它的、但很快就会饱和的要素(像商品、资本、信息等) ，排除那些它所统治的但又会威胁它的要素。列斐伏尔揭示了由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所导致的区域自治(反空间) ，强调差异感、区域自治在资本主义空间矛盾中的意义。认为资本空间生产带来了新问题，空间被资本殖民化只能通过将人口分散来进行，他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利润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政治斗争。那些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本身) 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框架里的城市的权利和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阶段，斗争的关键是争取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组织，实现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并让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 列斐伏尔重视城市在再生产中的作用，他区别了三种再生产的形式:生育再生产(由家庭承担) 、生产力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些再生产是通过共存和内聚状态下的空间活动而实现的。对列斐伏尔来说，社会空间的实质就是围绕城市中心而产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表现在前资本主义(历史) 城市的那种人口聚集形态。他认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明确位置是分散于和贯穿于更广阔空间的前资本主义(历史) 城市，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依赖于聚集效应，通过城市中心的空间形式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这种城市中心已经随着其功能的变化和大都市区的扩展而分化，这就妨碍了日常生活关系的有效再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危机的部分根源就是传统城市中心区的消失。列斐伏尔认为，财政危机只是城市的历史形态崩溃及历史城市中心区分裂而产生的再生产总危机的一种特殊情况。列斐伏尔用许多独特的述评来描述空间的矛盾过程:一方面城市空间“爆炸”，形成城市的乡村化(指城市居民及其居住区的边缘化，城市居民离开市中心移向市区边缘，而这不能理解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定居后出现的“贫民区”)( Harvey ，1973 :308) ;另一方面决策权力的集中化，并将其控制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空间。随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原来的城乡对立已经变得不重要，而新的矛盾出现在城市化本身。资本和劳工(生产) 的矛盾并没有消失，消费层次(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 的矛盾也没有消失，空间既包含交换价值也包含使用价值，两种价值经常发生矛盾，但它们都被包含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中。这些矛盾不仅仅存在于产业领域和城市范围，也贯穿于社会空间，转化成一种空间的矛盾状态。 列斐伏尔揭示资本循环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对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进行了重要区分。第一循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 的流通，涉及商品生产的投资(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循环”上) ;而第二循环指资本对土地、道路和建筑物的投入，涉及剩余价值从各种财产所有权投入中的产出，即从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回报。列斐伏尔指出:“无论在哪里，全球性剩余资本部分的形成和实现在工业部门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所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参见同上:312) 第二循环的投资提供了在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建筑环境的生产与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反复危机有着内在联系。列斐伏尔的目标是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城市理念，以反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列斐伏尔研究城市的日常生活，目的是要瓦解传统的理性主义或者柏拉图式的哲学理想国对城市生活的同质化设计与控制，重建差异性的城市空间乌托邦，“没有乌托邦——没有对可能性的探索，就没有思想;没有涉及实践，也就等于没有思想”(Castells ，1983 :298 - 300) 。显然，列斐伏尔重视空间生产的实践。列斐伏尔称自己为“乌托邦者”，认为“今天比过去更明显的是，没有乌托邦意识，就不会有思想。否则一个人就会满足于说明眼前所看到的东西。”( Smith ，1984 :211) 列斐伏尔的立场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也是“无政府主义的”(Castell ，1977 :89) 。 列斐伏尔不仅看到历史性城市的爆炸，也看到藉以控制都市现象的行政架构的爆炸。“一个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处于它自身适合的城市化背景下，这个过程通过传统城镇和城市化爆炸的分裂的帮助，自动控制通过小块化的土地、高效设置的宽大机构和适合具体目标(指向办公、控制循环和信息) 的城市爆炸来威胁着社会。”(Lefebvre ，1971 :65)“爆炸同工业化过程、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有关。……城市化对于工业化有重要意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空间的短缺尤其表现在大城市中的拥挤。”(同上:81) 城市空间不能被认为仅仅是消费货物的地方(商业) 与生产的地方(企业) 之总合，城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 是资本的一部分。城市、区域、国家或大陆的空间配置增进了生产力，如同工厂中或商业里的设备机具一般，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列斐伏尔指出，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现代经济的规划成为空间的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城市有它自身的实践，城市空间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在他看来，城市只生产一种东西，就是它自己的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机构与商业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外围边缘地区置换，城市中心不再是社会文化中心和生育、学习中心，不再是日常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代价，这是日常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导致的决策机构在大城市或城市中心的集中，也造成居于外围地区的依附性，不发达的地区与大都市中心之间的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剥削利用而变得巩固，同时这个进程也在产生着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如果从整体上，空间已经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它也就成为一个广泛冲突的地域。资产阶级的和谐受到空间和日常生活破碎化的威胁，城市中心增长的权力受到来自外围的挑战。对列斐伏尔来说，“差异空间”的生产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目标，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实现“差异空间”生产所要采取的基本途径不仅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要实现地域范围的自治。“日常生活的转变应当通过有相关利益者的参与而实现，不只是根据他们对价值准则和现代政治民主进程的理解。在这个层次上，这个利益与利益者的联合体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自治。”( Forrest & Williams ，1983 :183) 通过实现地域范围的基本自治，复兴日常生活，使居民根据自治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提出的自治原则，一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鉴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教训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对个人生活空间的统治。列斐伏尔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地区转让权力的现象，他认为统治阶级通过这种策略，向地方和地区权力机构下放一部分职责，以保持整体权力机制的效力。在具体的政治策略上，列斐伏尔主张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多种形式的空间中心，动员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包括外围地区的农民、城市黑人区和外来工人棚户区、第三世界的国际力量等。列斐伏尔的政治策略与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战略相对立:第一，列斐伏尔认为法国共产党在城市地区围绕工场组织政治经济斗争，局限于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策略水平，背离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造成在最重大问题上缺少与资产阶级进行对抗的策略;第二，列斐伏尔认为“自治”不可避免地需要中心统治的废除，他因而反对有关政党作用的观点，批评法国共产党谋求分得议会权力的策略。 列斐伏尔认为人类发展必经农业(需要) 、工业(工作) 和城市(娱乐) 这三个主要阶段，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围绕不同内容发展，如农业社会围绕“需要”，工业社会围绕“工作”，而城市社会围绕“娱乐”。娱乐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城市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列斐伏尔指出:“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互混淆，认为增长自然会带来发展，数量终究能带来质量……这种增长观念(意识形态) 一直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这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破灭是缓慢但确定的。为什么呢? 因为城市的不舒服，因为自然及其资源的破坏，因为促进经济增长时造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阻碍。”(Saunders ，1986 :161) 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展和调整中，日益充满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统治和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列斐伏尔认为围绕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是资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焦点，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基本危机。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国家政治权力管理空间、支配领土， ……在海滨城市国家和政治渗透较少困难，因而较少暴力性和戏剧性，这些海滨城市深深地被个人和社会活动所干扰。……所有征服者都征服城市，但所有城市都抵制这种支配。”(Lefebvre ，2004 :93 - 97) 空间的社会生产包括违章和合法的辩证运动，一座城市的发展是违章合法化的同时又是合法变成违章的历史过程。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式之一，城市空间是一种同时具有社会和心理尺度的物质空间。城市空间的研究应该注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某一场所或建筑可以用来作为某种生活或工作场所，它所体现的是其使用价值;同时它也可以在市场中用以租售，反映出的则是其交换价值，城市空间也同样具有这种双重属性。这两种价值之间潜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某些人来说，场所代表的是居住和生产意义;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就转变成了商业意义，也就是说原来的工作和居住场所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矛盾在使用者和开发商之间显得最为尖锐。使用者对场所进行使用以确保其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与此同时，商家则希望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来自上面的结构性压力要求放松管理的束缚，以便帮助经济增长，强调的是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来自市民阶层的压力则希望强调使用价值，为使用者和居民改善城市空间品质。对于主体来说，空间制约了人的行为、言说及其在场;对于客体空间来说，人通过身体来体验或适应空间。在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如广场、纪念碑、道路的终点或圆环位置通常有其象征意义) ，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形式和组织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在每个地方，人们正在发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这是发生在国际(要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国家(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 、城市- 地区(城市的权利) 、城市内部层次(城市改造) 中的现实状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