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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作者在“口述科技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作者指出，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起到人事记载平民化、史事记载细节化、史料载体多样化和史料组合系列化的作用；口述史的工作应遵循史学单元构成、回忆性陈述、尊重受访者意愿和隐私、忠实于口述记录和采访资料整体性收藏等原则；口述史项目实施分为项目准备、实地采访和资料整理收藏等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的若干采访加工整理程序来进行。 关键词：口述史 史学研究 应用价值 工作规范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举办这次“口述科技史学术研讨会”，就科技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口述史”的问题进行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我感到很及时，很有必要。作为项目组的一分子，我想趁此机会谈谈自己对口述史的一些思考和感受，籍此抛砖引玉，并请教于诸位同道。 口述史发展概述 口述史是指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口述史形式古已有之，代不乏人。司马迁作《史记》，就使用了不少口述史料。贾思勰在《齐民要术》“自序”中写道，他的书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的。“询之老成”一句，说明他也采用了口述史的办法。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被认为是典型的口述史书，等等。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但是，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Oral History）是由美国的现代史学家艾伦·芮文斯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他通过访谈笔录方式搜集了美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口述回忆资料，并以此为基础于194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一个口述史档案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组织实施的“福特汽车公司访谈回忆资料”，遍访该公司的老板员工和相关人士，记录资料长达两万多页，是十分珍贵的企业史料。此后，芮文斯的同事及其继任者们继续了他的工作。特别是1958年开始对当时寓居美国的原中国军政要员的访谈，汇集了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口述史料，使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名扬学坛的口述史基地，并由此扩大了口述史的学术影响，推动了口述史的发展。 1967年美国成立“口述史协会”，1980年该协会制订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至此，口述史有了一套被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游戏规则”，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一个富于生气、富于活力的新兴学科。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口述史的学术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取得了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大量学术成果。有关口述史在世界各地的应用请参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熊月之的“口述史的价值”一文（载《史林》2000年第3期）。 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访谈方式收集了大量关于解放前的口述史料。例如，历史学工作者所做的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直至五四运动的实地调查和访问记录，还有政府当局发起的带有“忆苦思甜”性质的“四史”回忆资料（家史、村史、厂史、社史），都属于口述史的范畴。 各级中共党史研究室也开展了大量的口述史访谈记录工作。国内其他的学术机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史的寻访调查、上海社会生活史的调查、上海移民史的调查，等等，都是口述史学术活动中极富成效者。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在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等方面也卓有建树，备受学界关注和好评。 特别要提到的是，1959年周总理提倡年长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三亲” 经历（即亲历、亲见、亲闻）口述或撰写出来，传之后世，以起到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从那时候起，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口述或撰写了数万种包罗万象的文史资料，其中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收藏了一套完整的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物，这批资料的目录就有五册（见《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共五册），李永璞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还有大量的政协文史资料因各种原因迄今未能出版，其中全国政协收藏的未刊资料就有3亿多字，据称各级地方政协收藏的未刊资料也达数亿字篇幅。近几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未刊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选编出16个专题共25册《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总篇幅达3500万字，2002年8月由文史出版社出版。我本人参加了这套资料的《经济卷》（上、下册）和《日伪政权卷》的编辑审稿工作，切身感受到政协文史资料不仅极具学术研究价值，而且极具诱人的趣味。例如，我在审读《经济卷》“旧海关史事”的成捆成堆的资料时，真是读得“妙趣横生，如痴如醉”，彻夜工作而不知累。读历史而能读出如此兴致，这正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 口述史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口述史资料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其他史料所不能替代的。我将口述史的这些特点归纳为如下的“四化”。 一是人事记载的平民化。传统史学关注的往往是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以及与这些社会上层直接相关的历史事件，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却较少予以注意，留下的史料很少。所以对于过往历史中的平民百姓，我们的史学家很难深谙其详。口述史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而且也注目于市井街巷，黎民百姓，寻常人家。例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员工访谈、上海移民访谈、旧中国海关普通职员访谈等等，都生动地真实地记录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实情，记录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记录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记录了他们对世事百态的看法。如果没有口述史的访谈方式，他们也许永远只是过眼烟云，历史不会留下他们的踪迹，我们的后人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们，认识他们。对于以揭示社会运动规律、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的历史学家，这该是何等的遗憾。 二是史事记载的细节化。传统史学所赖以利用的各种史料，无论是关于历史人物或是历史事件，常常是正面的多，负面的少；台前的多，台后的少；表面的多，背面的少；显现的多，隐藏的少；粗疏的多，细微的少；强者的多，弱者的少。如此等等。总之，在传统史料中留给我们的只是事物事件的一部分，或颂或贬，或捧或伐，都只是其中的一面，我们很难窥见全豹。例如，我们可以查阅到影响过历史进程的某次重要会议的决议或相关文献，但我们却无法从这些可查阅到的资料中知道，围绕这次会议的派系角逐，权力纷争，人际纠葛。通常，这些隐藏于事件背后的“信息”，非当局者无以知晓，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但是，当事过境迁之后，当那些事关江山社稷、动辄地覆天翻的重大事件成为“渔樵夜话”之后，我们通过“口述史”的办法再去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者，听他们娓娓道来，听他们将那些台后的、背面的、隐藏的、甚至见不得人的历史信息和盘托出，我们据此才得以了解一部真实的历史。正如同我们熟悉地上的林木，却很少知道深埋地下的根须。口述史为我们暴露了历史事件的“根须”和“细节”，从此我们能够认识作为一棵完整植株的全部。有时候，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不是昂然飘扬的地上枝叶，而是日渐腐朽的地下根须；不是台前的宏篇大论，而是台后的悄然而来的小动作。因此，历史学家既要关注地上的和台前的，也要关注地下的和台后的。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的信息。前面提到的全国政协所藏的反映解放前方方面面的文史资料，相当部分就具有这种“敞开历史表象的背后”的玄妙之音，闻之何等畅快！ 三是史料载体的多样化。自从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来，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载体，迄今先后出现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前引熊月之语）。将这许多传承手段集中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客体之上，正是口述史特有的“专长”。一份口述史资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访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由于是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口述史工作者能够事先准备好摄影、照相、录音等现代器材，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果再加上受访者提供的某些手稿、用品之类，那就“五传”具备了。如此多样的记录媒体集中于一个受访者身上，无论这个受访者是伟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其历史研究价值都远超乎单一媒体之上。试设想，五百年后听一听原汁原味、京腔京调的“老北京”道说清末遗少的故事，或者看一看川音浓重、耄耋鹤颜的科学家陈述在赤壁荒漠进行火箭发射试验的镜头，那滋味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体会的。 四是史料组合的系列化。我们说，口述史是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进行的学术活动，是将存藏于受访人大脑中的“活史料”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多媒体史料的“主动存史”行为。因此，作为史学家的主访人就具有足够大的获取史料的空间。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多客体来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在这一点上，传统史学是无法企及的。换句话说，口述史料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主动存史的长处在于能够比较容易做到史料组合的系列化。举例说，要做“福特汽车公司百年发达史”的口述史访谈，我们可以向一切与该公司有关的人们，比如，曾在公司工作过的各级员工、公司产品销售商、公司用户、政府管理者等等进行口述史规则下的众多寻访，从而获得系列化的活生生的关于该公司的史料。然后再加上已被留存下来的公司技术档案、财务档案、人事档案、客户档案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史料，就构成了关于一个公司的完整史料库。我在审读全国政协收藏的“旧海关史事”文史资料时，曾为“口述海关史”的丰富多彩而暗自叫绝。如果没有这些通常情况下“不为人知”的寻访史料，我们只依靠枯燥的海关档案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一部真实完整的海关史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