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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昆明的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其中1938与1939年对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便是其为边疆教育建设的贡献之一。在这两次师资培养中，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阵容，而且讲授内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西南联大的这些努力，是中国高等学府抗战建国实践的一个缩影，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 云南 中等学校 师资培养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在国民政府的教育体系中，高等学府除了完成校内的正常教学外，还负有协助所在地区培养各类人才的责任[1]。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时间里，按照教育部指示和云南省地方教育机关要求，参与了诸多与人才培养紧密联系的活动，现在为人熟知的为边疆培养大批师资力量的云南师范大学，其前身便是西南联大的师范学院。实际上，早在师范学院成立之前，西南联大就于1938年开始了短期的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师范学院成立之后的1939年，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一年时间的师资培训。这两次师资培养，西南联大不仅派出强大的讲师阵容，而且讲授内容既针对着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也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智力需要紧密结合。然而，这些工作似乎被学界淡忘，以致在西南联大研究中，迄今还是一个空白[2]。有鉴于此，本文特对这两次师资培养的过程，做一线索性的勾勒。 一 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 地处边疆的云南，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历来非常重视教育。不过，因各种条件限制，云南教育事业与内地相比相对较为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就西南联大迁至昆明的1938年度而言，全省共有公私立高中、初中学校146所，合计524班，在校男女学生25,691人。当时，云南全省人口约1,152万，中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3%。相对在校学生来说，师资力量则更显得捉襟见肘。当年，全省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员共2,139人，平均每校不过14.7人[3]。这对一个急待发展的边疆地区来说，差距不言自明（图一）。 深知这一不足的云南省，对西南联大的到来寄予了很大期望。学校迁昆之初，就有不少单位聘请西南联大教授发表演讲。仅以西南联大开学前为例，就有罗廷光受云南大学教育学系邀请演讲“什么是战时教育”（1938年4月4日）[4]，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教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4月9日）[5]，蒋梦麟受云南大学邀请演讲“大学的使命”（4月20日）[6]，罗廷光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各国青年训练”（4月23日）[7]，邱大年受省教育会邀请演讲“现代世界的小学教育”（4月26日）[8]。 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课。5月11日《云南日报》在专题社论《谨献给联合大学》中，除对具有光荣传统的北大、清华、南开表示赞扬和钦佩外，同时提出三点希望，其中之一便是“尽可能的做一点文化的萌芽或发展工作”[9]。寄身云南的西南联大，在协助地方教育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于是，1938年7月西南联大开课刚刚两个月，就应教育厅要求，在暑假期间协助开办了中学教师讲习讨论会。 利用暑假开办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下简称“暑讲会”），是教育部为提倡学术研究、促进中学教师进修而对各省教育厅的要求，云南曾于1937年暑假举办过一次。这次，由于西南联大迁昆，各学科专家汇聚昆明，故为暑讲会的规模扩充提供了便利条件。7月下旬，教育部聘定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为全省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主任委员，并聘请西南联大三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为委员。鉴于暑假将至，云南省教育厅任命周锡夔为教务组主任、徐继祖为事务组主任，立即在省立昆华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址着手筹备。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正因如此，云南省政府对暑讲会寄予了很大希望。1938年的暑讲会与1937年相比，除主持者继续由省教育厅出面，和加入了全国教育界夙负重望的4位大学校长。由85人组成的讲师队伍，阵容也异常强大，个个均是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专家。 西南联大对暑讲会的支持力度值得称赞，这一点从派出的讲师阵容就可得知。这次暑讲会，甲项精神讲话导师共9人，其中西南联大有3人（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乙项体育训练导师4人中，3人为西南联大教授（马约翰、侯洛荀、夏翔）；丙项学术演讲也是这样，15位导师中，西南联大就有9位（潘光旦、袁同礼、冯友兰、萧蘧、李景汉、吴有训、杨振声、陈序经、秦瓒）；丁项教育问题讨论的导师，8人中西南联大也占了一半（邱椿、沈履、罗廷光、黄钰生）[10]。而戊项各科教材教法讨论导师，西南联大参加者就更多了。 上述名单中，西南联大派出者除赵淞为副教授、刘汉为助教外，其余都是声望甚高的教授，内中朱自清、叶公超、刘崇鋐、江泽涵、杨石先还是西南联大各学系的主席[11]。这个名单，在任何时候都称得上名师云集，云南省暑讲会能请到如此众多的大师担任讲师，真乃得天独厚，而西南联大能派出这支队伍，也做了相当努力。当时，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蒙自分校虽于暑假前结束，但一些教授仍留在蒙自，并未回到昆明。还有一些教授也接到了邀请，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担任暑讲会讲师[12]。 云南省政府非常重视这次暑讲会，教育厅曾指令各中等学校必须参加。据报载，参加这次暑讲会的学校共69所：省立昆华中学、省立昆华女中、省立楚雄中学、省立临安中学、省立大理中学、省立曲靖中学、省立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省立云瑞初中、省立富春初中、省立石屏初中、省立蒙自初中、省立武定初中、省立宜良初中、省立沪西初中、昆明市立中学、昆明市立女中、昆明县立玉案初中、昆明县立清波初中、昆明县立日新初中、新平县立初中、华宁县立初中、大理县立初中、宣威县立初中、宜良县立初中、路南县立初中、玉溪县立初中、通海县立初中、曲靖县立初中、嵩明县立初中、澄江县立初中、开远县立初中、广通县立初中、禄丰县立初中、镇南县立初中、呈贡县立初中、安宁县立初中、安宁县立景秀初中、私立求实中学、私立南菁学校、江华私立铸民初中、省立昆华师范、省立昆华女子师范、省立昆华体育师范、省立昆华艺术师校、省立镇南师校、省立大理师校、省立宣威乡村师校、省立昆华简易乡村师校、省立玉溪简易乡村师校、昆明县立乡村师校、晋宁县立简易师校、昆阳县立简易师校、河县立简易师校、宜良县立女子简易师校、峨山县立简易师校、禄劝县立简易师校、寻甸县立简易师校、易门县立简易师校、省立昆华高级工校、省立昆华高级农校、省立昆华护士助产职校、省立庆云初级工校、省立鼎新初级商校、省立官渡初级农校、省立玉溪初级农校、省立开远初级农校、省立小龙洞制陶职校、昆明市立商业职校、私立惠滇医院高级护士职校[13]。上述69校参加暑讲会者共155人（内有女教师20人），其中语文组国文科45人，英语科18人；社会科学组史地公民科27人；自然科学组算学科26人，理化科15人，生物11人；教育组教育科13人[14]。如此众多的中等学校教师聚集一堂，在云南教育史上可谓空前。为此，《云南日报》特发表了名为《所望于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者》的专题社论，内云：“云南地处边陲，交通阻塞，其过去从事地方教育诸君，鲜有与国内专家学者接触之机会，日寇深入，沿海都市陷落，各地博学多能之士，来滇服务者络绎不绝，文化机关亦相继迁来，专从云南文化的立场讲，诚属幸事”。“此次中等教员暑期讲习会，尽量延聘省内外学术先进与教育专家担任导师或作学术演讲、精神讲话，会员参加者约百五十人左右，济济一堂，诚空前盛举也”。社论深信，这次暑讲会“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与抗战力量之充实，必不无相当裨益”，希望暑讲会的各位参加者“充分利用此不可多得之机会，努力进修”[15]。 暑讲会的学员统称为“会员”，省教育厅对参加会员作了明确规定，要求除边远学校因交通梗阻，及1937年曾选派者得免予选派外，一经各校选定呈报后，“非有重大事故，不得规避”，若有违反者，则“撤销其下学期各原校之续聘”。暑讲会结束时，还要举行成绩考查，“成绩均及格者，由本会给予成绩证明书”，“部分及格者，登记作为代用教员”，对于成绩“全不及格者”，则“暂停任用”。暑讲会期间，“缺席时间至全数三分之一以上时，不得参与各该项工作之结束考查”[16]。 按照预订计划，暑讲会于8月3日起报到，7日行开会礼，8日开讲，31日讲习完毕，9月1、2日考试，3日结束，4日行闭会礼并颁发证明书。8月7日下午1时，1938年度暑讲会如期举行开会典礼。典礼由暑讲会主任龚自知主持，西南联大梅贻琦教授以委员身份出席，黄钰生教授作为张伯苓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西南联大名誉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出席了大会。会上，龚自知在致词中特别强调，云南省因抗战关系集中了不少全国著名学术文化机关和人材，这在客观上为全省教育发展提供了充实条件，云南的环境已“过非昔比”，因此全省教育，亦“亟须从内的方面充实”，深盼与会教职同人珍重这次难得的机会。梅贻琦在演说中，力言教育界同人在此大时代中，应负起重大的责任。而傅斯年的发言，则以黑格尔等人为例，用以说明中学教员亦可因教学而成为有名的学者[17]。 暑讲会是利用暑假开办的短期教育，为时只有一个月，但教学安排很满，要求也很严格。暑讲会的管理采取半军事化措施，国民军训处派有教导员驻会，会员一律着黄色制服，以资划一。作息时间，每天早晨6时起床，然后举行升旗仪式和早操；下午一般是体育活动；晚间为自由研究或整理笔记，10时准点熄灯就寝。暑讲会的主要课程如精神讲话、学术演讲、教育问题讨论，均安排在上午，且全体会员必须参加，只有专科讨论、演讲、体育活动，才可酌情自由选择。讲习的内容，大约教学方法及教材研究占40%，实验及设备研究占20%，各科之最新发展情形占20%，特种教育现各科配合研究占10%，特种教育各科目的实施问题研究占10%［18］。这个比例，说明暑讲会重视地方教育实际需要，而突出常规教育，正是这次暑讲会的主要特点。 精神讲话与学术讲演是暑讲会的重要课程，前者共举行了4次，第一讲为蒋梦麟，讲题未见记载，第二讲由梅贻琦讲“如何领导青年与教师的责任”，第三讲为熊庆来讲“时代付与我们的责任”，第四讲为教育厅长龚自知讲“云南中等教育的现在过去与未来”。专门性的学术演讲，共举行了20次，讲题范围甚广，既有如何去培养国家建设的人才、加强民族的意识，也有如何训导青年、如何造成良好公民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讲题中还有“中国法币的理论与实施”、“中学生对于航空与防空的认识”、“敌国现状及其将来”、“国势清查问题”等。此外，教育问题讨论也达10次之多，大半围绕导师制实施问题、中学教师进修及促进服务问题、中学生心理问题、中学生训练问题及练习与考试等问题。至于分组专科讨论或不同范围的演讲，则多达82次，重点在于现阶段各科教学的目的、材料、方法的研究，和课外读物与抗战时期教员的特殊任务等[19]。 参加暑讲会的会员，大多都很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以专科讨论而言，每当主席提出一个问题让大家讨论时，大家均能根据平日的教学经验，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会场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出现不同意见，以致引起辩论。于是，西南联大图书馆里常常可见一些会员查找资料的身影。一位记者说，“这样紧张的情形，实为记者过去所罕见”[20]。 暑讲会的开办，是为了提高中等学校的师资水平，而师资水平不仅关系到全省教育的质量，还影响到云南的现代化发展。由于1938年暑讲会的成功，1939年云南省教育厅决定继续与西南联大合办暑讲会。为了使西南联大进一步了解云南教育概况，龚自知厅长于5月6日特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上报告了云南的地方教育和中等教育。报告介绍了云南的人口数量与特点、山多田少的地理条件、农业结构的生产经济、闭塞的交通状况、人才的培养与欠缺、教育行政的现状。在地方教育问题上，龚自知说云南省的教育经费，因受农业生产条件限制，出现严重不足。上年度全省教育经费总额为新币318万余元，但全省共有130个县市，平均到每县只有新币2,440余元，而这些经费除了中等教育，还包括社会教育、职业教育、义务教育，以及从业人员的薪金报酬。谈到全省的中等教育，龚自知说存在着加强学校组织健全化、经费开支覈实化、教育人员资格标准化及任免法治化、服务专业化、待遇合理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就省办中等教育而言，最重要的第一是“广罗师资专材”，第二是“励行讲习进修”。前一个问题，决定“不分本籍客籍，只要学有专长，服务热心的朋友，均由教厅令饬各学校广为罗致”。后一个问题，决定除本年暑假再办一次大规模的中等学校暑期讲习班外，还“拟与联大师范学院合作，于本年下学期，开办较为长期的中学师资进修班”[21]。 龚自知提出的加强云南地方中等教育的两件事，在当年都实行了，并均得到西南联大的大力协助。1939年6月中旬，该年度暑讲会召开筹备会议，决定根据本省实际需要，将教育部规定的3组训练科目增加为国文公民、史地、数理化、英文四组，同时规定全省各公私立中等学校每校至少选送3人受训[22]。7月3日，教育厅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暑讲会时间从上年的4个星期延长至6个星期，计划每个星期组织1次精神讲话，3次学术演讲，2次时事讲话。此外，分组讨论每周3次，分组演讲每周3次，分组分科演讲每周6次，体育每周4次，个别讨论每周2次。同时，还推定了各组召集人，其中西南联大朱自清被推为国文组召集人，江泽涵、黄子卿被推定为数理化组召集人，叶公超被推定为英语组召集人[23]。 这次暑讲会开始于7月17日[24]，可能由于边远地区的学员到达时间较晚，故开会典礼迟至29日方举行。会上，龚自知除报告说这次暑讲会共聘请讲师98位，还报告已报到学员154人，约占全省中等学校教师总数的2/7。龚自知报告后，由省府代表宣读龙云训词，西南联大查良钊也在大会上做了发言，最后由梅贻琦代表暑讲会主办方做了演讲[25]。 二 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 龚自知在西南联大教育学会所做报告中提到的加强云南地方教育的第二件事，即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合办之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着手于暑假之后。对于这次在职教员晋修班，教育部专门发出训令，指示云南省教育厅与西南联大合作进行，其宗旨为“促进云南省中等教育之效率，便利在职教员之进修，同时使师范学院所授之学科与经验之相观摩，得以切合实际”。晋修班的学员调度与待遇，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负责，而所有教务则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办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领导机构是组织委员会，按规定由云南省教育厅长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及联名聘请若干委员组成。 参加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学员由两类组成：第一类是在云南省立中等学校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的专任教员者，在职已届满二年以上志愿入班晋修者，由教育厅指调入班晋修者，在云南省县市立私立中等学校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专任教员且资格合于部颁修正中学师范学校章程并在职二年以上者。第二类是省立中等学校充任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之代用专任教员且在职三年以上而资格不合于检定标准者，和云南省县市立及立案之私立中等学校充国文、史地、算学、理化等科教员且在职二年以上而任用资格不合于检定标准者。以上两类，各占全班名额的1/2，但必要时前者人员可优先入班。晋修期限为一个学年，晋修课程全部由西南联大教授担任，其各种设备亦由西南联大提供，与联大学生无异。至于所需要的特殊仪器图书及教具等设备，由云南省教育厅就省教育经费拨国币25,000元交由西南联大负责支配。入学时间，定于1939年11月5日报到，6日至10日履行入学手续。上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并呈报教育部、省政府备案，如有未尽事宜，则由教育厅与西南联合大学会商修改[26]。 西南联大严格执行了上述规定，再次派出多位大师担任讲师。 与短期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讨论会不同，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的培训时间为一年，这就使得培训任务较为繁重。从上表中可知，西南联大为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共派出18位教师，从人数上看似不多，但他们担任的是一学年的课程。换句话说，西南联大免去了他们一学年的授课工作，以便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担任晋修班课程。另外，参加这次晋修班的学员，共有61人[28]，平均每位讲师负担学员3人稍强。如此看来，西南联大投入的力量是相当之大。按照云南省教育厅的设想，全省的教育方针为“教育人员专业化，设学目标明显化，教育机会均等化，基层教育普及化，学校设施社会化，升学程度提高化”[29]。而西南联大的任务，就是要协助地方落实这一教育目标，其任务可谓十分艰巨。 这次中学师资晋修班于22日正式上课[30]。开学后一周，蒋梦麟即在第一次中国教育问题讲演及讨论中发表了“中国新教育之目的及政策”的演讲。报载蒋梦麟“谓中国新教育之目的在救亡图存，并历引清代及民国以来之教育制度及目标，并说明政府四五年来对教育之措施，语意颇为警策动人云”[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