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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并促使部分士人去关注“九州”之外的茫茫四至。但囿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还无法揭去“天朝”的假面，看到“西学东渐”背后的世界大势，因此也就无法在鸦片战争前提出一个系统、科学的制敌方略。笔者通过解读文献“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合奏广东水师击败英军挑衅折”，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认为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在广州对英国人采取的措施实为“羁縻”之策。在长久以来形成的“天朝”观念和体制下，林则徐和道光皇帝都无法对所得“夷情”做出正确的判断，“羁縻”也自然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关键词】林则徐 奏折 羁縻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有一件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图一、图二、图三）合奏广东水师击败英军挑衅的奏折。该展品为国家一级文物，纵20厘米、横231厘米。这篇奏折写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1839年9月18日)，即林则徐虎门销烟大快人心、九龙之战退敌告捷之后，正是林钦差踌躇满志之时。奏折当中，林则徐以“胜利者”的口吻奏称“英夷”在重压之下必然就范。他们只是来寻求贸易，不敢擅动干戈，即便是轻启战端，他们的军舰火器也不过是虚有其表，欺弱畏强是其本性，以剿抚兼施的“羁縻”之策定能驭之。而已年老昏聩的道光皇帝又昧于世势，只希望尽快柔远怀来，试图在旧式“羁縻”体制下固化这种“剿抚”决策。 中国因袭上千年的文化强势输出，使士大夫逐渐形成一种“天朝”文化视野。他们恪守祖训，极易在自己编织的“尽善尽美”的童话中得到满足，从而不屑与那些“未开化”的民族进行平等交流，逐渐形成一种将“华夷之辨”日益放大的“羁縻”定式。即便是“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无法跳出这种窠臼，认为对这些在其看来十分贪婪、野蛮但又非常软弱的英国人只能采取“羁縻”之策，而这也是当时“天朝”的唯一选择。 一 林则徐眼中的九龙之战和“羁縻”判断 该奏折（图四）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林则徐主稿，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列衔，向道光皇帝奏报发生于1839年9月4日中英九龙之战的战况，其中对战事的起因、经过、胜负伤亡及“夷情”认识都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共计2000余字，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对英国的“羁縻”判断。而将这篇奏折与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写给外相巴麦尊的一些信函等英方档案对比，可以管窥这种“羁縻”之策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1. 战事的起因。林则徐把战事的起因归结为“英夷义律于出澳后，率领该国夷船，以索食为名，突向师船开炮”[1]。义律对此虽有所辩解，称“虽然我对开第一枪负有责任，但我预料在我们离去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们陪我前去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对袭击或攻击进行充分的防御”[2]，但也等于承认是率先开炮的。林则徐与义律的分歧在于“索食”，林则徐认为英国人之所以要前来“索食”，系“义律前因求在澳门装货不准，辄将该国新来货船阻留尖沙嘴洋面，图卖鸦片，并主令奸夷空趸任意逗留，又命案抗不交凶，给谕亦不接受，是以臣等断其接济，并勒兵分路严防”。但义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即使中断贸易也不应该停止正常的食物供应，遂于9月4日“派人乘坐一艘小艇登岸，前往该湾一个很远的地方，带着银钱去购买供应品。他们很顺利地买到了；当他们正要带走的时候，清朝官员们的一些快捕到来，迫使那些中国人取回他们的食物”[3]，从而激怒了英国人，率先开炮向清军发难。 其实，奏折中所述导致英国人前来“索食”的三个因素，即不准“在澳门装货”、“图卖鸦片”（图五）、“命案抗不交凶”，实为双方的根本矛盾，也是九龙之战爆发的原因。澳门早在明朝末年就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但明、清两朝政府仍有行政管辖权、司法权和征税权，而葡萄牙人为保持居留特权，对广州、澳门的地方官员亦多采取合作的态度。从康熙年间开始，澳门又成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港口，他们来华之前必须先申报澳门同知，方能进入广州，通过十三行进行贸易。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职能，义律在“虎门销烟”后一度将英商撤离广州，以澳门做基地，同林则徐提出英商具结“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4]的要求分庭抗礼，特别是在“人即正法”上寸步不让，并且拒绝交出陆续新到虎门商船上的鸦片，双方反复交涉均无结果。恰在此时又发生一桩命案，使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1839年7月7日，一群英国水手到尖沙嘴醉酒滋事，将村民林维喜打成重伤，次日死去。而义律不但拒不交凶，先是用钱收买死者家属，继而又私设法庭，对参与行凶的水手分别予以监禁三个月和六个月的判罚，公然践踏中国司法主权。双方围绕具结、交凶、缴烟等问题的争夺数日无果，林则徐被迫于8月15日谕令澳门同知“断其接济”，并下令撤离澳门为英国人服务的买办和工人。随后，林则徐进一步向义律施压，谕令澳门葡萄牙当局驱逐英国商人。8月26日，英国人全部离澳，寄住在香港、九龙一带的船上。照林则徐的判断，在不断施压之后，英国人已经断水断粮，到了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地步，“要令就我范围，似已确有把握”[5]。但他不知道，义律一直向英国外相巴麦尊请求派军舰来华给予武力支持。8月31日，印度总督派出的“窝拉疑”号军舰驶抵广东海面，舰上配有28门火炮。义律有此武力后盾后，更是有恃无恐，在返回澳门的要求遭到葡萄牙驻澳门总督拒绝后，遂于9月4日率领几艘快艇和武装船只驶抵九龙“索食”，挑起这次战斗。 2. 战事的经过及结果。九龙之战分前后二次，持续了大约4个多小时，双方参战规模并不大。但因为它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发生的第一起战事，对后来林则徐判断“夷情”，制定“剿抚”方略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战事的经过，林则徐在奏折中有着十分精彩的描述：“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夷船五支赴彼，先遣一支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有记名外委之兵欧仕乾，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胁下殒命。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夷船一支，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瞭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一时看不清楚，但见夷人急放三板下海捞救。”而战事的结果是“我兵伤毙者二名，其受伤重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间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迭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喇士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军仅以微小的代价便重创敌军，可谓是大获全胜。虽然义律在报告中对清军的伤亡情况只说“那三艘帆船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未说明具体数字，但坚称自己“唯一的伤亡是‘坎布里奇’号军舰舰长道格拉斯在傍晚时试图带走一艘帆船的勇敢尝试中臂部肌肉受伤，他的小艇水手中有两人也负了伤，伤势更严重些”[6]。双方略有出入，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判断这次战斗清军并没有失败。可是，九龙之战“胜利”的前提是英方“窝拉疑”号军舰并没有参加战斗，所谓“来船更倍于前”的只是一些装有少量火炮的非正规战舰。因此，这场试探性的武装接触，根本无法体现中英双方真正军事实力对比，但却给林则徐带来了“胜利”的幻觉。 3. 战后的“羁縻”判断。这次小规模的战斗交火给林则徐带来的感觉是“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而此时义律的日子确实并不好过，一方面部分英商因迟迟不能进入广州贸易心生不满，另一方面对华用兵的请示还没有得到巴麦尊外相的首肯。因此，义律在九龙之战后尚不敢轻举妄动，转而向澳门同知说帖，称“义律在粤有年，每奉大宪札行办事，无不认真办理，而此次岂有别心乎！盖义律所求者，惟欲承平，各相温和而已”，言词颇为恭顺，并委托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代为转圜”。虽然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义律的缓兵之计，借已拖延时日，减少损失，但这毕竟是一次继续和谈、恢复贸易的契机。可是，林则徐在“奸夷胆落”的判断基础上，认为义律已穷途末路，“其懔畏之状亦已情见于词”，坚持先具结后贸易。双方在具结上，特别是有关“人即正法”方面争执不下，因为英国商人认为这种“要外国人以他们的生命对交出鸦片以及对今后任何违犯中国习惯法的行为负责”实为“暴力行动”[7]，双方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英国人对此解释为“过去一切调和办法既全无成效，那就让我们今后来用一条中间路线，即：对中国政府加于我们的压迫和凌辱则予以坚决的抗拒”[8]。这固然是英国人推卸发动战争责任的一面之词，但也可以通过上述材料看出，林则徐并没有把当时拥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人放在眼里，反而对“羁縻”之策胸有成竹，一面下令中断所谓“天朝”恩赐的中英贸易，一面对“天朝”兵威抱有足够的信心，他并没有预见战争的爆发。 二 林则徐“羁縻”之策的成因 羁，本义为马笼头，引义为控制笼络；縻，为系牛的绳子，义为用物质利益捆住、束缚对方。“羁縻政策”是中国封建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策略的一种形象称谓，这种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治边政策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因为基于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的政治文化逻辑判断，四方之夷、蛮、戎、狄和居于中心的华夏诸国合为“五方之民”，以成“天下”，而他们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有其性，“不可推移”。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统一强盛时期，无论是汉族主政抑或是少数民族主政，都在保证大一统格局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元性，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政策。“羁縻政策”在中国古代确实取得了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的功效，宽严相济、恩威并施，既保证了中央的权威，同时也满足了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利益需求；但“羁縻”的前提必须是传统文化的强势，中原王朝应处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这种因循守旧的“天朝”文化视野，使林则徐很难用近代的“世界”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对手，加之误判的“夷情”及道光帝“亦剿亦抚”的训令，其对“羁縻”之策自然深信不疑，成竹在胸。 1. “天朝”体制下的文化视野。基于中国正统伦理观的“华夷之辨”是以文化判断作为依据的，华与夷的区别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文化殊异，所以“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使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以怎样的文化内容涵化社会，而不能以民族简单而论”[9]。这种民族观在中国超稳定的自然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框架内，历千年而不衰，且日益固化，久而久之，遂形成傲视四夷的“天朝”体制下的文化中心视野，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些远离王畿的五服之民都是“天朝”的子民，都需要帝国的阳光和雨露，需要“天朝”的“文德”教化以成思想上的“大一统”。 “天朝”体制下的文化视野使中国人乐于盲从，往往以泱泱大国自居，逐渐失去创造力，产生文化惰性，以致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10]。“理藩”即剿抚兼施的“羁縻”之术，但“康乾盛世”后的中国已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站在帝国门口的英国人已是此夷非彼夷，如果仍以“天朝上国”自居，采用“羁縻”之策，势必自取其辱。林则徐初到广州禁烟便拿行商是问，不与义律直接接触便是要维护“天朝”法度，而在其写给道光帝的这件奏折中，英吉利三字皆带口字旁也反应了“天朝”体制下的文化扭曲心态。林则徐纵然是高风廉洁之士、理政细密之人，也无法超越时代，脱离“天朝”体制的窠臼。他可以掌握并且能娴熟运用的也只有“羁縻”之策罢了，而试图把厉行禁烟控制在这种不对等的外交体制内是“假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这一神话为前提的”[11]。 2. 对“夷情”的误判。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得自我陶醉的“天朝”体制日益僵化，晚清士人们对疆域四至外的茫茫世界全无知晓，也不屑知晓。特别是高居庙堂的朝中官员在此山雨欲来之际仍然闭目塞听，幻想着“天朝”的尽善尽美，做着自己的黄粱美梦，他们不知道那些金发碧眼的“夷人”从何而来，为何而来。 与这些昏聩官员相比，林则徐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12]，先后编译出《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图六）、《四洲志》（图七）等，特别是将滑达尔的《国际法》中的部分内容摘录编译而成《各国律例》，表明他已经开始关注西方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把禁烟看成是中英两国间的交涉。这些做法使得“林则徐对其他国家的位置和政治情况，较之他受到最好教育的同胞们无疑知道得更多”[13]，而且“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14]。然而，长久以来的“天朝”观念在人们心里已根深蒂固，林则徐在了解“西事”之前就给英国人扣上了“野蛮夷种”的帽子，把自己作为“上国”的官员与对方交涉。这种文化的殊异和制度的迥异使得林则徐很难对所得“夷情”做出不带感情色彩、不受观念肘掣的判断。今人观之，他实在是承担着一件无法超越时代，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首先，林则徐对闭关绝市的作用估计过高。1839年3月，林则徐下令中断中英贸易，不具结（后来又加上交凶）则不恢复通商。在传统观念体制下，通商不过是一种“羁縻”夷人的手段，是“天朝”对远人的恩赐，中国物阜民丰、无所不有，而“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15]。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和幼稚使林则徐乐于“羁縻”之道，并成为对此握有必胜信心的重要前提。 其次，林则徐对英军的战斗实力估计过低。中断贸易并没有像林则徐想象的那样使英国人屈服，反而招致对方的军事挑衅。这次规模并不很大的九龙之战虽然使林则徐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对方的军事实力，进而添设炮台、增强海防，但他仍然坚持尺寸短长，认为“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糜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既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16]。在林则徐看来，对方的坚船利炮非但华而不实，而且他们一旦弃舟登岸则毫无作战能力，“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7]。基于这些今天看来非常滑稽的判断，林则徐认为开启“边衅”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对方挑起“边衅”，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他在这件奏折中信心满满地写道：“此后义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宣布皇仁，宽其既往；若万不得已，仍须制以兵威。臣等亦已密定机宜，蓄养精锐，于山海形胜逐一详细讲求，且察看水陆官兵，似亦皆能用命，总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慑夷情。”确切地说，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时代，林则徐能主动去探求为士人所不屑的外情实属难能可贵，而且他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比较准确的情报信息，但“天朝”的自尊和长期的锁国还是使其蒙蔽了双眼，反而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这种矛盾是晚清国门洞开前夕，在强大的保守壁垒中出现一丝开化的反映，而其初有的懵懂与挣扎，又使大清帝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迫迈入鸦片战争后的“条约体制”时代。 3. 道光帝的训令。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皇帝久居宫城，对林则徐赴广州所办的“夷务”根本没有什么概念，而且他对“禁烟”本来就一直犹疑不决，若不是发现身边的宗室亲族有吸食鸦片的，也不会断然做此决定。清王朝这时已由盛而衰，道光帝也已年迈，他更愿意守成而治，而不轻启战端，但又要保持“天朝”颜面，因此给林则徐的指示是“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18]。虎门销烟的胜利消息传到京城后，道光皇帝一度认为“禁烟”告捷，指望着林则徐早日旌旗北归，但却接到林无休止的有关“具结”、“交凶”、“挑衅”的奏报，令其烦不胜烦，也只能继续以“羁縻”之策谕示林，“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功无能”[19]。在接到林则徐“九龙之战”的奏折后，道光帝基本同意林的看法，批示他“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相机细心筹度，勉之慎之。”英国人这时已经决定武装侵华，打开这个古老国度的大门，区区恩威并用的“羁縻”之策又怎么可能挡住这些野心家的狂热，罢兵弥乱。在茅海建看来，“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一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20]。 林则徐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过程中极力以“羁縻”之策控制对方、笼络对方，试图将近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贸易控制在番邦朝贡体制内。只不过这时“天朝”的对手已不再是驰骋草原的蒙古骑兵和桀骜不驯的西南土司了，他们是拥有现代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和军事武装的站在帝国“大门口的陌生人”。 费正清先生认为：“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21]长久以来，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无论是域内四夷还是境外四邻都相对较为落后，是儒家文化的膜拜者和吸收者，无法对帝国构成真正的威胁。“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中央王朝只需把他们纳入朝贡体制内，就可以施以“羁縻”之策，“诱之以利耳，耸之以斧钺”，招抚、绥远乃至统治对方。在没有遇到强敌劲旅之前，“羁縻”确实乃非常之道，其作用甚至超过固边的长城。林则徐赴广州禁烟之前并没有与英国人打过交道，他也不会放下“天朝”架子，对眼中的“夷人”待之以礼。即便是后来开始了解西事、探求情报，但囿于长久以来形成的“天朝”观念和体制，林则徐不可能科学地分析敌情，做出正确的预判，再加上道光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亦剿亦抚”训令，除“羁縻”之策已别无他途。不知不觉中，战争已经离中国越来越近了。 注解： [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合奏广东水师击败英军挑衅折”，下文有关林则徐与义律引文未加注释者，均引自该文献。义律于1836年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商务监督，清朝官员一般称其为领事。 [2][3] 胡滨译《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443页。 [4]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一，第156页。 [5]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675页。 [6] 同[2] ，第445页。 [7] 同[2]，第420页。 [8]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9] 陈理：《“大一统”理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0] 《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三三七卷，第1087页。 [1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12]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174页。 [13] 刘存宽：《英国侵华先锋对林则徐的推崇》，《文史精华》2001年第10期。 [14] 陈锡祺主编《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12页。 [16]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第45页。 [17]同[5]，第676页。 [18] 同[15]，第626页。 [19] 同[15]，第703页。 [2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第112页。 [21] 同[11]，第47页。 (责任编辑 高 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