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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徐州楚王山上有楚元王刘交墓的记载并不准确。本文从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楚王山汉墓具有西汉晚期墓葬的诸多特征，并结合西汉楚国晚期历史分析认为，墓主不是第一代楚王刘交，而可能是第九代楚王刘嚣。 【关键词】楚王山 陵墓 墓主 西汉晚期 楚王山是江苏徐州西部的一座历史名山，自古以来文献记载楚王山上有楚元王刘交墓，徐州地区学者多从其说[1]。2001年，我们对楚王山汉墓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但是没有找到能够确定墓主的证据。在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初步认识的基础上，依据文献记载认为“楚王山汉墓墓主为第一代同姓楚王刘交的可能性较大”[2]。然而，楚王山上是否葬有楚王刘交，却一直受到徐州地区以外学者的普遍质疑。首先是黄展岳先生表示明确怀疑，指出刘交墓似亦不必排除在已知八个楚王墓之外[3]。后来韦正先生从公开发表的墓葬结构考察，认为须谨慎考虑。邹厚本先生提出《水经注》与《后汉书》记载应没有问题，但可能另有所指[4]。刘涛先生依据西汉时期诸侯王陵墓的形制演变规律，结合楚王山墓葬的建筑技术分析，指出该墓的时代要晚到西汉晚期，并断然否定楚王山为刘交墓的记载[5]。刘瑞先生则认为北洞山楚王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6]，实际上也是间接否定了楚王山为刘交墓的记载；刘瑞、刘涛两先生合著的《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一书中又重申楚王山汉墓时代为西汉晚期的观点[7]。可是对于这些质疑的声音，却一直没有任何回应。相反，最近刘尊志先生关于楚王陵墓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在没有提出新的有力证据和对质疑者没有进行反驳的情况下，再次强调“楚王山一号墓当为刘姓楚王刘交之墓”[8]，下了近乎肯定的结论。面对如此大的分歧，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楚王陵墓研究的学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另外，长期以来，在徐州楚王陵墓排序和墓主断代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在认可楚王山为刘交墓的前提下，对其他楚王墓的墓主和时代进行断代研究。譬如已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热点的狮子山楚王墓，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在简报中首先认定第一代楚王刘交葬在楚王山，进而推断狮子山墓主应为刘交的子孙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9]，以后学者也都围绕墓主究竟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展开讨论。北洞山楚王墓的简报和报告编写者也是如此[10]。然而如果立论的前提不正确，必将导致连锁的错误判断，因此楚王山上究竟是否有刘交墓，已经成为解决西汉楚王墓的墓主问题，尤其是前期楚王墓墓主问题的关键。 考虑确定楚王山汉墓墓主和时代的重大学术意义，同时又受到以上诸多质疑学者的启发，尤其是刘瑞、刘涛先生认为墓主时代是西汉晚期的观点，笔者经过深入思考后非常赞同。在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利用目前所能够掌握的材料，重新认识文献记载，从选址特点、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等几个方面再次综合考察，认定楚王山汉墓时代确实偏晚，墓主不是第一代楚元王刘交，而可能是第九代楚孝王刘嚣。 一 关于文献记载的重新认识 关于楚王山汉墓的墓主问题，历史上多部文献有明确记载。《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北征记》：“（彭）城西二十里有山，山阴有楚元王冢。”《魏书·地形志》亦云彭城有“楚元王冢”。《水经注·获水》则载有“获水又东迳同孝山北，山阴有楚元王冢。上圆下方，累石为之，高十余丈，广百许步，经十余坟，悉结石也。”长期以来，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著述成书年代距西汉较近，所言之事应有所本，对楚王山汉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认识深信不疑。 实际上，仅仅根据上述多部文献记载，定楚王山为第一代楚王刘交的葬地，确实存在缺陷，因为文献本身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首先来看《后汉书》，该书为南朝范晔所作，范晔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终年48岁，范晔生活时代距离第一代楚王刘交卒年（前179年）近600年，如果史书没有记载，范晔对西汉第一代楚王刘交的历史已不可知。况且由于范晔被杀，“志”部分不是范晔原著，而是晋人司马彪撰写，这一部分水平不高，尚缺四个“志”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该书注者刘昭生活在萧梁时期，比东晋的范晔和司马彪时代更晚，其所引《北征记》早已失传，加之历代统治者对葬地问题一直讳莫如深，在史书上一般不会有明确记载，因此该书关于刘交墓记载的科学性尚存疑问。其次再讨论一下《水经注》记载的准确性问题，该书有多处与徐州历史文物相关的记载，如关于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记载：“泗水南经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抗泗水，上而尽石，凿而为冢，今人谓之石椁者。”该书认为的“桓魋石室”，经现代学者研究，证实为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11]；位于徐州博物馆北面的土山汉墓，《水经注》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曾墓），《水经注》成书年代与土山汉墓修建的年代更为接近，但是上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证实该墓为东汉彭城王之墓[12]。虽然不能以此类推，认定楚王山刘交墓记载错误，但至少说明有些文献记载并不可靠，更不是确定墓主的铁证。刘涛先生也认为《水经注》成书于6世纪初，虽然有较高史料价值，但是其记述的时间已经距汉初较远，存在错误也在所难免[13]。因此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就简单认定刘交葬于楚王山。 楚王山有刘交墓的记载，以后历代不绝于书，如《金史·地理志》、《徐州府治》、《铜山县治》等均有记载。南北朝时刘交后裔宋武帝刘裕免除楚王山附近五户人家的赋税，由他们经常洒扫陵墓，依时祭奠，为此中书黄门侍郎傅亮受命作《为宋公修建楚王山墓教一首》记载此事[14]，一直到现在，附近村民还传言他们的祖先是给人守陵的。宋代苏轼《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云：“断岭不遮西忘眼，送君直过楚王山。”但是这些记载都时代偏晚，且多是在《后汉书·郡国志》、《水经注》基础上的重复，也不能作为认定墓主的直接依据。 后人多将楚王山汉墓墓主误认为是第一代楚元王刘交，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的演变，后人只知道该墓是楚王墓，但不知道是哪一代楚王之墓。而第一代楚元王刘交在历史上名气太大，系高祖刘邦同父异母少弟，多年与刘邦一起征战，与高祖关系十分密切，“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言语诸内事隐谋。”[15]先被高祖封为文信君，汉六年又被封为西汉楚国第一代楚王，王薛郡、东海、彭城等三郡三十六县，治理楚国二十三年，历经高祖、惠帝、高后、文帝四朝。在西汉前期分封的诸王之中，他辈分高，年龄大，享国时间最长，可谓资格最老的一代诸侯国王。作为首位被封的楚王, 刘交不但在朝中地位显赫，而且个人修养极高，“好书多材艺”[16]，当时就有《元王诗》产生广泛影响，《史记》、《汉书》等均有专门篇章记载。德高望重的楚元王刘交，在历史上知名度实在太高，名声几乎盖过了其他楚王，以致后人一提到楚王，首先想到的就是第一代刘交。既然楚王山上是楚王墓，理所当然就误认为是楚元王刘交之墓了。 另外，纵览诸书关于楚王山的记载，时代不同山名有所变化，以时代为序，大致有同孝山、楚王山（楚山）、赭土山和霸王山诸名。霸王山这一称谓沿袭至今，附近水泥制品厂现在还称作霸王山水泥厂，这可能因为时代久远，后人又将家喻户晓的西楚霸王项羽混同于西汉刘氏楚王了。这从侧面也证明传说与事实的差距之大，文献记载不可全信。 二 对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的讨论 楚王山是徐州西部一座独立山峰，主峰高195.4米，呈东北、西南走向。楚王山汉墓群位于楚王山北麓，文献记载有墓葬10余座，现经过调查，能够确定的有4座，编号分别为一、二、三、四（图一）。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包括本文）通常所言楚王山汉墓，实际是楚王山M1。一号墓位于楚王山西北尾部山顶上，规模最为庞大，由山体和封土两部分组成，呈覆斗状，连封土高54.08米，封土高7米（图二）。由于长年的水土流失，楚王山一号墓的东向墓道已经露出，1997年该墓遭到严重盗掘，考古人员曾进入墓室考察，对该墓结构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该墓为“因山为陵”的大型“甲”字型竖穴岩坑石室墓[17]，由墓道、耳室与主墓室三部分组成（图三）。墓道为斜坡墓道，总长超过30米，分内、外两段，外墓道长30、宽4.5、垂直高度达18米；内墓道长4.5、宽3.1、高6米；墓道南壁内收0.7米为甬道口，甬道有塞石封堵，4列10余层，塞石做工较为平整，每块尺寸约长1.1、宽0.75、厚0.4米。外墓道两侧发现3个耳室，内墓道较短，内墓道后部有一主室，东西长11.05、南北宽8.05、高约9米，室内面积88.95平方米。二号墓位于一号墓北侧30米一低矮小山包上，墓葬亦采用“因山为陵”的营建方式，高26.12、底面周长336米（图四）；三号墓位于二号墓东侧240米，系平地起坟的竖穴岩坑或土坑墓，封土呈覆斗形，高11.38、底面周长240米（图五）；四号墓位于三号墓以东约1500米，中间隔一座山头，故四号墓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但与二、三号墓大致在东西向一条直线上，亦呈覆斗形，与三号墓构筑方式相同，规模亦与三号墓相当，封土现高11.13、底面周长240米（图六）。 长期以来，人们依据文献记载，认为楚王山一号墓为刘交墓，但是如果将该墓与第二代楚王墓进行比较研究，就能看出问题所在。第一代楚王刘交始封于高祖六年，在位23年薨，由于太子刘辟非早夭，文帝于是让刘交次子宗正上邳侯刘郢（客）嗣楚王位，是为第二代楚王。两代楚王之间是正常过渡，权力平稳交接。第二代楚王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沿袭第一代楚王的做法继续向前发展，而墓葬形制稳定性较强，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或者说一、二代楚王墓葬形制上应该有较多的相似性。目前第二代楚王的葬地尚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说是狮子山[18]，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北洞山[19]。狮子山楚王墓有规模巨大的天井（图七），北洞山楚王墓有10余间附属墓室（图八），营建方法都是横向山体内部开凿，并在山体内营建墓室，虽然两墓作为横穴崖洞墓在形制上尚不完全成熟，但均已具备横穴崖洞墓的基本特征。楚王山一号墓则是竖向山体开凿一个竖穴岩坑，然后在岩坑上以条石搭建石室，属于典型的竖穴岩坑石室墓。两代楚王墓构筑方法迥然不同。而北洞山和狮子山两处楚王墓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虽然墓主尚未有定论，但其中必有一位为第二代楚王，墓主的时代基本能够确定。如果定楚王山为第一代楚王，则与第二代楚王墓葬形制之间差异实在太大，因此从形制上比较，楚王山汉墓墓主可能不是第一代楚王。况且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在位时间短，与第一代楚王死亡相隔时间仅为3年多。由于两者是正常的交接，除了稳定性较强的墓葬形制应基本相同外，即使是变化较快的随葬器物，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料理后事的大臣，主持修墓的职官，几乎就是第一代楚王刘交时期的原班人马，在对待第二代楚王刘郢（客）葬礼的安排上，不可避免地会沿袭第一代楚王时的做法，所以两墓在随葬器物的种类和形制上应该有许多相同之处。然而在楚王山一号墓的外墓道和耳室内出土的随葬器物有铜、铁、陶瓷、漆器等，陶器分夹砂绿釉陶与灰陶两种，原始瓷器有壶、瓿、罐等，均为青釉瓷器，同类器物无论在北洞山还是狮子山楚王陵墓皆未见到，即使中期龟山楚王墓也未出现；相反在徐州地区一些晚期汉墓如碧螺山五号西汉墓[20]、驮龙山汉墓中多有出现[21]，区别是楚王山墓内出土的青釉瓷器体形较大，制作更为精致。结合个别铜器上带有“楚”字铭文，笔者初步认定楚王山一号墓墓主应为西汉晚期某位楚王。 其次，规模巨大的四座墓葬，具有诸多西汉晚期墓葬的特征，甚至与东汉初期相同。 第一，四座墓葬都筑有高大的封土，均呈覆斗状，墓垣石多达数层，尤其楚王山三、四号墓在山脚下平地起坟的构筑方式，为徐州地区西汉早期墓所不见。从徐州地区汉墓发展规律来看，无论大型诸侯王墓，还是一般的中小型汉墓，西汉一代基本未发现平地起坟的葬制；直到东汉时期，平地起坟的埋葬方法，才在徐州地区出现并流行，如睢宁双古堆汉墓[22]、徐州土山汉墓[23]、拉犁山汉墓等[24]，徐州土山汉墓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该墓即营建在云龙山北麓坡地上，且一个封土堆下有三座墓葬。楚王山三、四号墓在楚王山北麓平地开挖岩坑或土坑，并在其上构筑高大封土的方式，与土山彭城王墓极为相似。由于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一个王朝建立初期，文化基本是上一个王朝的延续，这是一个基本规律。表现在墓葬上，后一王朝初期墓葬形制与上一个王朝末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楚王山墓群的时代可能偏晚。 第二，楚王山一号墓在山顶上营建竖穴岩坑石室墓，主室规模庞大，附属墓室少，墓室简易，仅发现3个耳室（应为4个耳室）。四号墓形制与一号墓形制接近[25]。这种形制为西汉楚国早期楚王墓所未见，却与国内其他地区如河南黄土山一、二号汉墓[26]，僖山一、二号汉墓[27]，窑山一、二号汉墓（图九）[28]，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等西汉晚期竖穴岩坑墓形制相近（图一○）[29]。这些墓葬主人均为西汉晚期的诸侯王或王后。在当初调查时，我们根据墓葬形制结构简单的特点，认为具有西汉早期楚王墓的特征[30]，现在看来未免偏颇，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事物发展规律往往是简单—复杂—简单的变化过程，开始和结束均以简单的面目呈现，但前期的简单是粗疏、不成熟，后期的简单是复杂之后的简单，是粗疏褪去之后的精致，尤其在细节上能够清晰体现时代之早晚。1997年考古人员进入墓室调查时发现，楚王山一号墓的室顶用大条石券筑而成，券顶条石东西排列，每列11块，每块长1.2、宽0.22、厚约0.3米。研究表明，券顶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31]，该墓券顶结构的出现，从建筑细节上体现出成熟先进的技术特征，反映该墓时代偏晚。刘瑞、刘涛先生从建筑形态分析西汉诸侯王石室墓结构时指出，楚王山汉墓采用半圆拱券式结构是一种较为成熟建筑技术[32]。如果定该墓为西汉早期，那么这种技术在西汉初期出现后，不可能旋即消失，然后200余年后复又出现，这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从古到今建筑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逐步演变过程，即使在帝陵建设中，陵墓的形制、规模、结构、材料、施工方法，也不可能突破当时社会生产和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界限。尤其是塞石4列多层的封堵方式，与西汉前期楚王墓的封堵方式迥然相异，甚至与目前所有已经发掘的楚王墓均不相同（目前发现的楚王陵墓一般均用巨大塞石封堵墓道和甬道，以双层双列或双层单列形式排列）。因此从墓葬形制考察，楚王山四座大墓的时代可能要晚到西汉后期。 第三，西汉楚王墓所在山体从早到晚呈逐渐增高的趋势，西汉前期楚王墓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的海拔高度分别为61、54、69米，中期以后楚王墓龟山、东洞山、南洞山的海拔高度分别是73.5、86.5、128米。楚王山一号墓所占山体高大，楚王山主峰海拔高达195.4米，迥然有别于早期楚王选择小山营建大墓的理念，相反与西汉中期以后楚王陵墓的普遍做法相同，且四座大墓安葬在同一个区域，为徐州地区所仅见，如此选址方式也说明该墓时代偏晚。过去我们依据“古人以西为上”，认为墓主生前地位显赫，与楚元王刘交较为相称[33]。其实最西的原因是早中期楚王已经将都城周围位置较佳的山头占据，作为后期楚王唯有向都城外围拓展，才能找到合适的墓地。另外有的学者根据楚王山汉墓墓道东向，认为墓葬时代早，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34]。徐州地区楚王陵墓采用“因山为陵”的埋葬方式，由于受到具体地理环境制约，墓向必须根据实际因地制宜地灵活变化，出现东南西北四个朝向都有可能，不具备断代意义。楚王山汉墓位于楚王山之西北部，南向不可能，北有小山，西有汴水，唯有东向，前方有开阔的平原，便于营建陵寝建筑，而且能够形成闭合的空间，防护效果好。因此楚王山汉墓的东向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不是时代原因所造成，更不是模仿所谓的秦始皇陵或者西汉帝陵。 另外，如果定楚王山汉墓时代在西汉晚期，也符合徐州地区楚王（后）合葬墓从早到晚逐渐靠近的发展演变规律。西汉早期楚王墓葬距离较远，楚王与王后墓一般分立于两座山头。狮子山楚王的王后墓位于其北侧羊鬼山上，相距200余米，北洞山楚王墓东侧有“桓魋石室”，系北洞山楚王之王后墓，相距200米，两者属合葬中的同茔异坟；驮篮山是一座山体两个山头，楚王与王后墓分别葬在两个山头之下，相距140米，距离开始接近，虽然仍是同茔异坟，但开始向同茔同坟过渡；龟山、东洞山、南洞山三座楚王墓与王后墓同在一个山头下，距离进一步缩小，墓道之间距离分别为20、10、8米，为同茔同坟之制；发展到楚王山四座墓葬，则可能采用同坟异穴或同坟同穴的合葬形式。虽然目前楚国尚未发现王级陵墓如此合葬，但是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天下一统局面的形成和稳固，整个大汉王朝的文化面貌呈现趋同的发展趋势，到西汉中后期墓葬形制发展已经渐渐基本一致。国内其他地方如北京大葆台汉墓[35]、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36]、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37]等诸侯王墓中均已出现同坟同穴的合葬形式，徐州地区的翠屏山汉墓[38]、绣球山汉墓[39]等中小型墓葬中也已经出现同坟同穴合葬现象，因此西汉晚期楚王也完全可能使用同坟同穴的方式合葬。如果定楚王山汉墓群为西汉后期墓葬，这与整个西汉时代墓葬发展演变规律也是相一致的；同时也矫正了我们以前对楚王陵墓由竖穴向横穴演变的错误认识[40]，相距不远的楚梁两国，崖洞墓的发展脉络实际上完全相同。 楚王山汉墓群墓葬数量众多，以前笔者在考察时，除对一号墓墓主作过初步推断外，其他墓葬只是客观介绍封土及墓垣情况，没有给出定性的结论[41]，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二号墓是王后墓，三、四号墓是陪葬墓[42]，不知根据何在。其实三、四号墓虽然较一、二号墓封土略小，但是如果放在西汉末期考察，三、四号规模并不小，俨然是楚王级别的大墓，不能简单地以陪葬墓论之，陪葬墓的主人一般为楚王的妃嫔和近臣，形制规模远远小于主墓。徐州地区地处东部黄淮平原，开发历史悠久，人烟稠密，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周围的山体都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有的山体甚至被开山采石夷为平地，在如此时代背景下，尚有四处八座楚王（后）级别的大墓未被发现，实在是不可思议（徐州地区共有12代刘姓楚王，理论上应该有12处楚王陵墓，目前徐州地区已经发现8处，它们分别是：楚王山、狮子山、北洞山、驮篮山、卧牛山、龟山、东洞山、南洞山）。由此笔者认为楚王山四座大墓的墓主，可能就是西汉末期的的四代楚王（后）。至于这四座墓与后四代楚王的对应关系，由于时至今日众多富有断代意义的材料尚未公布，笔者因此对二、三、四号墓墓主对应关系不妄加推论，下文仅对楚王山一号墓的墓主问题作初步研究。 三 楚王山汉墓墓主和刘交的葬地 楚王山汉墓群规模庞大，墓葬数量众多，且形制迥异于其他7处楚王陵墓，确定其墓主和时代对于研究西汉楚王墓序列演变及汉代墓葬建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然把楚王山汉墓时代定在西汉晚期，那么墓主可能是哪一代楚王呢？结合墓葬形制和对晚期楚国历史的考察，笔者认为其墓主最大可能是第九代楚孝王刘嚣。兹将观点阐述如下。 首先，墓葬形制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引起其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由于文化、经济、思想变化，可能会导致其变化，但是政权更迭、统治者易主，无疑是最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当然相对于随葬器物的变化，墓葬形制稳定性较强，没有重大变故，一般不可能发生巨变。但是如同前文所述，楚王山M1为竖穴岩坑石室墓，与墓主时代明确的龟山第六代楚王刘注墓相比[43]，其墓葬形制发生了质的变化，显然属于另一系统，这说明墓主发生重大变化或可能政权更迭。参考《汉书·诸侯王表》，西汉楚国从第六代楚王刘注以后，又前后相传了六个诸侯王，分别为七代刘纯、八代刘延寿、九代刘嚣、十代刘文、十一代刘衍、十二代刘纡。其中第七代刘纯为刘注子，第八代刘延寿为刘纯子，第十、十一代为刘嚣子，十二代刘纡为刘嚣孙，可以看出六、七、八代和九、十、十一、十二代之间，均为父子或兄弟相承，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在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和第九代楚王刘嚣之间，却出现较大断裂。公元前69年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叛乱自杀国除[44]，公元前49年汉宣帝子楚孝王刘嚣徙楚[45]，支系发生重大变化，共传八代计133年的楚元王刘交一系终结。刘嚣即位与第八代楚王刘延寿国除，已时隔20年，当时刘延寿是谋反，刘嚣却是以仁孝著称于世（死后谥封为孝王），对叛乱之王的做法肯定有抵触，即位后在墓葬形制上自然不会认可楚国旧制，相反会更多参照其父兄之制。据调查，宣、元帝陵均为竖穴墓，况且当时全国范围内横穴崖洞墓已呈衰落之势，于是刘嚣改变原来楚国营建墓葬的方法，将横穴转变为竖穴，这样，一种崭新的墓葬形式—楚王山竖穴岩坑石室墓开始出现。诚如是，西汉楚国后期政治上发生的重大变革，恰与楚王墓葬形制发生剧烈变化相吻合，这正支持和证明了楚王山汉墓的墓主为第九代楚孝王刘嚣的论断。有的学者认为“东洞山当为第九代楚王刘嚣之墓”[46]，显然是忽略了这次重大的历史变故对墓葬形制的影响。 其次，楚王山汉墓虽然为竖穴岩坑石室墓，但是规模宏大，必须具备巨大财力和足够时间才有可能营建。第九代楚孝王刘嚣，即位时与第八代楚王刘延寿之国除间隔20年，距刘延寿即位之初已经50年，具有“始封”之意义，且在位时间长达28年，在后期诸王中在位时间最长，辈分最高，其墓葬修建规模气势必然超过晚期其他诸王。同时，楚孝王刘嚣系宣帝子元帝弟，与中央王朝关系密切，还深受成帝赞许，在朝中地位显赫。《汉书·宣元六王传》记载：（楚王嚣）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子闵之，下诏曰：“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孅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今乃遭命，离于恶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闵焉。夫行纯茂而不显异，则有国者将何勖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诏于子男一人俱，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为广戚侯。”字里行间体现关心爱戴之情，考虑刘嚣与中央王朝宣、元、成三帝的关系，一定得到许多丰厚的赏赐，甚至在墓葬的营建上可能得到中央王朝的支持。而且，虽然刘嚣受封楚国时封地大减，只有彭城、吕、留、武原、梧、甾丘、傅阳七个属县，但实力尚存，楚国7个县有114738户，共497804人，从人口上可以看出楚国仍处于鼎盛时期，营建规模较为巨大的陵墓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第九代楚孝王刘嚣在受封楚王之前，已经被封为定陶王4年，在葬俗理念上受楚地影响小，而且可能受到定陶附近葬俗影响。定陶在历史地理上与梁国关系密切，梁国原定都于定陶，在汉文帝十二年改睢阳王刘武为梁王时徙都睢阳。墓室营建在芒砀山，与楚国距离也较近，而梁国中晚期开始出现像黄土山一、二号汉墓，僖山一、二号汉墓，窑山一、二号汉墓这样的竖穴岩坑石室墓，其中僖山一号汉墓发掘者认为是西汉梁国晚期夷王刘遂的墓葬，僖山二号汉墓的墓主为西汉中晚期梁国王后，窑山一、二号汉墓可能是梁王刘嘉及其夫人陵墓，黄土山一、二号汉墓可能是西汉中期梁王（后）墓。这些墓葬时代均在西汉中晚期，与第九代楚孝王刘嚣所处时代大致同时。另外，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梁孝王病死，汉景帝将梁国一分为五，为梁国、济川国、济东国、山阳国、济阴国，分封其五子为王，其中子不识为济阴王，辖境在今山东定陶、菏泽、甄城一带，可见定陶一地一直处于梁国文化圈内。考虑定陶、楚国与梁国的关系，先后任定陶王和楚王的刘嚣在丧葬理念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梁国的影响，既然梁国已经产生竖穴岩坑石室墓，在楚国出现也并非意料之外。 一旦认定楚王山汉墓墓主为第九代楚孝王刘嚣，那么所有楚王陵墓的墓主和时代问题都将在新的框架下得到重新认识。过去在狮子山汉墓墓主二代和三代之争中，笔者倾向于认同墓主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现在楚王山汉墓墓主重新认定的基础上，笔者则认为狮子山汉墓最有可能是第一代楚王刘交的葬地。该墓规模巨大，随葬器物精美，地理位置优越，与第一代楚王刘交的生活时代背景十分相符。如果定狮子山汉墓墓主为第一代楚王，那么关于狮子山汉墓的钱币、印章和形制异常等疑难问题都将得到圆满解决。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结论，随着1997年调查的楚王山汉墓以及近年来发掘的狮子山楚王陵陪葬坑等这两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材料的整理和发表[47]，相信有关楚王陵墓墓主和时代问题都必将逐步得到解决。 注释： [1] 依据文献记载，认为楚王山墓主为刘交的学者有邱永生、梁勇、孟强、刘尊志、周保平、葛明宇、耿建军、刘照建、李银德等诸位先生。但是李银德先生后来又言：（楚王山）M1为石券顶结构，这在西汉文帝时期尚未闻见，与刘交墓所处的时代不甚相符，因此其墓主也许要在发掘之后才能清楚。见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2][30][33][41] 刘照建、梁勇：《徐州铜山县楚王山汉墓群考古调查》，《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253页。 [3] 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4] 韦正：《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墓主的再认识》，《考古》2002年第9期。 [5][13] 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形制的演变》，《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6年，第190页。 [6] 刘瑞：《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墓主考》，《考古》2008年第10期。 [7] 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5页。 [8][25][34][42] 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9]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8期。史书关于第二代楚王的名称记载不一，有“郢”和“郢客”两种，本文称之为刘郢（客）。 [10]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2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11] 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12][23] 王恺：《徐州土山汉墓葬年考》，《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87－95页。 [14] 傅亮：“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光，尊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任基德，启蕃斯境。素风道业，作范后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余烈，奋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坟茔莫剪。感远存往，慨然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剪；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兴，开源自本者乎？可复蠲近墓五家，常给洒扫。”《文选》卷三六《为宋公修建楚王山墓教一首》，中华书局，1977年，第506、507页。 [15][16] 《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1921页。 [17] 关于此种形制墓葬称谓较多，有竖井崖洞墓、竖穴石坑墓、竖穴石坑石室墓、竖穴崖洞墓。宜称为“竖穴岩坑石室墓”，较能准确地反映这种墓葬形制的特征。 [18] 孟强、钱国光：《西汉早期楚王墓排序及墓主的初步研究》，梁勇、梁庆谊：《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及排列顺序》，周保平：《徐州西汉楚王陵墓序列浅说》，刘尊志：《西汉时期前三代楚王年龄及其墓葬初探》，《两汉文化研究》第二辑，第185、194、225、238页；耿建军：《试析徐州西汉楚王墓出土官印及封泥的性质》，《考古》2000年第9期；刘照建、张浩林：《徐州狮子山汉墓墓主考略》，《东南文化》2001年第7期；刘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考略》，《文博》2002年第2期；孟强：《从墓葬结构谈狮子山西汉墓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2年第3期；刘尊志：《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再探》，《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孟强：《从随葬品谈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2006年第9期；梁勇：《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印章与墓主问题的再认识》，《考古》2006年第9期；冉如波、陈海霞：《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墓主身份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07年第2期。 [19] 邱永生、茅玉：《北洞山西汉王陵考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葛明宇、孙凤娟：《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墓主应为夷王刘郢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9日第7版；葛明宇：《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年代与墓主探讨》，《考古》2009年第9期。 [20] 徐州博物馆：《徐州碧螺山五号西汉墓》，《文物》2005年第2期。 [21] 徐州博物馆：《徐州驮龙山五座汉墓》，《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22] 张德胜、徐娟：《下邳国王陵初考》，第四届徐州两汉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 [24] 李银德：《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23、124页；耿建军：《徐州市拉犁山二号东汉石室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08、209页。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黄土山与酂城汉墓》，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9页。 [2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28] 阎根齐：《邙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49、258、259页。 [29] 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3期。 [31] 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第162页。 [32] 同[7]，第508页。 [35] 大葆台汉墓发掘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36] 潍坊市博物馆、昌乐县文管所：《山东昌乐县东圈汉墓》，《考古》1993年第6期。 [37] 江苏省大青墩汉墓联合考古队：《泗阳大青墩泗水王陵》，《东南文化》2003年第4期；《泗阳大青墩汉墓论证会纪要》，《东南文化》2003年第4期。 [38] 徐州博物馆：《徐州绣球山西汉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合刊。 [39]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9期。 [40] 周保平、刘照建：《西汉楚王陵墓形制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 [43] 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尤振尧：《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一文的重要补充》，《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徐州博物馆：《江苏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墓材料的再补充》，《考古》1997年第2期。 [44]同［15］，第1925页。 [45] 关于刘嚣徙楚时间文献记载不一，《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二》记载：“（楚孝王嚣）甘露二年十月乙亥，立为定陶王，四年，徙楚。”《汉书》卷八○《宣元六王传》云：“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 [46] 刘尊志：《西汉晚期楚王（后）墓葬浅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刘尊志：《徐州两汉诸侯王墓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1期。 [47] 1997年楚王山一号墓遭到严重盗掘，考古人员进入墓室，提取部分器物，现存徐州博物馆。2002年以来，在狮子山楚王墓以北的羊鬼山东侧，考古工作者发现、发掘多座陪葬坑，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