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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曙光》杂志是五四以后新思想、新思潮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之际创办的一本进步刊物。刊物创办之初以科学促进社会改革为宗旨，广泛宣传科学救国思想。不久，《曙光》的编辑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大量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这一转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主要成员深受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曙光》编辑思想的转变，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有较全面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过程的缩影。 【关键词】五四时期 《曙光》杂志 马克思主义传播 北京共产党小组 《曙光》杂志创刊于1919年11月1日，共出版9期。《曙光》的创办者是一些山东籍旅京学子，包括中国大学学生宋介、王统照、王晴霓，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徐彦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范予遂等，宋介为主编。创刊不久，《新社会》杂志的编辑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等又相继加入。文章作者有编辑部成员，有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也有如瞿秋白等进步青年。 该刊创刊时以科学救国为宗旨，理想主义色彩十分浓重，后期编辑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登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其名字甚至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在报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情况时介绍了《曙光》。该杂志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进步青年和团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图一）。 一 创办时的科学救国理想 《曙光》创办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在创刊号的《宣言》中他们就为什么要办这个杂志表示：“我们处在中国现在的社会里头，觉着四周的种种环境、层层空气，没有一样不是黑暗、恶浊、悲观、厌烦，如同掉在九幽十八地狱里似的。若果常常如此，不加改革，那么还成一种人类的社会吗？”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状，他们怀着一颗救国的心，希望寻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安于现在的生活，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但是这新生活、新社会的基础，都建在科学上边。必须科学发达，文明才能进步。”他们认定科学是救国之本，“所以我们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鼓舞国人革新的运动”。在谈到为什么用“曙光”的名称时，他们说：“因为现在的社会，都在‘长夜漫漫’、‘迷梦惝恍’的时候，不有‘鸡声啼晓’、‘东方既白’的警告，那能有醒悟的感觉？我们虽不敢说‘先知先觉’的话，但是这一线‘曙光’的供献，问诸良心，却也‘责无旁贷’。”他们要将这黑暗的天空撕开一条裂缝，投下一线曙光。他们最后疾呼：“若不愿在黑暗中生活的呀，请快起来大家协力向光明的前途走去！”[1] 本着科学研究的宗旨，在最初几期的《曙光》上，主编宋介连续发表文章《完成与文明》、《科学与社会》、《天才与社会》，来探讨促进社会改革的途径，阐述科学救国思想。“科学的伟大发明，也足以使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兼经济的与文化的。因为科学的伟大发明能够介绍一种新社会因子进来，不由得环境不发生变化。（1）各种社会制度之不适宜的，不合理的，受了文明的变化的影响可以渐归消灭。（2）各种学术内容之虚伪的、错谬的，受了文明变化的影响自然也被淘汰。”[2]他认为，这种新的社会因子可以开启民智，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他比喻说，“科学是人类社会赶赴目的所坐的车子，进则俱进，退则俱退，步骤差不多是一致的”[3]。他认为：“科学虽无绝对的万能，却有相对的万能……所以说到社会的改造，就不能抛开科学，科学进化一度，社会就要改造一度，科学的进化无止境，社会的改造也无穷期。”[4]科学救国思潮在当时有着较深的社会基础，《曙光》在这里积极为科学救国摇旗呐喊。 与此同时，《曙光》还十分关注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讨论了美育问题、家庭问题、两性问题，希望通过这些找到改造社会的良方。 二 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宣传阵地 1920年底以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影响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曙光》开始大量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及列宁某些著作的译文。另外，还有一些文章讨论了劳动、阶级斗争等问题，并进一步触及到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表现出社会主义倾向。 1920年11月，《曙光》在第2卷1号上刊登《本志改良启事》，言称：“此前本志言论，理想的多，现实的少。第2卷1号起，于卷首增添短评数篇。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本直觉之观察，为严重之批评”[5]。《曙光》的这一转变其实早在第1卷6号已经出现。以新面目出现的《曙光》对社会之观察开始从其根源出发，对社会的不平等进行揭露。“现代社会所以发生贫民，由于经济组织之不正当、不合理，经济组织之所以不正当、不合理，则资本主义之作祟也。故资本家者社会之虎狼也，贫民者犬羊也，犬羊与虎狼遇，乌行免吞噬哉。”“故资本主义不灭，则贫民势难断绝，推其极非实行经济革命不足以言贫民问题之根本也。”[6]《曙光》还发表了大量介绍和赞扬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的文章。宋介在《新俄罗斯之建设》一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俄国革命以后的组织状况、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俄国共产党“他们的最后目的，确是共产主义”，“苏维埃总是较能代表廿纪文明之最高观念的。各资本主义的国家，哪里比得上呢”？赞扬苏维埃政府“一面抵抗饥、寒、仇敌之侵袭，一面犹能随岁月之进行而时弥补其缺憾，渐成一个有力代表机关。自今以往，世界各国如有以社会改革而组织政府者，总不免要受些苏维埃制度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建设，“俄人现在已能防御外敌，而外敌已失捕灭布尔雪维克之能力。自今以往，俄国外部平和，内部一致，以布尔雪维克之经验与责任心，而继续其神圣之事业，俄国之将来，还可限量吗”[7]？瞿秋白更是展望“我们在今天比平常日子更深信万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快来到了”[8]。第1卷6号还刊登了王统照译的《俄罗斯之农业的社会化》、郑振铎译的《红色军队》等介绍苏联的文章。此后，《曙光》又发表了多篇介绍苏俄的文章，特别是还发表了列宁的一些著作的译文，如：《旧治更新》（即《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第1卷6号）、《过渡时代之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第2卷1号）、《全俄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大会蓝宁之演说》（即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第2卷1号）等。 三 影响《曙光》转变的因素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曙光》刚创刊时并没有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曙光》的编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1918年以来，各种报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章增多，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以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相继发表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主义的成功，苏俄的对华政策，唤起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曙光》的编辑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丢掉科学救国的理想主义，而直面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 （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 《曙光》的编辑成员很多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有密切联系，其中主编宋介对刊物转变的影响最大，他本人就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报告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来的工作，其中“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一节里有这样一段话：“《曙光》杂志虽有我们的一个同志负责出版，但不纯粹是我们的刊物，而是一个混合性的刊物，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9] 。“我们的一个同志”就是指宋介。“我们刊登了一些翻译的和创作的文章”，应该是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大钊、何孟雄、宋介等在《曙光》上发表的文章和译文，包括李大钊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何孟雄的《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采用什么方法》，宋介的《新俄罗斯之建设》、《俄罗斯之女劳动家》、《彼得格勒之粮食分配》等。另外，刊物还刊登了列宁部分著作的译文和高尔基的《赞列宁》等。《曙光》还登载了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文章《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先生答区声白先生书》。可以看到，《曙光》虽“不纯粹是我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刊物”，但它确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宣传阵地了。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一次报告中介绍中共成立前后的情况时，更直接说明了宋介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背景：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只同情苏联。我与他们大吵，守常想调和，结果，他们退出三人，其余三人仍赞成马克思共产主义。北京新中国杂志宋介也加入。当时在广东、上海……等处与无政府派都起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等”[10]。宋介应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11月退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上海、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激辩之时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大约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 宋介与李大钊、张国焘交往密切。据《曙光》另一位编辑刘静君回忆，她1920年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同时参与编辑《曙光》，第一次见到李大钊就是由宋介与张国焘共同引见的[11]。而张国焘两次谈到建党初期的活动时都提到宋介，也说明张国焘与宋介十分熟悉。宋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交往中很可能受到李和张的影响，开始了解俄国革命和俄国现状，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宋介还曾经是李大钊创办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型图书室—“亢慕义斋”成员[12]，有条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曙光》第2卷2号刊登了陈独秀在广东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社会主义批评》，同一期刊登了《区声白先生致陈独秀先生书》和《陈独秀先生答区声白先生书》，记录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的情况。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介绍了各种社会主义形式，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该文于1921年1月18、19日在《广东群报》上刊出后，立即遭到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区声白的攻击。区声白先后三次发表了《致陈独秀先生书》、《答陈独秀先生书》、《区声白再答陈独秀书》。而陈独秀也先后三次发表了《陈独秀答声白的信》、《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拉开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辩论的大幕。宋介是在北京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加入北京小组的，不能不对这场论战深切关注。而《曙光》第一时间刊登陈独秀的演讲和陈区第一轮交锋的书信，也表明了其立场。 不仅如此，宋介和另一位早期党员施存统也是至交。1921年3月，已是中国共产党日本支部成员的施存统，在日本看到《曙光》第2卷2号后给宋介的信中对《曙光》面貌的改变大加赞扬：“今天到了一个朋友那里去，看见你们办的杂志《曙光》，真好快活！我与《曙光》相别已经有一年光景了，而《曙光》的长成，几乎令我不认识”。“我把二卷二号的《曙光》几篇重要的文章略略一看，真可谓面目一新！尤其使我喜欢的，是赤色十分浓厚”[13]。施存统就是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非孝》的作者，当时他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文章强烈的反封建性，遭到省内守旧势力的攻击，施存统被迫离开浙江，于1920年1月到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并结识了宋介。两个月的时间，虽然只有二三次见面，这位反封建青年就与宋介成了好朋友，可见二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施存统于1920年3月离开北京去上海，在北京应读过《曙光》的前几期，而第2卷2号恰在一年后出版。宋介还与施存统通过书信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指出资本主义是产生社会不安的因素[14]。由此也可以看到宋介当时思想的进步。 《曙光》杂志的成员宋介、祁大鹏、郑振铎等都曾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据潜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的北洋政府密探关谦的几次密报，宋介、祁大鹏、郑振铎多次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在1921年4月2日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上，宋介当选为教育委员、祁大鹏当选为组织委员、郑振铎当选为出版委员[15]。《曙光》的部分成员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其中骨干，对《曙光》的转变不能说没有影响。 《曙光》的其他成员与山东的励新学会也有着广泛往来。励新学会是依托齐鲁书社由山东进步青年在济南创办的一个进步团体，骨干成员为王尽美、邓恩铭等。以励新学会为基础，王尽美、邓恩铭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励新学会为活动阵地。励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和举行学会讲谈。学会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开展读书活动，介绍革命新思潮。当时齐鲁书社大量介绍进步书刊，《曙光》杂志也成为其中的重要读物。《曙光》的编辑成员多为山东省籍人，宋介、徐彦之、王晴霓等成员多次回山东活动，与学界王尽美、邓恩铭等交往甚密[16]。王晴霓就出席了励新学会成立大会[17]；而王统照的长篇小说《春花》的创作素材，正是取自励新学会[18]。这些交流活动表明，《曙光》成员与山东进步青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活动中亦留下了他们的印迹。 （三）进步团体的影响 《曙光》是由一群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人创办的，诞生以后，很快就因为与其它进步社团“宗旨相同”而与它们成为同道。 《曙光》的发起人之一徐彦之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进步刊物《新潮》的发起人之一。徐彦之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与傅斯年、顾颉刚是好友，共同谈论时政，志同道合，“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19]。于是大家决定办一本杂志。为杂志的经费，徐彦之上门求助于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得到了陈独秀的热情支持。1919年1月，《新潮》杂志问世，徐彦之任干事部主任。《新潮》以民主、科学为武器，以启蒙民众思想为主旨，积极提倡个性解放，批判封建礼教，有力地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成为《新青年》的坚定盟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青年学生更把改造社会、探索救国真理视为己任，短时间内，大量刊物涌现，青年学生以刊物为阵地，宣传和阐述自己的思想。作为山东籍学生的徐彦之与中国大学的同乡宋介、王统照等又共同创办了《曙光》杂志，“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徐彦之虽未在《曙光》上发表过文章，但《新潮》的新思想不能不对《曙光》有所影响。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邀请北京宗旨相同的各团体在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茶话会，拟组织“改造联合”。到会者除觉悟社的10余人外，还有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共20余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参加。茶话会由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并报告开会的宗旨，接着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工作和一年多来的活动，周恩来也发表了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各团体的代表都发言介绍了本团体的情况。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对觉悟社的邀请作了答谢，张申府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极力赞成组织改造联合[20]。随后，李大钊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全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21]。此建议得到各团体的响应，并决定各团体推选三名代表，于1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开筹备会，筹商办法。李大钊、张申府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推举的代表，与各团体代表先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开会研究，通过了少年中国学会代表起草的《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改造联合宣言》提出：“我们集会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劳动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改造联合约章》的第二条规定：“本联合定下列各项为即须举行之事业……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22]“改造联合”的成立，成为五四以后进步团体走向合作的重要标志，曙光社作为“宗旨相同”的团体之一，积极参与了这次联合。此时李大钊和张申府已经在筹划建党工作，而刘清扬、周恩来、邓颖超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热血青年，思想正在转变过程中，刘清扬和周恩来还先后于1921年初在勤工俭学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与这些进步团体的交往和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的接触中，《曙光》的编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思想上发生转变。 《曙光》与另一个进步刊物《新社会》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同一天创刊，并相互支持，对社会的认识有许多共鸣。《新社会》的创办者为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刊物的宗旨是“尽力于社会改造事业”。在所出版的18期当中，发表了许多介绍和论述世界各国社会运动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新社会》的作者们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看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推翻的趋向。特别是瞿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3]。瞿秋白本人也说：“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24]瞿秋白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抨击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和旧社会道德观念的文章。《新社会》于1920年5月被当局查封，《新社会》的成员并没有屈服，他们又出版了新的刊物《人道》。 《新社会》与《曙光》的成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新社会》成员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也曾是《曙光》的成员，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都在《曙光》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宋介、王统照也为《新社会》写过不少文章。也正是因为“宗旨相同”，以及成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新社会》改为《人道》后，能够与《曙光》共同被邀请参加陶然亭的“改造联合”成立大会。 《人道》仅出版一期就又被迫停刊，停刊后，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编辑瞿秋白等在《曙光》发表了介绍俄罗斯革命的文章，而郑振铎、瞿世英还成为《曙光》的编辑。可以看出，《新社会》的编辑们又把《曙光》作为他们继续战斗的阵地。新鲜血液的溶入，使《曙光》的视野更加广阔，而新加入者所具有的进步思想不能不对《曙光》的编辑们有所影响。 《曙光》从1919年11月创刊到1921年6月第2卷3号止，虽然只出版9期，但它却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以强烈的爱国情怀探索救国真理的思想转变过程。《曙光》的思想转变，正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十月革命有较全面的认识并进而接受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的缩影。同时，它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一个侧影。 注释： [1] 《宣言》，《曙光》第1卷1号，1919年。 [2] 宋介：《完成与文明》，《曙光》第1卷4号，1920年。 [3][4] 宋介：《科学与社会》，《曙光》第1卷1号，1919年。 [5] 《本志改良启事》，《曙光》第2卷1号，1920年。 [6] 宋介：《贫民救济问题》，《曙光》第1卷6号，1920年。 [7] 宋介：《新俄罗斯之建设》，《曙光》第1卷6号，1920年。 [8] 瞿秋白译《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曙光》第1卷6号，1920年。 [9] 张国焘：《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译自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10] 《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11] 刘静君：《记忆中的李守常先生》，选自《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12] 王洁主编《李大钊北京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图书发行部，2010年，第185页。 [13] 《施存统致宋介》，《曙光》第2卷3号，1921年。 [14] 《施存统致宋介》、《宋介复施存统》，《曙光》第2卷3号，1921年。 [15]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况报告》，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 原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集，第122页。 [16] 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17] 《励新会务报告》，《励新》第1卷第1期，1920年12月15日，原载《共产主义小组》。 [18] 杨洪承：《王统照〈春花〉创作素材小考—关于山东革命组织“励新学会”的侧影描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 [19]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1号，1919年9月。 [20] 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载《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21]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22] 《改造联合宣言》、《改造联合约章》，《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23] 郑振铎：《记瞿秋白早年的二三事》，《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40页。 [24] 瞿秋白：《多余的话》，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