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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在北京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隆重而特殊的哀典，整个治丧活动声势浩大，其意在宣传孙中山思想与动员民众，有政治斗争的目的。国民党人对孙中山葬仪有分歧，国民党中央决定接受国葬案，但内部一直有异议。孙中山丧事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由国民党主导的、具有党葬色彩的国葬；国民党对孙中山丧事的筹办体现出自主性、灵活性和政治性。 【关键词】孙中山丧事 国民党 治丧活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北方势力的邀请，为谋求国家和平统一而抱病北上，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伟人其逝，斯民同悼，而治丧活动也亟待开展。然孙中山逝世背景比较特殊：孙中山逝世于北上旅次，而当时国民党政权割据广东一隅，在北方并没有多少势力;且国民党广州政权与北京政府尚处于对立状态，孙中山逝世前不久极力倡导的国民革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其矛头便是直指北京政府的。可以说，孙中山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一个特殊的地点去世，其丧事办理存在诸多难题［1］。目前有不少著作或多或少涉及孙中山丧事筹办事宜，然而有些著作只是对孙中山丧事举办的简单描述，论述并不深入；有些著作探讨了孙中山丧事问题，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揭示其丧事筹办事宜，但亦非专题探讨治丧事宜[2]。总之，由于现有涉及孙中山丧事筹办事宜的著述存在许多不足，故此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另外，现有著作对一些问题存在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看法，也有待澄清。 一 孙中山逝世与治丧机构的成立 孙中山因长期为革命奔波，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3]。1924年底北上之初，身体已有不适，到天津时肝病复发（图一），到北京后病重住进协和医院。1925年1月26日施行手术时，医生断定为肝癌[4]。国民党人意识到情况严重，当晚即开政治委员会议商量，但当时讨论的重点是请孙中山立遗嘱问题（图二、三），后事问题尚未提出[5]。1925年2月16日，在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饭店开会，“讨论先生身后准备事宜。到会者除政治委员外，有先生家属孙哲生、孔庸之、宋子文等。决议附身事由家属主持而由党襄助之，其他典礼则由家属与党分别主办，墓道拟在北京或郊外。”[6]这是目前见到的国民党人正式讨论孙中山后事问题的较早记录。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逝世（图四）。孙中山主治医生克礼于3月12日发布报告称：孙博士“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遗嘱，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之遗体，已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7]由上可知，在孙中山生前，国民党人及家属对其后事有所准备，但并不充分。而孙中山自己对后事有两个重要交代，一个是葬地，一个是遗体的保存，这两个交代是孙中山丧事举办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立即向海内外发出讣告，并迅速组建治丧机构，分头操办丧事。较有代表性的治丧机构，一个在逝世之地北京，一个在大元帅府所在地广州，还有一个在孙中山私宅所在地上海。在北京，行馆同人于当晚组织“孙中山先生治丧办事处”（下简称“治丧处”），以经纪其事。作为国民党大本营的广州，在孙中山逝世当天下午就成立了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委员有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谭延闿、许崇智等11人[8]。在上海，孙中山逝世当天，“张静江、李徵五、叶惠钧、林焕庭、庞青城、张昭汉、周佩箴、叶楚伧、邵力子等，于下午二时在张静江宅会议，即日起至孙宅行礼。即日成立治丧事务所，每日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办事，并议决今日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孙宅设立灵位，暂供各界之吊奠。”[9] 上海治丧事务所位于孙中山宅邸，具有象征意义。广州的大元帅哀典筹备委员会虽然设在国民党大本营，但由于大批国民党中央委员聚集于北京，使其决策地位降低。而北京是孙中山的逝世地和灵柩所在地，北京治丧处又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央的治丧机构，故北京构成丧事的主会场，治丧的主要决策也由北京治丧处会同孙中山家属共同做出。北京治丧处还担负起指导、规划和协调各地国民党追悼活动的任务。北京政府亦派出柏文蔚及内务次长王耒为孙中山治丧之政府代表，协助办理丧事[10]。由此，孙中山的治丧事宜形成了以国民党为主导，家属与北京政府会同办理的局面（图五、六）。 关于北京治丧处的下设机构及人数，存在一些不同说法，需要加以辨析。关于下设机构，一种说法认为下分四股。据当时参与丧事经办的国民党人的记述，治丧机构“计分秘书、招待、庶务、会计四股分办。”[11]当时媒体也有类似说法，如《晨报》报道，12日“下午五时国民党召集重要党员会议组织治丧办公处，……下分四股，孔祥熙为事务股主任，汪兆铭为秘书股主任，李烈钧为招待股主任，宋子文为会计股主任，股员共计在三百人左右。”[12]另一说法认为下设三股。“孙先生逝世后，公子孙科、秘书汪精卫、广州政府代表邹鲁，即议定请孔庸之、宋子文、林森、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诸君担任治丧处主任。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各主任会议决定治丧处暂分秘书、招待及事务三股办事，请各同志分别担任”[13]。又根据《哀思录》的记述，治丧处分三股：秘书股以汪精卫领之，股员有44人；事务股以孔祥熙领之，股员有76人；招待股以李烈钧领之，股员有62人。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也参加了治丧处的工作，如李大钊参加秘书股，邓颖超参加招待股[14]。《哀思录》系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于1926年编印的记录孙中山北京治丧事宜的官方文献，不仅为正式文本，而且为事后记录，并且这期间也没有因权力斗争而隐讳曲笔的必要，故关于治丧处的机构设置，应以《哀思录》的记述为准。笔者推断治丧处原先计划设四股，故时人及媒体有四股之说，后不知何故实际设立运行的仅三股，会计股没有成立，原因待考。 北京治丧处的人数，有人笼统认为由300多人组成，如《晨报》记者以为治丧处“股员共计在三百人左右”[15]。也有学者提到“孙中山甫一逝世，国民党人就在北京孙中山行辕成立由300多人组成的北京治丧处” [16]，此说较笼统，并不准确。实际北京治丧处的人数，前后有变化。根据《哀思录》的记录，治丧处秘书、事务、招待三股分别有股员44人、76人、62人，共182人。移榇中央公园后，又于社稷坛头门至大殿设招待所3处，以招待员12组（每组10－12人）分任之，而事务股于同时亦添派招待员19人，在中央公园门口襄助一切[17]。合计移榇中央公园后北京治丧处的人数，包括治丧处股员，招待处及事务股招待员（股员和招待员互有重合），共300余人。 二 国民党北京治丧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立即开展治丧活动。如前所述，北京是孙中山的逝世地和灵柩所在地，是丧事的主会场。北京治丧处又基本囊括了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治丧的主要决策便由北京治丧处会同孙中山家属共同做出。 北京治丧处成立后，即通电全体国民党员左臂缠黑纱，停止宴会及娱乐，以示哀悼。3月13日晚，决定以中央公园社稷坛为停灵地。3月14日后，前来吊唁的有俄、美、德、法、比、英、日、荷、丹麦、瑞典、日斯巴尼亚公使和葡萄牙等诸国公使之代表，参议院非常国会、励志笃行社、法政大学等团体及梁启超、段祺瑞、黄郛、杨度等社会名流；政界人物冯玉样、张作霖、卢永样、唐绍仪等均来电吊唁，并派专员来京襄理丧事[18]。3月15日，治丧处议定于19日移灵至中央公园社稷坛。 3月19日，孙中山遗体从协和医院移到中央公园社稷坛（图七）。在京的国民党员及孙生前友好人士分左右两路执绋送行，送殡队伍浩浩荡荡，“有执政府卫队，陆军部乐队，海军部陆战队，京师宪兵营，警卫司令部步队，警察厅乐队及警队，各学校、各团体、各机关代表等，自东单三条西出，……两旁观礼之男女，人山人海，无从计数”；“航空署派飞机四架，在中央公园及沿途旋回空际，此皆极隆盛之敬礼也。”灵柩所到之处，沿途人群自觉脱帽鞠躬致礼，还不时高呼“孙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送殡队伍抵中央公园后，灵榇抬至社稷坛大殿灵堂安放（图八）[19]。 3月22日，遵照孙中山归葬南京紫金山的遗愿，治丧处和家属商定先将灵柩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以待南京紫金山墓地修竣。3月23日，在北京的国民党员1500余人在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仪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海内外党员，要求于23日上午9时各就党部所在同时哀悼[20]。 3月24日至4月1为各界公祭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前来中央公园吊唁（图九）。据统计，从24日开悼至4月1日止，至社稷坛入吊签名的个人达746823人，机关团体1254个；治丧处发出缠袖之黑纱，56000千份；自19日由协和医院移灵至公园之日起，共发出白纸花103万7000朵；前往参灵者，以3月26、27、29日三日为最多，据在灵堂之女招待员谢馨兰女士之计算，该三日内每一分钟约有125人参灵云[21]。 4月2日灵柩移厝西山碧云寺（图一○）。上午9时35分，北京政府代表及各阁员在灵堂行三鞠躬礼，敬献花圈，各界代表及孙中山的家属亦相继行礼。11时起灵，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前导，国民军第一师手枪队队长率兵士一连，保护灵队。内务部鸣礼炮33响致哀，各机关一律下半旗致哀，沿途市民们均肃立、脱帽，行注目礼。航空署还特地派三架飞机绕空护送。行至“公理战胜”牌坊前稍停，由美国白鹤公司拍摄电影纪录片。下午４时25分，灵柩到达香山碧云寺。此次移灵，有30多万群众从中央公园恭送至西直门，以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面。各校学生“且行且呼下列四句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 [22]，场面十分感人。孙中山灵柩停厝西山碧云寺后，孙中山丧事告一段落（图一一）。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修筑孙中山的陵墓，主要事务转由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23]。 保存遗体是孙中山对于自己后事的两大遗愿之一，家属及国民党人对此十分重视。孙中山逝世的当天，遗体便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病理解剖并予以防腐处理。逝世第二天，国民党人与苏联政府联系，定制安葬列宁所用“水晶棺”。但“水晶棺”的制作运输尚需时日，只好暂时使用协和医院旧存的一具美式楠木棺，棺的顶面为玻璃，吊唁者可瞻仰遗容。3月15日上午，协和医院报告遗体保存手术完成，遂按中华民国礼制举行小殓，孙中山遗体身着大礼服，戴礼帽，足穿皮靴，由马超俊将遗体放入美式棺内[24]。3月30日，苏联政府特派专员多米诺将赠予的“水晶棺”运抵北京。但是此棺经协和医院医生检验后，“认为质料脆薄，其外皮为金质，易于传热，不适于永久保持之用”，故苏联赠予的“水晶棺”最终未能使用[25]。由于技术等原因，孙中山遗体最终未能完好保存，使治丧工作留下了遗憾。 在北京治丧期间，各地国民党组织在所在各地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因当时国民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所以各地追悼活动的规模因当地国民党势力的不同而各有不同，除北京、广州、上海外，南京、湖南、湖北等地的追悼活动规模也比较大。据葬事筹备处统计，1925年3月至5月间，北京、天津、济南、开封、太原、西安、哈尔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福州、重庆、昆明、青岛、桂林、上海、南京、苏州、安庆、厦门、广州、香港、澳门等大中城市以及许多县城都举行了各种形式的追悼大会[26]。海外举办追悼活动的有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神户，美国纽约、芝加哥、菲城（费城）、旧金山等，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越南河内，南洋的新加坡、吉隆坡、万隆等[27]。社会各阶层对孙中山的逝世反应强烈，各种追悼会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普通百姓都踊跃参加，人数之多，波及社会阶层范围之广，都是民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显示了孙中山在各界群众中的广泛影响和崇高地位。时值国共合作时期，各地孙中山追悼活动中，也有中国共产党的身影，如李大钊、邓颖超便参加了北京治丧处的工作。 国民党人在北京大张旗鼓地举行移灵、公祭、出殡活动，并在全国发起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并非单纯是为了给孙中山予死后哀荣，其中还寓有显示国民党力量、动员群众和宣传主义的意图。整个移灵、公祭、出殡系列活动都弥漫着国民党营造的政治气氛。如中央公园社稷坛灵堂的布置就具有国民党的特色：祭奠中心为孙中山遗像，遗像后面两侧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国旗，遗像两旁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额为“有志竟成”；各门用素花扎成牌坊，上缀匾联皆孙先生著作中警句，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民救国”、“恢复国际平等”、“提倡国家自由”等[28]。灵堂周围遍悬青天白日旗，移灵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前导，灵柩由国民党员亲自举榇而不用杠夫，这些都显示孙中山的国民党领袖身份，亦凸显仪式的国民党色彩。而各种场合呼喊的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万岁”等，则打上了国民革命的时代烙印。国民党还有意把孙中山丧仪打造成一种开放式的仪式：3月27日以后，中央公园门票全免，普通市民都可以任意入园参观游览，参加吊唁，瞻仰遗容。此种安排，有利于普通群众参与孙中山的葬礼，拉近民众与领袖及国民党的距离，显然是有意为之。已有论者指出：“中山于3月12日逝世，在北京举行极盛大隆重的丧仪，北京民众以国民党员的领导，群起参加；中山所抱的主张虽未实现，但在此种丧仪中，主义的宣传却发生了相当的影响。”[29]可以说，国民党北京治丧及相关活动，是一次广泛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宣传活动[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