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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雅安汉墓出土的“双兽搏斗”石雕及其他双兽搏斗题材的遗存是当时南北民族文化交流的反映。现有证据证明这种题材直接来源于云南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影响，而欧亚草原乃至中亚地区流行的同类题材对其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有利于“西南丝绸之路”某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作为墓中的棺座，墓主希望勇猛的有翼龙虎能辟除鬼魅，承载和保护其成功地升往仙境。 【关键词】汉代石刻 双兽搏斗 文化交流 升仙 1956年3月四川雅安河北乡沙溪村点将台东汉墓中出土石雕7件[1]，现藏四川博物院。其中两件作双兽交绕状（当为搏斗，后详），《雅安地区文物志》中分别命名为“天禄辟邪础”和“子母虎础”（不确，后详），造型生动，雕刻精美，为汉代石雕艺术之上品。对于其形象、内涵、用途等尚缺乏必要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其蕴含着十分深厚的历史信息，反映出汉代川西雅安地区与云南乃至与北方草原、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益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于是笔者不揣浅薄，谨呈陋见于学界。 一 四川雅安汉墓出土的“双兽搏斗”石雕 两件石雕上均做出一长方形平台，与另外两件具有同样平台的龟状和力士状石雕构成一套，《雅安地区文物志》中推测为托棺之础座[2]。观其形制、大小，这种推测应该是合理的。雅安沙溪位于青衣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其地“终年多雨湿润，全年降雨量多达218天，年平均降雨量约1800毫米”[3]，此种棺座的出现或许与雅安突出的潮湿气候有关，需要承托棺具以防积水[4]。不过，其他一些地区的汉晋墓葬中也发现过棺座。如甘肃武威雷台汉（晋）墓中，漆棺残迹处出土龟形石垫座四件，观其位置、形态、大小，应当也是棺座[5]。武威处西北干旱之地，也用棺座，而且其棺座作龟形，正与雅安汉墓所出此套棺座中的一件相似。因此，雅安汉墓中所出此种棺座除气候环境的因素外，是否还具有一些较为普遍的意义甚至地域文化交流的因素，一时还难以判断。 其中一件原名“天禄辟邪础”。底座长40、宽20厘米，两兽交绕，动作紧张，两兽均头顶长角、肩生羽翼。其中一兽略小，身体完全扭曲，脊背突出。另一兽较之略大，大张其口，似欲噬咬前一兽头部（图一）。将此种带翼有角的龙虎形兽统称为“天禄”、“辟邪”总体上是不错的，因为汉代类似的墓前石兽中曾见有这样的自铭[6]，不过一些细部特征或可以提示出此二兽更为准确的性质。仔细观察，二兽翼部均有三个圆圈呈品字形分布（图片上仅能观察到前一兽的翼部，笔者曾观察过原物，另一兽之翼部也有相同的三个品字形圆圈），与雅安芦山出土东汉王晖石棺左侧的青龙画像翼部符号完全一致（图二）。中国古人注重观象授时，通过观察天象来安排农时，青龙来源于天象中的东宫苍龙七宿，苍龙七宿中的授时主星为心宿大火星[7]，而心宿三星正呈品字形分布。成都出土的一方天象画像砖上将青龙图像与星象结合在一起，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呈品字形的心宿三星[8]。所以此处呈品字形的三个圆圈即象征着心宿，作为苍龙七宿的代表，此二兽当为青龙无疑。汉代距离观象授时的上古时代已经较为遥远了，汉墓中出现的与天象有关的图像往往也未按照实际天象设计，星象符号更是混乱不堪。但上述雅安出土的石雕和画像石棺上之青龙则有意突出苍龙心宿，合于天象，是较为难得的材料。其中一兽的腹部尚可见一圆圈，不知是否为苍龙七宿中另一星宿或亮星的象征。 另一件原名“子母虎础”，其上两虎交绕，两虎均有翼，其中一虎稍大（图三）。仅此便将二虎定为母虎与子虎，恐嫌未妥。二虎翼部也均有一圆圈，王晖石棺右侧白虎画像的翼部细部不甚清晰，但似乎仍有一圆圈的痕迹，或许是西宫白虎七宿中主星的象征。白虎七宿的授时主星为参宿。《史记·天官书》云：“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9]参宿本为三星横列，居中一星最大最亮，这里或许用最亮的中星来代表参宿，作为白虎星宿的象征，则此二兽应为白虎。 这两件石雕分别应为青龙双兽和白虎双兽也可从其作为棺座的方位得到印证。从形制来看，二石雕应是横放以承托棺具，而且从其面部的朝向可以看出均以略大一兽的正面为整个石雕的正面。这样放置起来，对于棺具本身而言，正好是青龙二兽居左，白虎二兽居右，符合汉代左青龙、右白虎的一般观念。但与一般情况不同，青龙、白虎均作二兽交绕状，其形象来源和意义下详。 两石雕均呈双兽交绕，具体意义有人理解为“相戏”[10]。更有一种意见认为东汉某些龙虎纹铜镜中表现了龙虎的生殖器，所以铜镜上的龙虎应当有交媾意义[11]。我们注意到上述青龙石雕中青龙的胯下似有阴囊，龙虎镜上的龙虎围绕镜心呈对立状，尚有人理解为交媾，那么这里双龙交绕岂不更是交媾了？笔者认为汉画像的解读不能看图臆想，应该对比相同题材进行合理推断。汉画像中有对动物交媾场景的表现，为公兽伏于母兽后背，阳具插入母兽阴部，此为动物交媾之合理表现，四川出土的摇钱树座上就多有此种图像[12]，并无交绕者，更不能有相对立而为交媾者。汉画像中也常表现出动物的生殖器，有些只是作为单体出现，只说明动物性别，并无交媾意义。如山东沂南汉墓画像中的龙多表现了生殖器，但均为单体出现[13]，显然与交媾无关，同样表现单体动物生殖器的材料见于四川彭山和内江的崖墓画像中[14]。此处青龙为东方之象征，东方为阳，故青龙表现为雄性，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从二兽的位置来看，这样的交媾实际上无法进行。那么，这里的双兽交绕究竟是什么意义？其实通过对比雅安地区同时代的一些材料，问题变得十分清楚。 雅安博物馆中收藏展出着另一件汉代石雕柱础，该石雕工艺粗糙草率，且破损较为严重，但雕刻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其上有二虎，身躯分别在方形石础的相邻两面，二虎的头交于两面的对角线上，似相噬咬，当为二虎相斗。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年）的雅安高颐阙上便有二虎搏斗的画像，画像上二虎交绕，大张其口，相互噬咬，二虎均有翼[15]（图四）。同样的画像还见于四川绵阳平杨府君阙[16]、夹江杨氏阙和渠县赵家村第二无铭阙[17]上，可以作为理解上述二虎交绕石雕的参考依据。雅安芦山汉墓出土的一件铜饰上也表现了龙虎搏斗的题材[18]。该铜饰中的龙呈大蛇状（后半部已残断），为汉代龙的另一种主要造型，虎较龙蛇略大，紧咬住龙蛇的脖子（图五）。我们注意到上述双兽搏斗石雕中，其中一兽均较另一兽略大，且张口似欲噬咬另一兽的脖子。二者的意匠十分相似，只是后者中龙、虎变成了东汉晚期典型的青龙、白虎的翼兽造型而已。对比这些同时同地的考古材料，本文所述的两件双兽交绕石雕上表现的当为双兽搏斗无疑。 二 “双兽搏斗”题材与南北、汉夷文化交流 上述“双兽搏斗”题材的汉文化遗存以雅安最为丰富，种类多且精美，其他仅临近雅安的青衣江下游的夹江和川北绵阳、川东渠县各有一例石阙画像材料。而此类题材并不见于其他地区的汉文化遗存中。汉画像中常见的龙虎斗、牛虎斗等画像皆作双兽对峙，少有身体接触，更不作交绕搏斗状；而双龙交绕的画像往往为双龙穿璧题材或是这一题材的变体，也与交绕搏斗不同。可见汉文化中恐怕难以找到此种题材形象上的直接来源。 仔细观察上述雅安芦山汉墓出土的“龙虎搏斗”铜饰可以发现，龙的下方有一小蛇作为底边，蛇口衔住龙的后颈部。很显然，以蛇作为底边为云南滇池地区滇文化动物纹铜扣饰的典型特征（图六：1、3）。而昆明羊甫头墓地出土的一件滇文化漆木箭箙上正有一龙虎搏斗纹饰，其上的龙也作长蛇状，虎也噬咬着龙的脖子[19]（图六：5），意匠与芦山“龙虎搏斗”铜饰如出一辙，只是其为漆画，表现更为生动。滇文化铜扣饰和器物装饰中动物噬咬和搏斗纹饰非常流行，其中也不乏双兽搏斗的题材，双兽交绕撕咬，动作激烈（图六）。雅安芦山汉墓出土的“龙虎搏斗”铜饰不论从双兽撕咬搏斗的题材来看，还是从以蛇为底边的细部表现来看，无疑是受到了滇文化铜扣饰和动物纹饰的直接影响，其长13、高4厘米，或许也为扣饰（未描述背面情况）。不过从其上虎的造型来看，略有些抽象，具有汉文化特征，不如滇文化形象生动，应该是受滇文化影响下的本地产品。考虑到滇文化的年代下限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那么这件铜饰的制作年代应不晚于东汉初期，而上述雅安及周边其他地区的“双兽搏斗”石雕和画像明显为东汉晚期的风格。因此，就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四川地区汉文化中的此类题材应该首先在雅安地区形成，开始时仍是实用饰件的纹饰，在东汉晚期被运用到墓葬石刻艺术中（上述石阙均为墓阙），兽的形象变为此时汉文化中典型的翼兽形象。 不少学者曾注意到滇文化动物搏斗纹饰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20]。北方草原相当于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的游牧文化中，动物搏斗饰件确实是最具特色的文化因素之一。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出土属于桃红巴拉文化的虎猪相斗纹金带饰二件和虎兽相斗纹金饰片一件，其上虎兽交绕搏斗，相互撕咬[21]（图七：1、5）；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出土桃红巴拉文化银带饰及银饰扣四件，均表现为二虎相咬搏斗[22]（图七：6）；甘肃庆阳县采集的一件属于杨郎文化的铜带饰上也表现了双兽相互撕咬的主题[23]。此类题材的牌饰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广泛地分布（图七），其源头可能来自草原西部南俄地区的斯基泰文化（Scythian Culture）中[24]。在黑海亚述海北岸梅里多波尔（Melitopol）地区出土的一件金盘上，密集地表现着十分丰富、生动的动物搏斗和撕咬的图案[25]（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图八：1）。第聂伯河下游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托尔斯泰山古墓中发现的一件精美绝伦的金胸饰上，也有非常生动的翼兽撕咬动物的形象[26]（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图八：2）。虽然目前的证据只能证明上述雅安及周边地区的汉代“双兽搏斗”题材直接受到了滇文化的影响，但考虑到滇文化中流行的此类题材显然深受北方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必须经由西南横断山系中的西南夷民族[27]，而雅安附近的徙、筰都夷为西南夷中势力较大的半游牧群体[28]，其文化受到北方游牧文化的波及亦为自然之事。 公元前后的中亚艺术中也不乏动物搏斗的题材，如塔吉克斯坦临近阿富汗北部边界的塔克蒂桑金（Takht－i Sangin）遗址出土的一件虎豹搏斗金饰[29]（时代约公元前后，图九：1），其上虎豹呈交绕搏斗状，与上述材料颇为相似。阿富汗北部重要遗址迪利雅特佩（Tillya－tepe）中也发现有不少动物搏斗撕咬的金饰，其中一些也表现为二兽交绕撕咬的形式[30]（时代约公元1世纪，图九：2）。雅安青衣江下游的乐山东汉崖墓画像中出现的目前已经确认的内地最早佛像，有学者就认为“颇具犍陀罗艺术风格”[31]，因此雅安地区的汉代文化中受到中亚艺术的影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另外，西亚地区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时期就已流行双狮和双兽搏斗题材。伊朗哈马顿（Hamadan）出土的一件铜镜上，二狮扭身绕尾，前爪相抵，张口相向，似相搏斗[32]（图一○：1）。德黑兰收藏的一件银盘上，一狮正撕咬一牛，牛转头横角，似欲一搏[33]（图一○：2）。该图像与波斯波利斯（Peosepolis）王宫台基上的狮牛搏斗浮雕如出一辙[34]（图一○：3），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美术题材之一。不过这些西亚地区的二兽搏斗图像一则时代偏早、地域隔远，二则其具体形象和意匠与本文所述雅安出土双兽搏斗石雕还有较大差别，如其主要流行狮牛搏斗，且以狮子占据上风，称为狮子噬牛可能更为贴切，应该没有什么直接联系。雅安及周边地区出现的双兽搏斗题材主要还是应该考虑上述西南地区滇文化、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乃至中亚古代文化的影响。 汉代的雅安地区处于四川盆地汉文化的西缘与横断山系西南夷、羌文化的东缘。《华阳国志·蜀志》云：“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35]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同条则云：“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36]将“羌”写作“夷”。“旄牛”当今雅安汉源县，“青衣”当今雅安芦山县，可见其地实为当时汉、夷、羌之交界。雅安地区又为汉代四川通往南中的“旄牛道”之重镇。《三国志·蜀书·张嶷传》云：“郡有旧道，经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37]即是由成都南下经雅安而至汉源，此道的南段通往邛都（今西昌），称为“零关道”，为司马相如所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38]通过“旄牛道”、“零关道”便可南下西昌，进而渡金沙江到达云南。这条道路的正式开通文献中虽记为汉武帝时期，但在此之前它必然是各西南夷民族南北往来的通道，学界一般以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之西线[39]（图一一）。 一般意义上的“西南丝绸之路”指汉晋时期由川滇通往缅甸和印度的道路，古代文献上对此有一定的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考古材料的有力支持。霍巍先生提出应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中国西南的对外交通，尤其提到西南地区通过川西北岷江上游抵达甘肃、青海，并与传统的西域丝绸之路相沟通的这条道路，即“羌中道”、“甘青道”或“河南道”[40]。通过这条通道，西南地区便可与西北地区乃至与广阔的欧亚草原、中亚联系在一起。另外，虽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是西南地区的对外交通中翻越秦岭到达关中地区从而连接更为广阔的交通系统，从古至今都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可见，西南地区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广大的交通系统中的，这在西南地区出土的不少考古材料中都有反映[41]。我们确实应该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一些简单线条。童恩正先生也曾经提出，汉代以前存在着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认为由于地形、气候、生业、文化、民族关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各游牧、半游牧的民族沿着这一半月形的华夏边缘地带流动，也带来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42]。其实，这一民族文化传播带并不局限于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其北可通过游牧民族向草原延伸从而贯穿欧亚草原；其西亦可通过甘青地区连接传统丝绸之路而伸往西域；其南则一方面可通过上述“西南丝绸之路”南下云贵甚至东南亚，另一面可通过川西藏东横断山区由于大山大河东西相间而形成的“民族走廊”而南来北往。实际上形成一个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网络，这一网络的一个重要节点就在川西地区，而川西雅安地区正处于这一民族文化节点与汉夷文化节点的重合地带上。 可见，雅安地区南有“旄牛道”、“零关道”及横断山区“民族走廊”可通云南、东南亚，北一则可循岷江过“甘青道”、二则可经川北越秦岭、三则可通过边地文化传播带以通丝绸之路及欧亚草原地带，自身又处于汉、夷、羌之交界，这条文化传播带上许多游牧、半游牧的古氐羌和西南夷民族频繁活动，为南北、汉夷文化的交流融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双兽搏斗”石雕的出现就是这种南北、汉夷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雅安地区的汉代文化既发达，又具有特色，且有不少域外文化因素，不能不说与此种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 结论与余论 通过对比相关材料，笔者认为： 雅安汉墓出土的颇具特色的两件棺座石雕分别为青龙双兽搏斗和白虎双兽搏斗，其作为棺座正好呈左青龙、右白虎的方位配置，棺座石雕的出现可能与雅安突出的多雨潮湿的气候有关，也可能还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和更为广阔的背景。双兽搏斗的题材在雅安地区的汉代艺术中不乏其例、种类多样，还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地方。现有证据证明这种题材直接来源于云南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影响，而北方草原乃至中亚地区流行的同类题材对其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更应该注意到其通过西北甘青地区、传统丝绸之路、边地文化传播带与域外文化发生的联系，而各游牧、半游牧的古氐羌民族与西南夷民族的流动为南北、汉夷文化的交流融汇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近年来雅安汉源等地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43]，更多的资料尚在整理之中。笔者相信随着这批资料的陆续发表以及今后进一步的发现，这一问题必将更为清楚地呈现在研究者面前，我们目前应该做好学术上的准备。 另外，此种题材出现在墓葬艺术中的意义同样值得考虑。此种题材上相斗的二兽或为二龙，或为二虎，且均生有双翼。笔者曾经论述过西来的有翼神兽出现在汉墓中表现的实际是汉代本土“避邪—升仙”的神仙观念[44]。四川出土的画像石上，曾见在虎画像旁题写“辟邪”、“除凶”的铭文[45]，而汉镜中十分常见“左龙右虎辟不祥”[46]的铭文。龙、虎均为辟邪之猛兽，时人认为升仙路上常会受到鬼魅的危害，只有辟除鬼魅才能顺利升往仙境。《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服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47]《史记·孝武本纪》亦载：“（武帝）欲与神通……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48]所以，有翼的龙、虎一方面能承载墓主升往仙境，一方面又能辟除升仙路上的鬼魅。当时人认为的理想仙境在遥远的西方，许多西方文化因素便有机会与这种信仰结合起来[49]，有翼神兽正来自西方，将其雕刻在棺座之上，而且正呈左龙右虎的配置，护送升仙之意十分明确。如前所述，二兽作激烈搏斗的造型则是受了西南夷乃至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或许时人认为此种造型最能体现出龙、虎的力量和勇猛，有如此勇猛的神兽保护，墓主便能平安地升往西方的未知世界了。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雅安市博物馆李炳忠、郭凤武先生和向虹冀女士，巴黎索邦大学美术史与考古学系（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aris-Sorbonne University）唐熙阳博士的支持和帮助。 注释： [1][2] 《雅安地区文物志》编委会：《雅安地区文物志》，巴蜀书社，1992年，第95页。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4] 此意见承雅安博物馆郭凤武先生告示，谨此说明。 [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图版拾捌：1，《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6] 参见《后汉书·孝灵皇帝纪》卷八李贤注，欧阳修《集古录》卷三，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五，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 [7]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11－421页。 [8] 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294。 [9]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6页。 [10] 雅安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清风雅雨间—雅安市文物精萃》，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11] a.王趁意：《中国东汉龙虎交媾镜》，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b.汪玢玲：《中国虎文化》，中华书局，2007年，第59页。 [12] 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第124页图6－2、6－3，第141页图6－45。 [13] 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图版39。 [14] a.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b.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第7册，河南美术出版社、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7、25页，图二○、二八。 [15] 同[8]，图311。 [16] 同[14]b，第7册，第66页，图八一。 [17] 同[10]，图310、312。 [18] 同[10]，第70页。 [19]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一，科学出版社，第240页，图二一○：2。 [20] a.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第9期；b.(日)白鸟芳郎：《从石寨山文化看斯基泰系统文化的影响》(蔡葵译)，《云南文物》第10期（1980年），第77－83页。 [21]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西沟畔战国墓》，《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53、357页，图二：1、图五：2。 [22]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图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2期。 [23] 秦安县文化馆：《秦安县历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图一八：5，《文物》1986年第2期。 [24] Georg Kossack, On the Origins of the Scytho – Iranian Animal Style, Tow Arts Translating the Past, Bernhard Hansel etc. ed., Berlin, 1998. p. 39 – 96. [25] Boris Piotrovsky, Liudmila Galanina, Nonna Grach, Scythian Art, Aurora Art Publishers, Leningrad, 1987. fig. 162. [26] 同[25]，fig. 118. [27] 霍巍：《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12月增刊。 [28] 《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第2991页） [29] 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徐文堪、芮传明译，余太山审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按：书中正文部分称此物出于迪利雅特佩，而图片中又谓其出于塔克蒂桑金。此二遗址极为临近而属于不同国家，一时难以分辨，但笔者目前所见其他关于迪利雅特佩的书籍中未见此物。 [30]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 les trésors retrouvés, collections du musée national de Kaboul, RMN, Paris, 2007. p. 202, fig. 125. [31] 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发现所见的中外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7年，第55页。 [32] Jean Guido Belloni, Liliane Fedi Dall’Asèn, l’art iranien, Editoriale d’arte, Milan, 1988. p. 49. [33] 同[32]，p. 61. [34] Curatola Giovanni, Iran: 2500ans d’art perse, Hazan, 2004, p.32, fig. 15. [35]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36] 《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4页。 [37] 《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张嶷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3页。 [38]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页。 [39] 参见江玉祥主编《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二辑，分别由四川大学出版社于1990、1995年出版。 [40] 霍巍：《认同与歧义：汉晋时期“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评述》，《华学》第九、十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1] a.霍巍：《四川东汉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考古》2008年第11期；b.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中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第2期；c.霍巍：《盐源青铜器中的“一人双兽纹”青铜枝形器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载《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载《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42]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原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收入童恩正文集学术系列《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58－603页。 [43] 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大地头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6年第2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汉源县麦坪村、麻家山遗址试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2期；c.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汉源县文物管理所、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桃坪遗址及墓地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d.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6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e.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新石器时代遗址2007年的发掘》，《考古》2008年第7期；f.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汉源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汉源县麦坪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9期。 [44] 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年第12期。 [45]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载《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46]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5页。 [4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48] 《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458页。 [49] a.同[44]；b.王煜：《西王母地域之“西移”及相关问题讨论》，《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c.王煜：《“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论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的意义》，《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