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战国陈璋铜方壶
    1916年，宾博从中国古董商人卢芹斋手中得到此方壶。该壶方体宽腹，矮圈足式，口小，腹宽，颈短而腹大，肩部两侧各有一衔环铺首，方足。高37.2厘米。器表纹饰复杂，方格内饰变形龙凤纹与涡纹，并镶嵌绿松石。方足较矮，饰以变形凤鸟纹构成的菱形方格纹，犹如两个“V”字相交。壶身底部与方足相交处，三面刻铭，共计30字，著录于日本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铜精华》。铭文中的主角是陈璋，所以该壶称为“陈璋方壶”。陈璋是齐国名将匡章的别称，又称“田章”，世人尊称为“章子”。
    铭文大意是说，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田忌复位，陈璋带兵攻打燕国都城，掠获战利品。这一铭文涉及到战国中期的一个历史事件。燕王哙禅让，由相国子之执政，三年引起燕国内乱，在齐王的煽动下，内战不断，齐国趁机发兵攻打燕都城，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掠燕国王室重器。此事在《史记•齐太公世家》、《史记 • 田敬仲完世家》中避而不谈，而《战国策》、《史记 • 燕召公世家》皆载此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愍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 ，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
    上文中的“孟轲”，即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章子”即方壶铭文中所说的陈璋。陈璋方壶就是这次齐国攻燕的战利品，该壶铭文证明，发生在2300年前齐攻燕国、掠夺重器确有其事。铭文内容与现藏南京博物院的陈璋圆壶大致相同，可互为补正，所以有网友将此方、圆二壶“称兄道弟”。 2007年1月28日，一位网友假静雯在看到南京博物院藏包括陈璋圆壶在内的三大国宝照片之后发表了一番感慨，发人深思：
    三大国宝是幸运的，它们选择在那个时候现身人世，避免了流离失所，漂流海外，如果它们有知，一定会慨叹有家的感觉真好。是的，它们确实是该庆幸的，因为它们其中之一，南京博物院收藏陈璋圆壶的“兄弟”——陈璋方壶，就因所遇非人，至今仍然流落海外，孤单地呆在美国宾州，想起远方的兄弟，想起回家的路，不知道它会不会黯然神伤。不知道何时，我想总会有一天，陈璋方壶会回到祖国怀抱的，我们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汉代绿釉陶楼
    在中国厅入口南侧的一个展柜内，放置有壶、带盖奁、灯、狗俑、猪圈、陶楼模型等汉代绿釉陶器，据说壶、带盖奁出土于陕西，这些器物应是汉墓中的随葬品。釉陶器是一种在器物表面施釉的低温陶器，烧成温度约800度，比瓷器的烧成温度要低。
    在这些釉陶器中，以陶楼模型（图2）设计、制作得最为精巧。难怪当宾博东方部主任助理卡尔·W·毕士博1915年第一次于日本见到它时“一见钟情”。在写给宾博馆长G·B·高登的一封信中，他说：在一位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商人雅玛那卡家里，看到了这件独特的陶楼模型，感到特别激动，因为只有查尔斯·弗瑞尔的藏品可与之相匹敌。此陶楼先是通过轮船运抵雅玛那卡设在纽约的办公室，宾博得到它的时候已是1918年4月25日。从毕氏首次在日本看到陶楼，至入藏宾博，历时3年 （Jennifer lane White, A Masterpiece in Clay: A Han House Model Reflects Traditional Chinese Life, Expedition, vol.42, No.2, 2000）。
    

 
    图2 汉代绿釉陶楼
    该陶楼高71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与第二层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第三层面阔两间，进深一间。第一层底平面为长方形，正面墙上左右各开一门，门扉内开，门底砌有一长条形踏板，贯通左右门下，几乎与门底齐平。门两侧上方角隅、第二层平座下方，各出一挑梁，上置斗拱。两侧山墙上各有一斜面屋顶，上作瓦垄，檐下饰圆形云纹瓦当。
    第二层有较大的平座，三面置围栏，正面为长条形连圆镂空栏杆，左右两侧为短墙。楼体居平座正中，正面墙上左右各设一门，门内各立一人向外眺望。左右山墙上各开一圆洞窗。楼体上部有屋顶，瓦垄前端饰以圆形云纹瓦当。
    第三层平座较大，形制与第二层相同。有一悬山顶小屋位于平座中部，屋脊两端各饰一龙头，前坡面上两只小鸟相向而立。屋顶作瓦垄，檐下饰圆形云纹瓦当。楼体正面墙上设有一门一窗，门扉内开，长方形镂空菱格窗突出于墙立面，两侧山墙上各开一圆洞窗。
    这件汉代陶楼的学术价值在于，不仅反映出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而且能够以直观、立体的形象再现汉代建筑形制与结构，对于研究汉代建筑史及建筑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代三彩俑
    在中国厅北侧放置有三个展柜，分别陈列有文官俑与天王俑、马及骆驼等三彩俑，与伫立于中国厅东墙的昭陵“二骏”遥相呼应，这些三彩俑都是唐墓中的随葬品。
    在靠近北墙的第一个展柜中，两件文官俑均高101.6厘米，分列天王俑左右（图3），传此三件陶俑同出一墓，1924年左右宾博购买。其中，右侧俑头戴高冠，脸颊丰满，身穿宽袖袍，胸前有一方块，无纹饰，近似清代官袍上的补子。双手拱于胸前。靴头露出于裳外，脚踏亚腰形台座。高冠、头部、五官、脖子未施釉，白胎。宽袍、靴头均施棕黄釉，“V”字形领口、宽袖口施绿釉，台座施棕黄、绿、白三色釉。左侧俑与右侧文官俑形制大致近似，但仔细观察，仍能发现如高冠、面容、领口、手形、靴头等存在一些差异，俑头的五官相貌呆板、生硬，缺乏神韵。
    

 
    图3 唐三彩文官俑与天王俑
    位于两件文官俑中央的天王俑，高109.22厘米。头戴盔，上附缨饰，身着铠甲，肩有龙首形披膊，足蹬战靴，脚踩台座上的小鬼。瞋目张口，相貌狰狞，左手叉腰，右手握紧拳头，置于体侧。头盔、五官不施釉，白胎。铠甲多施棕黄釉，衣领、袖口、铠甲边缘等处饰以绿釉，靴头饰黄釉，余饰绿釉和白釉（Chinese Sculpture Recently Acquired, The Museum Journal, vol.15, No.4, December 1924）。
    在第一个展柜南侧的三彩马展柜内，放置3匹马俑， 其中两马头朝南，一马头冲北（图四）。3匹马均呈伫足站立状，体形匀称，肌肉劲健，形制大致相似，略有差异。马头朝南的第一匹马，头略低，鬃毛较长，梳理整齐，马鞍完备，四腿直立于一托板之上，短尾细结，已残断。马身多为棕黄釉，惟鬃毛施白釉，马鞍施绿釉。高66.04厘米。
    

 
    图4 唐三彩马俑
    与三彩马展柜相邻的是三彩骆驼展柜，内有3头骆驼俑，头均朝南（图五）。最前面的小骆驼高78.74厘米，后面的大骆驼高91.44厘米。此三俑均昂首张口，曲颈，驼峰突起，两峰之间附以毡垫，驼峰两侧各搭一兽面形驮囊，四腿均立于托板之上，短尾卷曲附于臀上。前两驼呈驻足状，后面跟随一头体形较大的骆驼，呈行走状。驼身多釉棕黄釉，头部、鬃毛、两峰等处施白釉，毡垫、驮囊略施绿釉（H. E. Fernald, Mortuary Fig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Museum Journal, vol.16, no.3 September 1925）。
    

 
    图5 唐三彩骆驼俑
    凝望着色泽亮丽、五彩斑斓的唐三彩，笔者思绪万千，想到了大洋彼岸的故乡。20世纪初，修筑陇海铁路，经过洛阳邙山，“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由于工程需要动土，挖出不少唐墓，出土大量器物，其中有釉色鲜亮的各类陶俑。有人将其带到北京让罗振玉等人看，因器表主要以黄、绿、白等三种色釉为主色调，故称“唐三彩”，属于一种低温釉陶。宾博展出的这些唐三彩中，有的可能出自洛阳，因为洛阳唐墓曾经出土过类似的唐三彩。
    笔者就有一段在北邙山上亲自发掘唐三彩墓的难忘经历。21年前酷热的夏秋两季，我作为一名310国道孟津考古队队员，参加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发掘。大多数古墓葬已被盗得空空如也，惨不忍睹，但大家对未来的考古清理仍抱有一线希望。1991年9月的一天，正好是周日，不少队员回家去了，由我值班。突然得到消息，考古队正在揭露的一座唐墓挖到墓底了，急需清理。该墓位于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西山头村东南1.5公里处的邙山坡地上，墓未被盗过，这在邙山一带实属罕见。我带着一队解放军战士迅速赶到工地，对该墓进行了发掘，并对墓道、壁龛、墓室结构及随葬器物分布做了测绘。其中有三彩文官俑和天王俑各2件，放置于墓道中部东、西两侧的壁龛内，2件三彩骆驼俑则埋于墓室南部，也许这会有助于理解宾博展出三彩俑的埋藏背景。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清理墓道西侧的一个壁龛，用小铲子将泥土一点点挖掉，露出唐三彩的鲜亮颜色，那种喜悦与激动难以言表。在发掘一件三彩镇墓兽时，最难挖的是它的双角，周围的土质较硬，而兽角弯曲、纤细，若是一不留神的话，极易将兽角挖断。我耐着性子，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认真、细致地将兽角周围的泥土剔尽，从而将镇墓兽完整挖出。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发掘出的唐三彩虽历经1300余年，色泽却崭新如初，仿佛昨天才烧成出炉、埋入墓中，今天就被我们挖出来了。
    因为出土的唐三彩个头挺大，最高的天王俑、镇墓兽高达69厘米，不易搬运。为了安全起见，大家用草编成绳，分别将三彩捆扎一遍，装上军车，每一位解放军战士背靠车厢，盘腿而坐，用双手将唐三彩紧紧抱在怀中，生怕有一点闪失。我抱的是一件文官俑，现在回忆起来，抱着唐三彩的感觉真幸福，仿佛梦回唐朝，与唐人对话。
    该墓清理出的器物，有三彩俑、彩绘陶俑、陶瓷器及墓志等共计92件，其中唐三彩36件。据墓志可知，墓主人叫屈突季札，是唐代大将屈突通的孙子。死时才13岁，于大周天授二年（691年）迁葬于洛州洛阳县清风乡北邙山之原。该墓所有发掘资料被整理成考古报告，公开发表（见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在我们忙着清理唐墓的过程中，墓葬周围地面上站满了十里八村赶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叽叽喳喳，兴奋异常。后来听说也有个别盗墓贼混在人群中，望着一堂三彩货，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只能是扼腕长叹了。该墓之所以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没有被盗，是因为在该墓的上面还有一座近代墓，盗墓贼钻探时只发现了近代墓，没有再向下钻探，故此唐墓得以幸存。
    清代水晶球
    《新概念英语》第2册60课《卜算未来》讲了一个故事，说是用水晶球可以预测一个人的未来。当我第一次见到宾博水晶球（图6）的时候，马上联想起这篇课文，以为是西方人的杰作。
    

 
    图6 清代水晶球
    这是一件具有传奇色彩的宝器。1928年初，为了纪念已故的宾博馆长高登博士，约翰逊先生捐赠给该馆一批中国文物，并在中国厅入口处举办了一个展览，其中就有这件用缅甸水晶制作的水晶球。球体实在太完美了，晶莹剔透，无任何瑕疵，总是吸引着许多小朋友围着观看。直径25.4厘米，重约22680克。水晶球一般都有龙形或其他形状的银制座子，宾博的水晶球底座由一位日本设计师设计，别出心裁，呈波浪形，球体就像是波峰浪尖上的一个透明水泡（Helen E. Fernald, The George Byron Gordon Memorial Collection, The Museum Journal, vol.19, No.1, March 1928）。
    试想一下，从一块不太规则的天然水晶石块，到形成这样一个如此完美的球体，制作水晶球的工匠们该付出多少心血呢？在中国古代，只有最简单的工具，没有机器，工匠们年复一年，不辞劳苦，用金刚砂、石榴石粉末加水，让水晶在一个半圆形的金属容器中，一直不停地转动，直到磨成水晶球为止。
    也许在清代乾隆爷那时候，这是一件时髦的玩意儿。它被人们所熟知是在19世纪，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心爱之物。它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现存第二大的水晶球，笔者在费城艺术博物馆见到过一件类似的清代水晶球，直径约17厘米。在西方，水晶球大多用于预测未来吉凶，而中国人从未这样使用过，它们被作为精美的装饰品摆设于宫廷内。
    这件水晶球的冒险经历几乎就是狄更斯的小说：从它作为中国清朝宫廷的御用品，被慈禧太后所拥有，到它成为宾博的一件展品，惟一一次被不法之徒盗取是在1988年。幸运的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博物馆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员工的帮助下，从一个神秘的宗教信徒家中重新找到了它，放置于宾博中国厅中央（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Magnificent Objec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4）。
    美好期盼
    在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10余年中，我主持发掘过洛阳东周王城西城垣遗址、隋唐洛阳外郭城里坊区砖瓦窑址以及数百座汉晋唐宋墓葬。有人问：你发掘出最珍贵的文物是啥？我说：是唐三彩和波斯萨珊朝银币。
    在邙山主持清理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三彩墓，是我考古生涯中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一件事。更多的发掘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古都洛阳可谓“十墓九空”，自古以来墓葬被盗严重。我发掘数量最多的是汉墓，陶器占了大半，偶尔还会出一件铜镜或数十枚铜钱。曾经在考古工地上，抚摸着汉代的陶器、唐代的三彩器，细细品味着器皿上的各类纹饰，感受着汉人的雄浑，唐人的气魄，这些器物上蕴含着千年之前汉唐先人的智慧与情趣。所以，当我在宾博见到汉唐文物时，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情绪。
    我感到庆幸，发掘出来的宝贝都进了考古队的库房与洛阳博物馆的展厅。我期盼，古老的东方宝物永远植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神奇土地，从此不再流失海外，成为他乡异客，孤独飘零。
    

2012年3月25日写于费城第45南街蜗牛居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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