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宾大博物馆中国厅内景
    汉代有翼石兽
    在宾博中国厅内，陈列年代最早的石刻当属汉代陵墓石刻。其中不仅有用浮雕形式装饰于墓壁、反映汉代车骑出行场面的画像石，而且还有以圆雕手法雕刻、放置于汉代大型墓葬地表之上的神道石刻，即充满着雄强之风与张力的有翼石兽。宾博展出的一对有翼石兽位于中国厅中部南、北两侧，雄兽在北（图2）， 雌兽居南（图3）。雄兽头生独角，后腿之间有男根；雌兽头长双角。两兽下肢均已残断，躯体残长约2.1米。两兽硕大的兽头高昂，鼻梁耸起，瞋目张口，口吐长舌、拖至胸前；颈项挺直后收，突出圆弧形丰满胸腹；肩生半月形双翼，翼尾上翘；圆臀肥硕，长尾已断。该馆早期资料显示这对有翼石兽来自河南内丘，年代为5至6世纪；而现在的说明牌上标注石兽源自河南，年代为4至5世纪。但是，河南只有商丘，没有内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王鲁豫为了确认发现地点，对“内丘”做了实地考察。“内丘”应是河北省邢台地区内丘县。据当地老人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前，有外国人从该县吴村、十方村两处，以每件四百大洋的价格，买走三件被本地人称为“飞马”的石兽，从官庄火车站装运出境，下落不明。王鲁豫结合国外收藏记录判定，美国和法国馆藏的三件石兽的原始地点即今河北省内丘县，吴村两件，十方村一件。宾博所藏两件石兽，应是出自内丘县吴村的一对原物。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出于内丘十方村。在调查中王鲁豫还了解到，十方村北的田地中还埋有一件石兽，或许与法国馆藏的石兽为一对（王鲁豫《河北内丘石雕神兽考察小记》，《美术研究》1984年第4期）。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人们在十方村地下确实挖出一件石兽，根据照片比对，应是与法国馆藏的那件为一对原物，从一个侧面说明王鲁豫这次调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图2 东汉有翼石兽之一  
    

    图3 东汉有翼石兽之二 
    关于宾博馆藏这对石兽的年代，美国学者巴里•梯尔将其与河南南阳的石兽做了比较，指出它们应属于同一类型。宾博馆藏的石兽年代应定在2至3世纪（东汉或者略晚）（Barry Till,Some observations on stone winged chimeras at ancient Chinese tomb sites, Artibus Asiae,vol.42,pp.264 ）。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宾博馆藏的石兽应属于东汉时期。对于有翼石兽的来源，有本土说与外来说两种，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内丘石兽发现地点的确认，填补了国内汉代圆雕石兽的一处地域空白。
    唐代昭陵“二骏”
    

宾博中国厅内东面靠墙处，矗立着两件大型高浮雕石刻，这就是作为宾博镇馆之宝、唐代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与“拳毛騧”（图4、图5），其馀四骏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它们的名字与大唐皇帝太宗李世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书写着一段千古传奇。  
    

    图4 唐代昭陵飒露紫 
    

    图5 唐代昭陵拳毛騧 
    昭陵是唐太宗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的九嵕山上。唐贞观年间，太宗下诏：“朕所乘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令画家阎立本画出六骏图形，再由阎立德主持依形复刻于石上，太宗亲撰四言赞语，让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由殷仲容刻在原石左上角。刻成后，太宗将六匹石骏放置于昭陵北麓北司马门。
    据宋代游师雄《昭陵图碑》记载，昭陵六骏的名字分别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勤骠、青骓、什伐赤。关于石骏名字的来源，葛承雍先生充分利用突厥语作为解谜“钥匙”，从语源学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提出，“飒露紫”一名原为“沙钵略”（isbara），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拳毛 ”一名应源于“权于麾”国（Knowar ）的大良马；“白蹄乌”应是一匹被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突厥语“少汗”（bota）应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特勤骠”的“特勤”（tegin ）是突厥常用的一个官衔；“青骓”来源于突厥文cin 或sin，指来自西方大秦的骏马；“什伐赤”应是突厥高级官号“设发”（sad）命名的坐骑。唐太宗用突厥语或突厥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了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人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夸耀自己的丰功战绩（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宾博馆藏的两件石刻均为长方形，外围带有边框，上、左、右边缘宽度基本一致，下缘较宽。左上角向内突出一块方形平整石面，据说是唐太宗亲撰赞语、书法家欧阳询书丹、殷仲容刻石之处，因历经千年，石面早已风化，无文字可寻。框内为画面主体，两骏均为侧面像。石刻背面粗糙不平，未经细致打磨。
    飒露紫是秦王李世民讨伐东都王世充时所乘坐骑。该石刻以浮雕形式，刻画出马呈伫足状、秦王部将丘行恭侧立于马头前、用手将马胸前所中箭拔出的瞬间场景。在该石骏左侧面边缘下部，残存有阴线刻花卉装饰纹样。石刻高1.69米，宽2.06米，厚0.4米，另有一说高度为1.73米。李世民为其题赞文云：“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旧唐书•丘行恭传》对这一石刻画面作了生动解读：
    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馀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拳毛騧是李世民平定刘黑闼时骑的宝马。画面上，骏马呈行走状，两蹄着地，两蹄抬起，缰绳、鞍、镫等马具雕刻写实。唐太宗为其所题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该石刻高1.65米，宽2.07米，厚0.44米。比较两骏画面主体，前者包括一人一马，后者仅有一马，故拳毛 的形象比飒露紫略高大一些，但保存不如前者完整。
    望着展厅内历经千年沧桑的昭陵“二骏”，笔者更多想到的是近百年来有关石骏背后鲜为人知、曲折坎坷的故事。民国初期，六骏在昭陵前的保存状况令人堪忧。目前所见最早关于昭陵六骏的图片，是1907年9月10日法国汉学家沙畹拍摄的黑白照片。从画面上看，昭陵石刻上方原盖有数间房屋，以保护神骏。后因年久失修，屋顶仅存半面坡顶，其馀多已坍塌，残垣断壁无法遮挡风雨对石刻的侵蚀。保存最为完整的石骏为飒露紫，其次是青骓，馀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断裂。据1918年出版的《苏庵杂志》卷三“昭陵六骏”条载：
    唐昭陵在礼泉县东北四十里九嵕山上，陵北存石室三楹，六骏列于左右，石高可四五尺，马躯可三尺，虽半刻而棱棱露骨。西第三石已仆，五马亦多断裂，然气不凋丧，《昭陵志》言之甚详。
    六匹神骏静静地守候着昭陵千馀年，然而这种静谧却被几伙盗贼所打破。早期想收藏昭陵石骏的是法国人保尔•马龙。1912年，他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在北京的法国人蒙塞尔•A•格鲁桑，派了一个叫格兰兹的人前往陕西，想尽办法将石刻运走。1913年5月的一天，在飒露紫、拳毛騧两匹石骏从昭陵被偷偷运下山时，当地村民闻讯而来，将其拦截。情急之下，盗贼们把珍贵的石刻推入悬崖。后来，石骏残块被陕西省政府没收。1915年，北京古玩商人赵鹤舫利用他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关系，以筹建“袁家花园”为名，向陕西都督陆建章要这两件石刻，神骏由此运至北京，被转手卖给了跨国大古董商卢芹斋，卢氏将其运往美国。1918年3月，时任宾博馆长的高登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仓库见到这两件石骏。经过两年多的筹款，宾博于1920年底最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昭陵“二骏”。以上是任职于宾博的周秀琴博士根据该馆所藏档案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所了解到的情况（Zhou Xiuqin, Emperor Taizong and His Six Horses, Orientations, vol.32, no.2, 2000）。
    1985年至1986年，陕西省博物馆王世平先生受上级指示，就昭陵六骏被盗一事，到礼泉县做实地调查，走访了二十二位五十至八十六岁的当地老人，调查结果如下。其一，六骏两次被盗的时间：第一次应发生于1915年，第二次应是1917年。其二，两次盗石骏的人员、运输工具及下山路线：没有队伍上的人（即没有军人），未见带枪的人；有公家的人；谁也没见过有洋人，但听说与洋人有关；来的人都是下边的人，没用当地人；都是用大车运输石骏；下山走的路线是天桥、凉窑、韩窑一线。其三，依传统说法，参与其事的军阀有陕西都督陆建章、陈树藩（或其父）及袁克文等人，现据文献增加了张云山，张氏于1912年任国民革命军陕军第一师师长，当时为陕西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王世平《昭陵六骏被盗经过调查》，《四川文物》2008年第5期）。
    近年来，有关昭陵六骏的新闻仍不时见诸网络、报端：
    2001年10月，国家邮政局发行《昭陵六骏》特种邮票一套六枚，这是我国邮票发行史上第一套采用压凸工艺制作的邮票。
    2002年至2003年，考古工作者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作了考古发掘，清理出昭陵六骏残块四件。其中有两件残块可与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残损部位相拼接，另有一件残块为“拳毛 ”马鞍断裂部分。同时，他们还弄清了六骏排列的原始位置及三层基座结构（张建林、王小蒙《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2010年夏季，中国三位文物专家赴美，与宾博的两位专家一起完成了对昭陵“二骏”主体框架的美学修复，达到了中美双方拟定的保护目标。其中，中国专家主要负责“二骏”的“补全”工作，特地带来了昭陵六骏石材原产地陕西富平县宫里镇的石材、石粉，并制定了完善的保护方案（《中方赴美修复昭陵二骏完工“六骏”团圆仍是未知》，中国新闻网2010年6月2日）。有关石骏的故事很长，至今还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期待着未来。
    在距中国专家来宾博修复昭陵“二骏”的八十六年前，即1924年，一位中国青年才俊留学宾大，攻读建筑专业三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时常来到宾博，驻足于二骏像前，沉思良久，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学家的梁思成先生。他曾谈到昭陵六骏的重要价值：“唐代陵墓雕刻，尤有足述者，则昭陵六骏是也。”“昭陵而外，各陵石像甚多，然于美术史上无大价值。至于宋元以后，陵墓石像，则又更逊矣。”（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66、172页）
    昭陵六骏无疑是李世民南征北战、参与创立大唐基业的纪念碑，每一匹神骏都积淀着他人生某一阶段征战厮杀、艰苦卓绝的记忆片断。将六骏放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来考察，亦能看出其独特的艺术价值。中国古代陵墓雕塑大多为圆雕，鲜见大型高浮雕。昭陵六骏为初唐著名画家阎立本绘制，阎立德主持依形复刻于石上，太宗自撰赞语，书法家欧阳询书丹，殷仲容刻石，堪称“五绝”，代表了唐代陵墓石刻的最高水平。
    唐代石墓门
    除了陈列于展厅的文物之外，宾博还藏有一些中国石刻佳品，如笔者要谈的唐代石墓门（图6）。上世纪40年代，宾博曾将这一墓门对公众展览（H.H.F.J.,The Doors of the Waiting Dogs, The University Museum Bulletin, vol.8, no.4, October 1940)。墓门门额今仍存宾博，两扇门扉已于1965年作为两馆交换文物，转给了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美术馆。
    

图6 唐代石墓门 
    前述东汉石兽与昭陵“二骏”均放置于墓葬地表之上，属于墓上石刻，而石墓门则深埋于地下幽冥世界，护佑着逝者灵魂的安宁。一般完整的石墓门由门额、门楣、门框、门扉、门限、门砧等部分构成。而宾博馆藏的墓门由上部的门额与下部的两扇门扉组成，周围包以木框，门高约1.73米，有可能缺少了一些石构件。门额为拱形，雕刻者以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手法，雕刻出精细的动植物形象。门额中央为一周饰火焰纹的宝珠，其上升起两枝莲花。宝珠两侧各饰一凤凰纹，凤凰昂首挺胸，展翅欲飞。凤凰后部各饰一五瓣花朵。
    门额下的两扇门扉紧紧闭合。每扇门扉中部靠内皆饰一高浮雕的衔环铺首，环为铁质。椭圆形铺首雕刻为一怪兽，五官狰狞，与唐代兽面纹瓦当类似。铺首两侧各立一武士，为高浮雕加阴线刻的正面像。武士戴高冠，左侧武士高冠已残，面目严肃，宽袍广袖，双手叠加拄剑，衣纹多为纵向线条，双足立于平台之上。该墓门雕刻独特之处，在于两扇门扉底部用阴线刻绘出两条狗相向对坐守卫的侧面像。双犬抬头，五官刻画细致入微，眉目清晰传神，前肢撑地直立，后部蹲坐于地，尾巴略上卷，似侧耳倾听。
    有宾博学者推测，也许这两条狗是墓主人生前心爱的宠物，将其形象刻于墓门之上，是为了永远守护着墓主灵魂寄居之所。笔者则认为，这或许与唐代祆教教徒葬礼中的“犬视”仪式有关。据祆教教义，人死后，死尸会附有一种致命的尸魔，并以苍蝇的形式出现，需要用狗来驱除尸魔，只要将其带到死者旁边，就可以使尸魔飞离死尸，此即“犬视”仪式。在中原地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许多带有异域风格图像的石刻葬具，包括河南安阳北齐石棺床、陕西西安北周安伽墓出土石棺床、西安北周史君墓出土石椁、日本弥贺博物馆藏北朝石棺床、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出土石棺等。在这些石刻葬具上，出现了许多犬的形象，它们有的跟剃光头的神在一起，有的跟着主人狩猎，有的在丧葬祭祀现场，都与祆教有关（滕磊《中国祆教艺术中的犬神形象》，《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1期）。所以说，这件唐代石墓门上刻的两条狗，有可能是祆教葬俗中具有“犬视”作用的圣犬。
    无尽守望
    由宾博馆藏唐代石墓门上刻的两犬，我联想到清代郑板桥的一枚印章——“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郑板桥想做徐渭门下的一条“走狗”，而我更愿意做汉唐文明的守望者、传统文化的记述者。笔者无法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带回国内，但要竭尽全力，将收集到的珍贵文物资料呈现给国人，这就是我写作此文的朴素想法。
    本文所涉及的图片均为作者拍摄，特此说明。
    

2012年2月26日写于费城第45南街蜗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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