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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70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始在原“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修改“党史陈列”。此后，“党史陈列”经过数次修改，反复审查，历时9年多，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198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结束开放。梳理“党史陈列”的修改过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目前博物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革命博物馆 党史陈列 修改 审查 1970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1]开始在“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筹备和修改“党史陈列”（即1921－1949年党史陈列，又简称28年党史陈列）[2]。期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各级领导、专家和相关单位人员的反复审查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党史陈列”经数次修改，于1979年10月1日正式开放。1981年，为迎接建党6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对“党史陈列”进行了充实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21日结束开放。“党史陈列”的修改历时9年多，展出时间长达9年，其过程可称得上是近现代基本陈列筹办和修改的典型。 “左”倾思想指导下“党史陈列”修改的曲折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1月30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闭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全面展开，林彪集团加紧“抢班夺权”。在此形势下，1970年8月，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3]提出业务整改部署，要求中国革命博物馆1971年上半年搞出陈列，向党的五十周年献礼。当时，全馆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下放“五七”干校，留馆人员大部分时间进行斗、批、改，开办讲用会和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全馆的业务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接到任务后，留馆职工经过反复酝酿讨论，考虑到原有的工作基础，建议先集中力量搞28年党史陈列。随之，经国务院图博口领导小组同意，留馆人员着手在原基本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改为“党史陈列”。为完成这次修改，中国革命博物馆从中央党校、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单位借调了大批干部支援陈列的修改。 1970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接见图博口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干部、时为图博口领导小组成员的罗歌向他反映关于筹组“廿八年党史陈列”的设想，总理当即表示：“搞廿八年，几个阶段，一条红线。搞廿八年，《毛泽东选集》四卷可以作为依据，你们搞搞看。”[4]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留馆人员加紧陈列的筹办和修改。1971年6月，经过修改后的“党史陈列”摆出大样。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次陈列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在陈列内容上有一定的问题，它违背了历史，过分地突出了林彪。 陈列初步就绪后，1971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图博口主要领导成员时指出：“党史陈列”不要内部预展，要好好学习即将发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即“七一”社论），并请中联部、中组部、中央党校参加讨论和制订修改方案[5]。与此同时，六七月间，邓颖超5次来馆审查“党史陈列”。她提出：“你们收集的材料非常之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没有重点，关键问题不突出。她一再强调“展出要符合历史”，“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定要严格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办事，不能想怎样办就怎样办。”“美术作品不能代替当时的历史文物照片。”“你们的陈列，一定要采取群众路线，经过群众提意见，不断修改，把党史陈列搞的好上加好。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要长期搞。”[6]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中国革命博物馆检查了“党史陈列”中突出林彪的问题。1972年，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陆续回馆，各项业务工作逐渐恢复。同年下半年，根据“批林整风”运动中检查所发现的陈列中的问题和邓颖超等的审查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修改“党史陈列”。这次修改的重点是体现“路线是个纲”和两条路线斗争，在陈列中处理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以及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把握[7]。1973年春节，修改后的“党史陈列”布展完工。1973年2月，几位馆长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佟英明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进行了初步审查。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馆领导和专家审查的意见，特别是根据党的十大精神，1973年10月下旬，开始第三次修改“党史陈列”。在此修改过程中，1974年初全国开始“批林批孔”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人员再次检查了“党史陈列”中突出林彪的问题。这次修改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依据，以路线为纲，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红线。为更好地贯彻执行“突出红线”的方针，第三次修改尤其注意突出表现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突出两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团结胜利的路线，处理好出现人物的问题和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修改后的陈列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四个历史时期。陈列面积4000平方米[8]。 在第三次陈列修改的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带着问题，分头到各地博物馆进行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征集文物资料。同时，配合陈列有针对性地进一步摸清、挑选馆藏文物。这样，内外结合，提高修改质量，加速工作进度。 尽管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党史陈列”既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历史，又不能及时跟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甚至配合政治运动而随意篡改历史和文物。由于陈列本身的缺憾和历史时机的不成熟，至“文革”结束时，“党史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 “文革”结束后，全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和行动，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此过程中，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党史陈列”又作了一次检查和修改，进一步剔除了林彪、“四人帮”路线的影响。1977年2月，“党史陈列”又一次修改完毕。修改后的党史陈列，除将原作为背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材料移至“中国通史陈列”外，仍按历史顺序，分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基本上保持了1961年陈列的体系，但对陈列内容作了较大的调整和充实，主要是：进一步充实了有关毛泽东的文物，使红线更为突出；用正反对比的手法，增加了揭露、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逆流的材料；在突出表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同时，也表现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陈列结合历史事件，共出现各时期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51人、著名革命烈士76人、党外人士27人。陈列中出现人物的总数，比“文化大革命”前稍有增加。整个陈列共有展品3300多件，陈列面积4000平方米[9]。 1977年3月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协助审查。3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指 示：“请组织少数人先看一下，提出意见报中央政治局再议。”[10]遵照华国锋主席的指示，4－11月，国务院邀请乌兰夫、徐向前、陈云、谭震林、李井泉、邓颖超、江华、粟裕、罗瑞卿、宋任穷、张平化、江渭清等十多位老同志和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宣传口、中联部、统战部、中央党校、外交部、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10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审查“党史陈列”（图一、二）。根据审查意见，中国革命博物馆对“党史陈列”进一步作了修改。 “文革”结束之初，与整个国家形势相适应，虽然陈列修改工作有所前进，越来越科学、形象地反映党的历史，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史陈列”的修改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文革”中许多错误的理论、政策、口号以及对人物的结论等仍具体体现在“党史陈列”中，因此陈列的修改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进展，陈列仍没能对外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陈列”修改的突破及开放 1978年5月，全党开展的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进了思想解放。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果断地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党史这个禁区有了很大突破，提出了许多过去不敢接触的问题，有些问题已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此形势下，应广大群众开放“党史陈列”的强烈要求，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展览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实是求是，拨乱反正，突破禁区，加快“党史陈列”的修改。由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随着全党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党史研究领域里一些禁区的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陈列”的修改有了质的突破，质量上产生了一次飞跃。 在新形势下，修改后的“党史陈列”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贯穿于整个陈列的基本原则是：第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教导是党史陈列的基本原则。凡是既成的事实，都必须尊重；反映历史事实的文物、资料、照片，都不能任意修改。第二，要用历史唯物论的原则，正确表现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要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确表现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正确表现党的领导集体。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中产生又指导实践的。“党史陈列”要用史实正确表现这个过程，不要简单地用毛泽东的著作或语录来代替这个过程。第四，党史是党领导革命人民向阶级敌人和民族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的历史。党内的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不要以“路线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和党史。在党内斗争中，要区别路线错误和一般错误。无论是一般错误或路线错误，都不要无限上纲。要根据历史事实给予恰当的评价。第五，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人，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从历史上抹掉。第六，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第七，“党史陈列”要少而精，不搞烦琐哲学。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党史主流、重大事件；在陈列品选择上，要重质量。各种文字说明都应减少到必要的程度[11］。 在上述陈列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新的陈列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国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新的陈列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党史领域中存在着的一些禁区，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党的历史。如关于党的创建人，过去的陈列对李大钊、蔡和森、董必武等表现得很少，只字不提陈独秀，现在除充分反映毛泽东的建党活动以外，增加了其他党的创建人从事建党活动的资料。对在党的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过去只是单纯地揭露和批判。新的陈列采取分析态度，不否定一切，既批评他们的错误，又表现他们的正面活动。如适当表现瞿秋白在大革命时期、八七会议和文化反“围剿”中的作用，但批判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适当表现李立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批判他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新的陈列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党史就是路线斗争史的谬论，注意充分表现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图景。同时，对党内存在过的路线斗争也如实作了反映。新的陈列充实了白区斗争的史料，对民主革命时期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如孙中山、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结合历史事件均有所记录。新的陈列出现革命烈士100余人，其中除了共产党员以外，还包括不少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将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