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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山西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两处周代墓地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学术界对其性质认识尚不一致。文章从考古角度出发，结合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分别从两处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时间及所处地域等方面，对其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认为，这两处墓地应隶属于晋国的“怀姓九宗”中的两宗，其墓主在商末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灭商后被周王赐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对其进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晋国嫡庶之争中力助嫡系，后为庶系所灭。 【关键词】横水墓地 大河口墓地 怀姓九宗 山西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两处墓地是近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周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横水墓地发掘较早，已有较多材料公开，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探讨。关于其性质，已有为不见于文献记载的诸侯国墓地、晋国卿大夫采邑等观点[2]。还有学者对横水墓地的族属简要进行论述，认为其可能与“怀姓九宗”有关[3]。大河口墓地发掘相对略晚，材料公布较少，相应的研究也不多，发掘者已将其定为霸国墓地[4]。综合来看，以往学者对横水墓地的认识尚不统一，相关论述尚嫌笼统，而对大河口墓地缺乏研究，有必要对这两处墓地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笔者试从考古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资料，对两处墓地的族属与性质进行判断，如有纰漏，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绛县横水墓地位于山西省绛县横水镇横北村（图一），该墓地共发现并发掘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近200座，其中多数墓葬头向西，“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俯身葬约占三分之一。大中型墓葬多有殉人、殉狗和腰坑，在部分大中型墓葬的墓口外东侧或四隅，遗存有柱洞，以在墓口外东侧有2个柱洞为多见，另外在发掘区南部几座大中型墓葬的墓口外南北两侧近角处发现有4个通到墓口内壁的斜洞遗迹，该遗迹现象在西周墓葬考古发掘中属首次发现”[5]。该墓地还发现数座大型墓葬，其中M1、M2的资料已有少量公布。从已发表材料可知，M2的墓主人为一代倗伯，M1的葬者则为倗伯夫人毕姬[6]。 2009年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开始对位于山西省翼城县县城以东约6千米处的大河口墓地进行发掘（图二），已发掘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的墓葬300余座。“除十余座南北向墓葬外，绝大多数是东西向墓葬，以头向西为主，少量头向东。”“大型墓葬的墓主多为仰身直肢，个别为仰身屈肢葬。发现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较多，未发现殉人。”一座大型墓葬M1发现了与横水墓地相同的斜洞[7]。 综合来看，横水墓地与大河口墓地的葬俗非常相近。两处墓地的绝大部分墓葬均为东西向，并有少量南北向墓葬，葬式都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大型墓葬均有其他墓地所不见的斜洞，皆有大量的腰坑、殉狗，出土大量使用日名的青铜器。此外，两处墓地存在的时代也较为接近，均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年。当然，两处墓地也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如部分车马坑布局不同，相对于横水墓地，大河口墓地不见俯身葬。但总体而言，两处墓地在葬俗方面的共性远大于个性，其文化内涵相近，族属也应相同。 横水墓地大墓（M2）墓主人为一代倗伯，根据传世金文资料（倗仲鼎，图三）可知倗为媿姓即怀姓。大河口墓地为霸伯一支的墓地，虽无文字资料反映其为何族，但前文已论及其葬俗与横水墓地相同，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笔者以为二者应皆属“怀姓九宗”。除以上所论，还有如下两点理由： 其一，两处墓地形成的时代与怀姓九宗存在的时代大体相符。 《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冼，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很明显，怀姓九宗于叔虞封唐时开始在夏墟一带活动，时代正当西周早期，与横水墓地和大河口墓地开始形成的年代相合，这一问题学术界应无异议。关于怀姓九宗灭亡的时代，文献并无清楚的说明。但从相关记载可以推知，其应在春秋初年为庶系之晋所灭。春秋初年的曲沃代晋已为学者熟知，而从文献记载来看，代表怀姓九宗的高级贵族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站在嫡系晋侯一边。《左传·隐公六年》载：“翼九宗五正顷父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九宗即怀姓九宗。又据《尔雅·释诂》云：“……正、伯，长也。”可知五正即五长。九宗五正应是管理怀姓九宗的官职。怀姓九宗自西周早期封于晋，后应附于晋之嫡系，至春秋初年在晋国的嫡庶争国中襄助嫡系，维护西周宗法制度，当属正常。惜当时已非周王室强盛之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渐过去。晋国嫡系虽在争斗中风雨飘摇地维持数年，终被实力强大的庶系所灭。庶系当国后，自然不会放过极力维持嫡系政权的怀姓九宗。作为怀姓九宗的倗与霸，当是在曲沃代晋前后不久为庶系一支所灭，故其墓地终于春秋初年。 其二，两处墓地处于晋始封地的大范围之内。 关于晋始封地的问题，汉代以降，历代学者多求诸文献，但难有一致认识。近几十年来，考古学的介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先是邹衡先生利用在晋南地区调查获得的考古资料，初步将晋始封地限定在“霍山以南，绛山以北”，后又进一步缩小至“翼城、曲沃二县境内”，并认为“天马—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叔虞的始封地—唐”，彻底否定了晋始封地为太原晋阳说[8]。后又陆续有李伯谦、田建文、谢尧亭、王立新等先生对晋国的始封地进行了研究[9]。与邹衡先生相比，以上学者虽对晋始封地的具体地点有相同或不同意见，但均同意邹先生所指认晋始封地的大体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学者均将唐作为一个小地名去寻找，而刘绪先生认为，在探讨晋国始封地之前，首先应该对唐的地望进行深入理解，明确唐“作为地名是指大范围区域而言的，未必专指都城之名。叔虞封唐应专指唐地，而不是仅一处都邑”[10]。笔者同意这一认识。除刘绪先生所列之理由外，先秦与西汉文献从未指明唐为一处都邑，或言其在夏墟（大夏），或在“河汾之东，方百里”[11]。此外，商代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唐的卜辞（图四），亦支持唐为一个区域。如： 贞：作大邑于唐土。（图四：1） 这是说在唐土作邑之事，即卜问能否在唐土构筑城邑。查殷墟甲骨文中的土，多是指一个较大的范围。如： 贞：勿祈年于邦土。（图四：2） 北土受年。（图四：3） 《史记·晋世家》载：“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司马迁谓之“河、汾之东”，看似多余，因为汾之东就必然在河之东。但笔者以为，河字并不多余。因为汾河河道数千年来并无太大变化，以今之地域而言，即在今侯马市转而向西流，侯马以南地区则只能为“河之东”，却不能言“汾之东”。那么，这一地区是否在晋国始封地的范围之内？《左传·定公四年》明确记载将叔虞封于夏墟，则其只要在夏墟之内，就可能在晋国始封地的范围之中。学界一般将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视为晋南地区的夏文化，就目前材料来看，晋西南大部分地区均是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横水墓地位于夏墟范围内，距离晋国核心区的天马—曲村遗址直线距离仅20余千米，应在晋国始封地的“方百里”之内；大河口墓地位于“汾之东”，距天马—曲村遗址更近，也在晋始封地的范围内（图五）。故二者的地理位置与怀姓九宗相合。 两处墓地既然为怀姓九宗的墓地，称其为国并不恰当，因为怀姓九宗乃是叔虞封唐时成王赏赐的一部分，应属晋国。张天恩先生曾将横水墓地墓葬数量同关中地区卿大夫采邑墓地数量相比较，发现横水墓地墓葬数量与关中地区采邑墓地数量相当[12]。笔者注意到张先生是将横水墓地的300余座墓葬与周公庙的200多座大中型墓葬（按：周公庙小型墓葬众多）、北吕墓地380座中小型墓相比较，而横水墓葬自西周早期始，至春秋初年结束，延续时间长于另外两处采邑墓地，规模其实不大。此外，笔者在绛县横水镇周家庄遗址做考古工作时，曾在以横水墓地为中心的周围进行考古踏查，发现附近存在西周遗址，但规模较小[13]。这些都说明横水墓地代表的遗址规模较小，非诸侯国，将其定为怀姓九宗某一支的采邑更为恰当，其墓地当称为倗伯墓地。大河口墓地墓葬数量较横水墓地为多，达1000余座，但与墓葬规模超过20000余座的天马—曲村墓地仍不可同日而语，何况自西周早期至春秋初年，晋国核心区并非仅有天马—曲村遗址一处[14]。因此，应将翼城大河口墓地视为另一支怀姓九宗卿大夫的采邑墓地，称其为霸伯墓地较为妥当。 “怀姓九宗”最早出现于《左传·定公四年》，前文已述及。汉代学者以为怀姓九宗为殷商势力之孑遗。《后汉书》刘昭注引《东观汉记》：“上疏曰：‘臣闻先王无二道，明圣用而治。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传其法于有根。狼子野心，奔马善惊。成王知其终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怀姓九宗分唐叔，捡押其奸宄，又迁其余于成周，旧地杂俗，旦夕拘录，所以挫其强御之力，诎其骄恣之节也。”[15]认为成王将怀姓九宗分与唐叔，与分封殷民与其他诸侯一样，是分散势力，打击其恢复殷商王朝野心的一种手段。就目前资料而言，《东观汉记》的论述是正确的。从横水、大河口两处墓地大量发现腰坑、殉狗，以及出土大量使用日名青铜器等现象来看，在周人灭商之前，怀姓九宗应与商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武王克商，周公靖四方后，成王需要继续采取措施以加强统治，于是将唐地分封给王室成员叔虞，并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怀姓九宗交与其管理。 怀姓九宗本为戎狄之族，晋人应是将其贵族纳入统治的核心区，而在其左近不同地区分采邑与怀姓九宗，分散其势力进行统治，这或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内涵之一。从现有资料来看，晋人的统治是成功的。怀姓九宗最终不但被晋人驯服，且能在晋国嫡庶相争之时倒向嫡系一边，维护周人的宗法制度。 在《左传·定公四年》的相关记载中，怀姓九宗与殷民七族、殷民六族并提，说明此处之“九”并非虚数。因此，除横水墓地、大河口墓地之外，还应有族属为怀姓九宗的墓地被发现，这是今后考古工作需要特别注意的。 注释： [1] 横水墓地或称横北墓地、横北村墓地，为行文方便，避免误会，本文均称横水墓地。 [2] 田建文等：《横水墓地的发现与晋文化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16日；李学勤：《绛县横北村大墓与国》，《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30日。 [3] 韩炳华：《倗国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7日；张天恩：《考古发现的西周采邑略析》，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6－195页。 [4][7] 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65－73页。 [5] 宋建忠等：《山西绛县横北墓地二期考古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07年9月14日。 [6] 宋建忠等：《山西绛县横水发掘大型西周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2月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考古》2006年第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 [8]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吴荣曾主编《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15－221页。 [9] 李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氏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4－123页；李伯谦：《晋国始封地考略》，《中国文物报》1993年12月12日；田建文：《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三晋考古》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谢尧亭：《北赵晋侯墓地初识》，《文物季刊》1998年第3期；王立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性质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3年第1期。 [10] 刘绪：《晋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 110页。 [11] 《左传·定公四年》、《左传·昭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539－1540、1217－1219页；《史记·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1635页。 [12] 张天恩：《考古发现的西周采邑略析》，氏著《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6－195页。 [13] 资料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垣曲工作站。 [14] 据发掘者所述，天马—曲村遗址西周、春秋时期的墓葬总数可能逾20000座。西周时期为天马—曲村遗址的兴盛期，墓葬远多于春秋。邹衡主编《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15] 《后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第3306－330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