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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较之初版有许多重要改进，如更换部分有问题的铭拓、为字迹漫漶的器铭增加摹本、将《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一书的释文加印于器铭之侧等。但修订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未解决或新出现的问题。本文在充分肯定修订工作成绩的前提下，从铭拓、释文等三个方面，针对该版本存在的问题逐一加以讨论。 【关键词】殷周金文集成 铭拓 释文 郭沫若先生主编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一书，从1984年8月至1994年12月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全书8开18巨册，收器总数近12000件，使散见各处的铭拓得以汇集，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检寻和使用。随后，《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以下简称《引得》）[1]、《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又相继出版[2]，使研究工作更加便利。但《集成》一书，因印数有限且价格不菲，向来为图书馆或研究机构所收藏，私人购置实属不易。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中华书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对全书进行修订，于2007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以下简称《修订本》）16开8册，卷帙精简，书价适宜，较之初版有许多重要修订：一、对说明中的著录项，增补原未及收录，特别是近20年来国内外出版的56种相关图籍，订正个别器物的断代和现藏地。二、对战国时期的刻铭兵器及其他字迹不清的器物，增加了摹本。三、统编全书的器物出土地索引、器物现藏地索引、器物著录书刊索引，新编了《三代吉金文存》、《商周金文录遗》、《金文总集》等50多种书刊与本书的器号对照表。四、将《引得》一书的释文加印于器铭之侧 [3]。 《修订本》较之初版确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冯时先生在《新版〈殷周金文集成〉评述》一文中对《修订本》的编纂宗旨及修订内容作了客观的评说[4]。在所有的修订工作中尤以铭拓、释文方面的进步引人注目。铭拓方面：初版《集成》中某些彝铭间有因锈蚀磨沥而致字迹漫漶者，特别是战国兵器刻铭因笔划浅细，拓本模糊，《修订本》都相应添加了摹本，如00224蔡侯墓残钟，附有陈斯鹏先生所作的摹本。个别原拓不全的器铭则更换了拓片，如09102.1/2亚作父癸角，初版拓片遗漏“C”（图一），《修订本》作了更换。释文方面：《引得》一书是张亚初先生耗十年心力完成的鸿篇巨著，全书在广泛吸收学术界意见的同时，间有作者自己独立的判断，不盲从、不偏信，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作者生前参与编纂《集成》及《释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故而《引得》一经面世即成为古文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修订本》将《引得》一书的释文加印于器铭之侧，将两种要籍汇于一册，便于识读铭拓者配合使用，省去翻检《引得》之苦。 虽然《修订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毋庸讳言，由于此项工作十分繁重芜杂，内容千头万绪，《修订本》在不同层面上也留有些许尚待解决的问题，下面就存在的问题作一点简要说明。 一 铭拓方面 铭拓质量的高低对研究者至关重要，质量高的拓片能使研究者对文字的构形特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为文字的正确释读提供坚实的基础。反之，则增加文字辨识的难度，甚至导致误释。《修订本》采用计算机制版，拓片清晰度有所增加，又对初版中存有问题的拓片作了更换，增加了摹本，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绝大多数拓片沿袭《集成》初版，存世拓片有优于初版者，但并未采用。个别拓片调整尺寸后质量降低，清晰度不够。以中山王诸器为例，目前所见拓片最优者著录于《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以下简称《铭文选》）[5]，《集成》所用拓片较差，铭文模糊。中山王诸器铭文笔划纤细，《修订本》采用初版拓片，且调整了原拓尺寸，使得铭文笔划更是细如蚊足，部分文字甚至有丢失笔划的现象，增加了文字辨识的难度。如09735中山王方壶，第8行第5字“”，《铭文选》作“D1”（图二），《集成》作“D2”（图二），“”形尚可辨识，《修订本》作“D3”（图二），“”形丢失；第6行末字“有”，《铭文选》作“E1”（图三），《集成》作“E2”（图三），《修订本》作“E3”（图三），“”形几不可见。09734壶，首字《铭文选》作“F1”（图四），《修订本》作“F2”（图四），不仅整个字笔划不清晰，而且右边的“”笔也已经无法辨识。像这种细小笔划因为拓片尺寸的调整而丢失的情况多有出现，研读铭文的学者如仅据《修订本》，而不参照《铭文选》或其他更优的拓片，则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对文字构形产生错误认识。铭拓质量的高低对研究者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二）部分重新更换过的拓片存有问题，反不如初版。如02838B曶鼎，更换后的拓片最下面有所缺失，致使部分铭文丢失不见。 （三）《修订本》为节省篇幅，省去了部分器物的照片、拓片或摹本。如00286－00348号器物，或省略拓片，或省略照片，只留有摹本；00085楚王酓璋镈，则省略了照片和摹本，只留有拓片。 （四）11332十四年属邦戈，两面皆有铭文，初版附拓片编号为11332A、11332B，《修订本》夺后者。 （五）部分铭文摹本有误，虽学者已指出，但并未据改。如02693二十三年槁朝鼎，李朝远指出“二十三年”应为“二十四年”之误[6]。《修订本》释文改为“二十四年”，但摹本未变。 （六）部分器物拓片和新附摹本对应关系混乱，如00223蔡侯甬钟：00223.1A（左）=00223.2B（左）[7]、00223.2A（左）=00223.1B（左）。 （七）《修订本》部分拓片与初版编号无法一一对应。如00223蔡侯甬钟：00223.1A（右）=223.2（右）[8]、00223.2A（右）=223.1（右）；00224蔡侯墓残钟：00224.9A=224.9+224.12[9]、00224.17A=224.19+224.39、00224.21A=224.22+224.39、00224.29A=224.37+224.42、00224.11A=224.13、00224.12A=224.14、00224.13A=224.15、00224.14A=224.16、00224.16A=224.17、00224.16A=224.18、00224.18A=224.20、00224.19A=224.23、00224.20A=224.21、00224.22A=224.24、00224.23A=224.25、00224.24A=224.26、00224.25A=224.27、00224.26A=224.29、00224.27A=224.32、00224.28A=224.33、00224.30A=224.44、00224.31A=224.45、00224.32A=224.46、00224.33A=224.47、00224.34=224.11、00224.35=224.28、00224.38=224.34、00224.39=224.35、00224.40=224.41。案:又新补两片残钟摹本，00224.41、00224.42[10]。 二 释文方面 《修订本》附释文于器铭之侧，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查阅。但《引得》一书面世至今已有近8年，这期间随着新资料不断涌现及古文字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该书释文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此外，该书在编纂体例上也并不十分严谨，如凡例中说释文中因残损而增补之字要加“〔 〕”，但正文中却多有省略。此类情况还有很多，这些都是《引得》一书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一）新增补的释文有的行列不清，没有完全遵从原铭，如00648鲁侯熙鬲，释文第二行末字“文”应为第三行首字；04115伯□簋，释文第一行末字“宫”应为第二行首字；04135御史竞簋，释文第二行末二字“赏金”应为第三行首；05392.2寡子卣，首行末字“子”应为第二行首字；11554七年郑令戈，释文第三行首字应为第二行末字；11566.1/2中央勇戈，释文第二行首字应为首行末字；11294.1丞相触戈，释文第二行首二字“造咸”应为首行末；11378上郡武库戈，首行末二字“守丞”应为第二行首等。 （二）新附释文有丢失的情况，如09605.1A+09605.2A雍工壶，释文夺“莤府”二字，下摹本09605.1B+09605.2B释文全。10372商鞅量，底部铭文释文缺失：“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11] （三）新附释文较原拓有多出，如10342晋公盆，《修订本》释文第五行为“大廷，莫不来[王，王]”，第六行为“命唐公”；《释文》有“大廷，莫不来[王，王]”而无“命唐公”，但从原拓上看并无铭文能与之相对应，不知是漏拓还是拓片剪切时的失误。 （四）多器同铭或是一器多铭时，往往铭文之间或有出入，如09973.2郑义伯，有 “”字，而09973.1无；09645.1内大子白壶，有“万”字，而09645.2无。像这样的情况多有出现。《引得》往往只对其中某一种拓片作出释文，这就无法体现出各拓片之间的差异。而《修订本》添加释文没有仔细核察，一味照搬《引得》，致使铭文与释文无法一一对应。 （五）新附释文并非原拓释文，如05018.3大保卣，铭文为“五一七八七”，《修订本》释文误为“大保铸”。 三 其他方面 （一）个别器物名文字隶定标准不统一，如02840中山王鼎，“”字《修订本》如此隶定，与初版同；而09735中山王方壶，《修订本》隶为“”。 （二）个别铭拓编号有误，如“112”应改为“00112”。 （三）有的地方《集成》有误，《修订本》承袭并未改正。如颂簋（《集成》4339）称“器在上海博物馆”，张长寿先生曾亲自向上海博物馆询问，得知该器并不在上海[12]。《集成》此处有误，《修订本》承袭。 除了上述问题外，《修订本》较之《集成》还有一些变化：一、拓片彩色变黑白，这一点从拓片中朱印变墨印即可知。二、部分拓片进行重新剪裁，致使拓片上原有的印文丢失，如00225、00226、00227、00228、00229、00234、00237、02812等诸器拓片皆是如此。虽然这并不影响铭文的研读，但是为审慎起见，还是应尊重初版。 修订《集成》是一项漫长的工作，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上文所述，只是希望能对《修订本》有所补充，使之臻于完善。总之，瑕不掩瑜，“新版《集成》（引者案：即《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经过此番琢磨修订，踵继初版之长而正其误、补其缺，不仅体例更为精细科学，数据也更为完整准确，从而为学者的研究利用提供了更大的方便，这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13]。 注释： [1]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修订增补说明》，中华书局，2007年。 [4][13] 冯时：《新版〈殷周金文集成〉评述》，《书品》2006年第4期。 [5]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07－620页。 [6] 李朝远：《合阳鼎拾遗》，《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第230 － 239页。 [7] 遵照原书体例，A代表拓片，B代表摹本，下同。 [8] “=”前为《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编号，后为《殷周金文集成》编号，下同。 [9] 《修订本》吸收了学界新成果，对蔡侯墓钟残片进行了缀合，“=”前为《修订本》缀合后的编号，后为对应的初版缀合前的编号，下同。 [10] 曾宪通《吴王光编钟铭文的再探讨》（《华学》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 129页）一文附录中收有陈斯鹏先生所做的摹本，收有这两件拓片，但自名“残钟片补2”、“残钟片补3”，不知为何没有“残钟片补1”或其他残片。 [11] 释文采用宽式，不严格按照铭文隶定，一般用通行字写出。 [12] 张长寿、闻广在《跋落照堂藏颂鼎颂盘拓本—落照堂藏拓之三》（《文物》2009年第9期，第54页注[25]）一文中说：“《集成》（4339）称，器在上海博物馆。承周亚先生函告，器不在上博。《集成》有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