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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汉中出土商代红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就红铜容器体现的区域间技术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研究认为，汉中出土红铜容器与关中地区同类器物较为接近，表明在汉中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商文化或经由关中地区对其产生过影响。红铜容器在商代周边地区出现的几率有高于中原地区的趋势，显示了周边地区与中原商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铜器冶铸技术或许有所区别。 【关键词】商代 红铜容器 周边地区 技术文化交流 发现于汉中城固、洋县两地的商代铜器群，数量较大，器类丰富，既有典型商文化风格的青铜礼器，又存在特点鲜明的区域性青铜文化遗物，是汉水上游区域性青铜文化的代表[1]。汉中地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之间，该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仅与中原商文化表现出密切的联系，还与成都平原、泾渭流域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等其他区域性青铜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与互动。汉中青铜器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古代文化技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已受到学术界的长期关注，并引发了深入的讨论。本文从汉中出土红铜容器的科学分析入手，对目前所见商代红铜容器作简单梳理，并就其体现的区域间技术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截至2004年，汉中地区共发现铜器33批，累计出土铜器约710件，笔者曾对其中的200余件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科学分析研究。成分分析使用日本电子Jeol 8100 Supper Probe电子探针（波谱）分析仪（EPMA－WDS），对样品中的铜（Cu）、锡（Sn）、铅（Pb）、砷（As）、锑（Sb）、铋（Bi）、镍（Ni）、锌（Zn）、银（Ag）、铁（Fe）、硫（S）等元素进行了定量成分分析。分析条件设定为20kV加速电压，约5×10－8A吸收电流。为避免因腐蚀、偏析等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一般每个样品选择7－9个微区进行分析，取各微区分析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样品的定量成分。金相组织和微观形貌观察、照相所用仪器为莱卡（Leica）DM4000光学显微组织分析系统。 汉中地区出土的77件商代容器中，有39件经科学分析检测，其材质包括铅锡青铜（27件）、红铜（5件）、铅青铜（3件）、锡青铜（3件）等4种类型，另有1件鼎的本体样品已完全腐蚀，材质不可确认。5件红铜容器（图一）的分析结果经归一化处理后，铜作为主成分其含量均在99.5%以上；锌是最为常见的杂质元素，在5件器物中均检测出锌的存在，含量在0.1%左右；3件器物中检测到少量的锡，含量在0.1%－0.4%（表一）。 金相组织观察结果显示，5件红铜容器均为铸造成型，其金相组织基体为α固溶体晶粒，组织中可见数量不等的（Cu+Cu2O）共晶体分布于固溶体晶界（图二）；HZ112、HZ113等样品中少量的锡、锌合金元素在晶界处形成轻微偏析（图三）。由于红铜的凝固区间较窄、流动性差，在浇注过程中容易形成疏松、缩孔等缺陷，此类现象在5件器物的金相组织中均有体现。 二 汉中地区目前所见的5件红铜容器皆为三足炊器，其中4 件出土于城固湑水（鬲1975CHWXaT:1、鬲1975CHWXbT:3、鬲1975 CHWXbT:34、鼎1975 CHWXbT:5），1件鼎出土于城固柳家寨（2004CHBLT：1）。湑水与柳家寨隔河相望，且两处的铜器皆出土于湑水河岸，可见关系非常密切。城固境内另一处比较重要的铜器出土地点龙头镇，也出土了较多的容器，年代与湑水的红铜鬲、鼎比较接近，二者同为汉中青铜器早期阶段的代表[2]，但龙头容器的材质以铅锡青铜为主。 龙头出土的觚、尊、罍等容器，在形制、纹饰、合金成分以及铸造工艺等方面与郑州、盘龙城等地器物非常接近，部分器物在一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上，甚至完全一致。如龙头1980CHLTT:62簋与盘龙城PLZM1:5簋双耳，皆采用了后铸式分铸法与器身连接[3]。龙头容器是对盘龙城铜器的“承袭和发展”这一说法[4]，在铜器冶铸技术上也得到了支持。而湑水和柳家寨出土的红铜鬲、鼎，在材质上与龙头容器形成了对比明显的两个群组，关于其来源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与湑水鬲形制接近的器物在盘龙城也可见到，但湑水鬲双耳与三足呈“五点配列式”，锥足较浅，与盘龙城的同类器仍显示出一些细微的差别。当然，这有可能是湑水铜器年代相对稍晚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盘龙城经分析的20余件容器中，尚未发现一例红铜制品[5]，而经过分析的湑水（柳家寨）同期容器皆为红铜，未见一例铜锡（铅）合金。这种材质构成上的明显对比，可能不仅仅是时代差异的反映，更是来源不同的体现。 湑水鬲的材质构成与镰形器、璋形器等汉中本土器物以红铜为主的特点相符[6]，是否有可能是当地冶铸传统的产物？仔细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材质都是红铜，但湑水鬲的成分相对较为纯净，少量的杂质元素以锡为主，不含镰形器、璋形器等本土器物中常见的砷、锑、镍等特殊元素，与本土冶铸传统的联系并不明显。湑水鬲是汉中本地生产的可能性固然存在，但同时也不能排除还有其他来源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的商代铜器或许值得关注。关中东部曾是商文化“京当型”的分布区域[7]。与盘龙城铜鬲相比，西安田王村和岐山京当出土的两件铜鬲[8]（原文称“弦纹鼎”）和湑水鬲的形制更为接近。其中田王村鬲属于邹衡划分的陕西商代第一期，年代约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上层时期[9]。岐山京当鬲与之形制类同，应属同一时期[10]。关中地区出土的商代容器，多与典型的商文化器物非常相似，个别器物似乎显示了一定的地方特点[11]。有学者认为，这些铜器可能是当地铸造的[12]。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蓝田怀珍坊遗址，曾发现有大量的炼渣和疑似待用的饼状铜料[13]，很可能存在过冶铸生产，似乎为当地铸造的说法提供了依据。 由于未经科学分析，田王村和岐山京当鬲的合金成分以及其他技术信息尚不明确。通过观察著录的照片可以发现，田王村鬲和岐山京当鬲不仅形制与湑水鬲类同，它们表面多见气孔等铸造缺陷，范缝残余明显，铸后加工不精等特点也与湑水鬲非常相像，都显示出比较低的铸造技术水平，二者之间或许有所联系。关中西部长武碾子坡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鼎，形制和铸造工艺都与湑水出土的红铜鼎1975CHWXbT:5非常类似[14]。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测试结果显示碾子坡的两件鼎的材质也都是红铜[15]，湑水容器与关中同类器物的联系由此显得更为密切。 以往的研究在论及汉中早期容器和商文化因素的来源等问题时，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汉水下游的盘龙城商代遗址。城固龙头出土的早期容器与盘龙城铜器的类似程度，的确显示了盘龙城在沟通中原与汉中地区的重要性。然而，这却未必是商文化影响及汉中的唯一通道。相对于盘龙城铜器而言，城固湑水出土的容器在形制和材质上与关中地区同类器物更为接近，关中商文化地方类型和汉中地区的交流不容忽视。或许可以推测，在汉中青铜器发展的早期阶段，商文化除由盘龙城溯汉水而上与汉中联系以外，还可能经由关中地区对其产生过影响。 三 红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曾在许多地区青铜文化的早期阶段得到较多的应用[16]。中国境内的早期铜器，红铜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17]。但由于其熔点较高，流动性差，在铸造时易吸气，冷却时收缩性较大，容易形成铸造缩孔等缺陷，在商代的大部分地区已很少使用，用于铸造容器的情况更为少见[18]。就现有的资料而言，经检测分析的约400余件商代容器中，除本文报道的5件外，还在河南安阳殷墟[19]、陕西长武碾子坡[20]、江西新干吴城、江西中稜水库[21]、山西灵石旌介[22]和四川广汉三星堆[23]等多个重要的商代遗存发现红铜容器13件（表二）。 以上统计结果显示，红铜容器在商代周边地区出现的几率似乎有高于中原地区的趋势。殷墟的6件红铜器物，在中原地区经分析的300余件容器中所占的比例尚不足2%，其中郭家庄M160出土的方形器形制极为特殊，甚至不能排除是外来器物的可能[25]。相对而言，红铜容器在周边地区发现较多，12件红铜器物在经分析的100余件周边地区出土容器中的比例已接近10%，明显高于中原地区。就其年代而言，中原地区尚未发现商代早中期的红铜容器，但在殷墟文化的各期皆有发现。周边地区的红铜容器目前可追溯至商代中期，且数量上相对较为集中，商代晚期的不同阶段也有一定发现。 商代作为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发展鼎盛的重要时期，不应仅理解为技术层面上的演进，铜器及其相关的冶铸技术的迅速传播并在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得到应用和发展，则是其更为重要的表现。种种迹象显示，青铜冶铸技术的传播与中原商文化早期的对外扩张关系密切[26]，而介于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的所谓“过渡时期”，则是周边地区青铜冶铸技术产生以及各地铜器区域风格形成的关键阶段[27]。刘莉和陈星灿认为，对金属资源的追求是中国早期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金属原料由处于中心城市之外的低级聚落负责生产提供，而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物的青铜礼器则是由首都垄断生产。但随着二里岗之后区域性文化中心的发展壮大并与地方文化势力逐渐融合，某些地区开始制造自己的青铜礼器。早期阶段青铜礼器由首都而下逐级分配的“贡赋模式”由此被打破，并最终导致了早商地域国家的解体以及新的社会组织模式的产生[28]。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新干中稜水库[29]和城固湑水出土铜器的年代，皆处于该地区铜器使用和冶铸技术发展的较早时期。碾子坡遗址铜鼎的年代虽然可晚至殷墟二期，但就先周文化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而言，仍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30]。红铜容器的存在显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商文化的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暗示了其制作地的铜器冶铸技术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许有所区别。 借用刘、陈二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红铜容器体现出的这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现象，或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解释。一方面，由于早期青铜礼器的生产是王国首都的特权，与之相关的熔炼（铜料的精炼与合金化处理）和组合陶范铸造等技术工艺可能为少数作坊所垄断。区域性文化中心在早期的青铜礼器的生产过程中，或许尚未充分掌握上述比较关键的工艺环节，技术水平也可能相对较低，以至使用性能较差的红铜作为铸造青铜礼器的原料，铸成的器物则显得比较粗糙，铜器的造型和纹饰等与商文化中心区的制品尚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锡是青铜合金化处理过程中最重要的合金元素，但相对于分布较广的铜矿资源而言，中国的锡矿则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地区。国家的中心可以通过贡赋制度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获取锡料，而区域性文化中心的控制范围可能比较有限，在其冶铸生产的早期阶段，尚未形成长距离甚至跨文化区的锡料供应体系。由于锡料的匮乏，而无法实现对铜料的合金化处理。周边地区使用红铜铸造容器，可能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余 论 随着中原以外地区商代铜器的不断出土，商代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已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从不同地区铜器区域风格的识别，区域性青铜文化中心的确认，进而发展到讨论不同地区的青铜礼制系统，用铜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31]。相对而言，技术层面的研究较为欠缺，而关于早期周边地区青铜冶铸技术的产生模式及其发展规律的探讨则显得尤为薄弱。事实上，青铜冶铸技术在周边地区的产生和发展已然触及早期国家社会组织模式的演变等深层次问题。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新的商代编年体系的建立，也为进一步探讨青铜冶铸技术传播、区域间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关于汉中红铜容器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尝试以青铜器的技术特征为中心来考察商代不同区域青铜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浅陋之处虽在所难免，但或许可为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提供新的思路。 附记：本文为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科研项目“陕西汉中出土商代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区域性特征的揭示及其意义”（项目批准号：20080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FRF-BR-10-023A）和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注释： [1] 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赵丛苍：《城固洋县铜器群综合研究》，《文博》1996年第4期；曹玮：《汉中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巴蜀书社，2006年。 [2] 赵丛苍：《城洋铜器群类型分析及相关问题探讨》，《城洋青铜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8－249页。 [3] 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辉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盘龙城：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76－598页。 [4] 曹玮： 《汉中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卷1》，巴蜀书社，2006年，第1－44页 [5] 郝欣，孙淑云：《盘龙城商代青铜器的检验与初步研究》， 《盘龙城：1963年—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17－538页。 [6] Kunlong Chen, Thilo Rehren, Jianjun Mei and Congcang Zhao. Special Alloys from Remote Frontiers: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Shang Bronzes from Hanzhong, Southwest Shaanxi.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6（2009）: 2108－2118. [7]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7、27页。 [9][12] 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59－356页。 [10]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称该器（岐11）与其他五件器物同坑出土（图版说明，第2页），而后者属于邹衡先生划分的陕西商代第二期（早商第四段）。原简报（王永光：《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7年第12期）未提及岐11鬲，邹衡先生也未引用。根据该鬲现收藏于岐山县文化馆和王永光先生文中提及在该处曾“先后发现几批青铜器”判断，该鬲可能确实出自岐山京当，但与其他五件器物并非同批出土。 [11] 宋新潮：《试论陕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博》1989年第3期。 [13] 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4] 白荣金：《碾子坡先周文化铜器的铸造工艺》，《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414－421页。 [15][20] 梅建军、韩汝玢：《碾子坡先周文化铜器的金相检测和定量分析报告—鼎与瓿的检测分析》，《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第409－413页。 [16] Tylecote, R. F. A History of Metallurgy. Mid－County Press, 1976: 1－13. [17] 韩汝玢、孙淑云、李秀辉等：《中国古代铜器的显微组织》，《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2第2期。 [18] 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185－274页。 [19] 李敏生、黄素英、季连琪：《殷墟金属器物成分的测定报告（二）：殷墟西区铜器和铅器测定》，《考古学集刊4》，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28－333页；赵春燕：《安阳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与研究》，《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43－268页。 [21] 彭适凡、华觉明、李仲达：《江西地区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2－80页。 [22] 梅建军、陈坤龙：《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墓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9－230页。 [23] 孙淑云、蔡荣、曾中懋：《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和2号祭祀坑出土的16件铜器成分与金相组织研究》，《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82－190页。 [24] 为便于对比，此处采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编年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第249－283、388－391页。 [25] 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研究》，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0页。 [26]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3页。 [27] Bagley, R. W.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The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 32. [28]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1）》，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134页。 [29] 李朝远：《江西新干中稜青铜器的再认识》，《青铜器学步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77－183页；唐际根，荆志淳：《商时期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格局》，《三代考古（3）》，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37－246页。 [30] 杨军昌：《陕西关中地区先周和西周早期铜器的技术分析与比较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31] 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的发展—工艺与身份》，《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第12－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