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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石刻资料内容的分析与考证，并结合传统僧传文献资料的对勘，本文认为洛阳龙门安思泰石塔底层的法藏家族坟茔题记并非唐代华严名僧康法藏的家族题记，而是一个具有粟特血统的信仰佛教家族的坟茔合葬记。该题记揭示了唐代洛阳粟特人后裔与当地汉人的融合以及对汉地佛教的皈依。并指出，对于涉及名人的古代石刻题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应该慎重对待。 【关键词】洛阳龙门 石塔题记 康法藏 粟特人 盛唐时期 20世纪70年代，洛阳市龙门文物保管所在龙门伊阙北原发现一座方形石塔，该塔是唐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安思泰为自己的“七世先亡”所建造。值得注意的是，石塔底层另外两面也刻有题记，其中一面题记内容如下： 次西边坟， 祖婆康氏， 右麟德二年八月亡。 祖父俱子， 右上元二年五月亡。其年八月葬在洛州河南县龙门乡孙村西一里。父德政合葬记。孙男法藏、阿仵、无泰。□惠琳，孙男崇基、万岁。 父德政， 右去垂拱三年七月七日亡。 母尹氏， 右去长安元年十一月廿九日亡。 对于此题记中提到的“孙男法藏”，温玉成《龙门所见中外交通史料初探》一文认为，此题记是唐代华严宗创始人贤首大师康法藏的家族坟茔题记。 此外，龙门魏字洞西壁还有《法藏造弥陀像记》，内容如下： 法藏为父母、兄弟、姊妹，又为胜蛮，敬造弥陀像一龛。乾封二年四月十五日。 温氏认为此造像记也属于康法藏所题刻，其中胜蛮是康法藏未出家前的妻子。并根据以上两方石刻题记断定：康法藏的祖父母是康俱子与康氏，父母是康德政与尹氏，还有兄弟崇基、万岁，有姊妹阿仵、无泰、惠琳。此后，温氏在其著作以及多篇论文中多次阐述此观点。一些学者也在文章中引用此资料，此论似乎已成定谳。 那么，此题记究竟是不是康法藏的家族坟茔题记呢？首先，该题记中出现的“孙男法藏”是否就是唐代名声显赫的贤首大师康法藏？笔者认为是否定的。按法藏本身是佛教术语，有多种解释。如佛教称法性含藏无量的性德，称为法藏；纳经之库藏曰法藏，也称宝藏；佛所说之教法含藏多义，也称法藏。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盛行，许多佛教僧侣与信徒用佛教术语来命名，如墓志中经常能够见到以菩萨、金刚、力士为名的人。以法藏作为法号或者名字在唐代并不罕见，唐初终南山紫盖峰就有法藏和尚。与康法藏同时代还有一位名法藏的高僧，是净域寺法藏。其人姓诸葛，苏州吴县人，他在如意元年（692年）曾奉武则天之命先后检校洛阳大福先寺与长安化度寺无尽藏，卒于开元二年。清代修《全唐文》时就将其与康法藏混淆在一起，陈垣已经指出。宋代赞宁《宋高僧传》中记载唐代名法藏的僧人还有多人，如卷五《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中的“淮南法藏”，卷二十《唐江州五老峰法藏传》中的南康籍僧人法藏，卷二八《唐鄜州宝台寺法藏传》中的鄜州宝台寺僧法藏。温氏在认定此坟茔题记是康法藏家族坟茔题记的前提下，认为其祖父是康俱子、父亲是康德政。实际上题记仅仅提到“法藏”的祖母康氏，而其祖父名“俱子”，并没有提及其姓氏。唐代康姓都是来自中亚粟特地区（Sogdiana，其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康国人及其后裔，此时的康国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大量康国人因为经商、入质、出使等原因来到中原地区。坟茔题记只表明这个家族有粟特康国人的血统，并不能因为有“孙男法藏”就完全认定其父系姓氏为康氏。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唐代长安与洛阳的粟特人通婚情况来看，一般多是康姓与安姓、史姓与康姓、安姓与史姓，即来自中亚粟特地区康国、安国、史国等国的粟特人之间相互通婚，另外也有与汉族通婚的情况。而康姓之间通婚的情况仅1例，即出土于西安的《大唐故康夫人墓志》，其夫也姓康。而洛阳出土粟特人墓志中还未见到康姓之间通婚的情况。温氏因为其家族祖母姓康，具有粟特血统，加之有“法藏”之名，就认定此家族父系姓康，进而列出了康法藏的家族世系。但其前提是建立在预先设定“法藏”就是康法藏的基础上的，前提存在问题，结论也就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通过传统文献中的法藏传记资料与坟茔题记的对比，我们也能发现问题。目前考察法藏事迹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唐阎朝隐《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唐末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宋僧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五《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以下简称《康藏法师之碑》）是法藏卒后弟子请著名文人、时任秘书少监的阎朝隐所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以下简称《法藏和尚传》）则是唐末新罗人、著名文士崔致远所撰，都是唐代人撰写的法藏传记。从史源学的角度而言，其可信程度应该是最高的。赞宁《法藏传》记载则较为简略。因此，阎朝隐和崔致远所撰写的法藏传记是我们研究法藏最为重要的传统文献资料。 从家族情况来看，题记记载与文献记载就不符。按《康藏法师之碑》、《法藏和尚传》都明确记载康法藏父康谧，所赠官职《康藏法师之碑》为“左侍中”，《法藏和尚传》为“左卫中郎将”。按唐代无左侍中，应为左卫中郎将传写之讹误，且唐代入华粟特人多担任宫禁宿卫之职，法藏父亲获此赠官应属正常。但题记却记载“法藏”之父是“德政”，二者并不相同。为此，温氏认为“政”与“盛”音译相通，“谧”字是“盛”字的形误所致，传统文献记载有误。以此来弥合题记与文献记载的扞格。笔者认为这些缺乏合理依据，难以自圆其说。 坟茔记中记载法藏母亲尹氏于长安元年（701年）去世，法藏还有阿仵、无泰、惠琳等兄弟，这与传统文献中康法藏传记内容大相径庭。《法藏和尚传》中明确指出法藏有一弟宝藏，“弟宝藏以忠孝闻”，坟茔记中却没有提及。神龙元年（705年），中宗以法藏平张易之乱有功，赠鸿胪卿，“尝以三品，固辞固授。遂请回与弟，俾谐荣养。”神龙二年（706年）中宗降敕曰：“朝议郎行统万监副监康宝藏颇著行能，早从班秩。其兄法藏，夙参梵侣，深入妙门，传无尽之灯光照暗境，挥智慧之剑降伏魔怨。凶徒叛逆，预识机兆。诚恳自衷，每有陈奏。奸回既殄，功效居多。虽摄化无著，理绝于酬赏；而宅生有缘，道存于眷顾。复言就养，实寄天伦。宜加荣禄，用申朝奖。宝藏可游击将军行威卫隆平府、左果毅都尉，兼令侍母，不须差使。”传统文献明确记载此时法藏母亲尚健在。法藏因此请中宗将三品衔转授与康宝藏，同时朝廷还命康宝藏在家侍奉母亲。温氏为了弥合两者记载的南辕北辙，于是又推测法藏父德政另有一房夫人在世，即法藏还有庶母，生子曰宝藏。又猜测传统文献流传有误，“遂请回于弟”是“遂请回于子”之误，即由法藏之子侍养法藏的结发妻子。这些推测都缺乏依据。 题记还记载法藏之父德政垂拱三年（687年）去世，其母尹氏也于长安元年（701年）去世。温氏认为此题记是长安元年后康法藏利用安思泰所造石塔下层的空白追记的。令人不解的是：《法藏和尚传》曾记载了永隆元年（680年）法藏觐亲于夏州时地方官员和民众热烈的反响，“道次，郡牧邑宰弥不郊迎，缁侣为荣。”永隆元年法藏仅仅探望父母已经受到了地方如此的礼遇。试想到了长安年间，如果真是康法藏家族的至亲葬于洛阳龙门，以康法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为家族补刻坟茔题记这样的大事，却借用安思泰为先祖雕凿的佛塔草率了事，于情理不合。 另外，温氏认为魏字洞西壁造像记属康法藏所题也存在问题。造像记刻于乾封二年（667年），此时的康法藏一直在终南山以俗家弟子的身份追随云华寺名僧智俨学习《华严经》，如何有时间到龙门造像？而且，按照此前坟茔题记，所谓法藏的祖父尚健在，造像记中为何没有提及？而造像记中的“胜蛮”在坟茔记中也没有踪影。仅仅因为其中有“胜蛮”二字就认为其是康法藏出家前的妻子也过于武断。故此，笔者认为此造像记与坟茔题记并没有联系，两“法藏”并非一人，更不是康法藏的造像记。 温氏以此为据而罗列的康法藏家族兄弟姊妹的排列因此也就不能成立。如果仔细观察坟茔石刻题记的行距字数就会发现，坟茔记中的“孙男法藏、阿仵、无泰。□惠琳，孙男崇基、万岁。”其中惠琳之前有一缺字，无法识别。笔者认为此惠琳应该与德政是同辈关系，崇基、万岁是其子，否则就没有必要在“崇基”前重复添加“孙男”二字。因而坟茔记中的法藏、阿仵、无泰、□惠琳等都是这一家族的男性后嗣。 除了以上坟茔题记与造像记之外，笔者认为龙门宾阳洞峭壁和老龙窝峭壁发现的另外两处有“法藏”及“康法藏”字样的造像题记在缺乏旁证的情况下，同样不能轻率附会为康法藏的题记。 唐代名僧康法藏一生与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武则天的授意下，他在洛阳佛授记寺翻译并讲授《华严经》，还亲自为武则天讲授华严经义；同时，还参与了拥立中宗复位的政变活动。但不能因此将洛阳地区有“法藏”字样的题记都认为是他的遗迹。20世纪以来，各种石刻史料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多样的视角，极大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但是，在一些关涉历史著名人物题刻的认定上，应该慎重地将石刻文献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分析比对。在题刻没有提供确凿讯息如时间、身份或职务的情况下，不能轻下结论，比附名人，更不能草率认定传统文献资料错误。笔者认为：坟茔题记中的“法藏”并不是唐代华严名僧康法藏。“法藏家族坟茔题记”展示了唐代一个具有粟特血统的家族的佛教信仰以及粟特人与汉族的融合，对于研究中古时期佛教信仰以及民族融合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但该题记与唐代名僧康法藏没有关系。对于新史料，只有通过与传统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认真缜密的分析求证，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