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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攻，张学良与蒋介石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和主张，其对日策略中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左之处，更有尖锐对立的一面。随着日本侵略益深，他们的应对策略分歧愈大，并最终走上相背的道路。探究张学良与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策略的异同，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关键词】张学良 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 对日策略比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身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张学良和南京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均采取和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这些应对策略中既有对当前事态的危机处理反应，又有较长期的战略筹划，而远非此前为人们所熟知的张、蒋共持的“诉诸国联，不予抵抗”一种策略。笔者在研究中亦发现，即使在执行“诉诸国联，不予抵抗”的框架下，二人仍然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策略主张。因此，本文欲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张学良热河抗战失败为时间界定期，以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蒋介石的言论和指令为事实依据，将张学良与蒋介石在这一时间段内所采取的对日策略做一比较、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深入剖析他们采取不同策略的思想根源，并探究这些策略的得与失。 一 应对危机策略的异同 为应对这一突发事态，张学良采取了如下措施：1.制定军事方针。他电话指示留守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此后数日，他多次致电张景惠及东省特区长官公署，指示：“万一有向我军进攻，将部队退避安全地带，避免冲突，以期保全。” 2.召集部属商议对策。得知事变消息后，张学良连夜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等人商讨对策，强调听命中央，避免冲突的主旨。9月19日、20日，他连续召集包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胡适在内的东北外交委员会、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会议，两次会议的议决结果就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 3.及时通报中央，告知事变详情。9月19日晨8时，张学良接荣臻电报后即将九一八事变详细经过及东北当局交涉经过转述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抵抗，以免地方糜烂。”9月23日，他特派万福麟、鲍文樾偕同在北平的张继、李石曾两中央委员，乘飞机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会晤。 4.与日展开直接交涉。九一八事变当夜，张学良即命令荣臻“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军事进攻”。9月19日，他又派汤尔和拜访日本驻北平矢野参事官，并于9月20日亲自召见矢野，表示“希转达日本政府”阻止日军进攻。 5.接见媒体，重申不抵抗政策。9月19日上午，张学良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云：“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日方宣传我军袭击南满铁路，故日军施行追击，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无抵抗。”19日下午，张学良在协和医院接见外报记者，谈到“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6.将政治中心迁移，以保存东北政治集团。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即呈准将东北政务委员会移至北平。9月23日，鉴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张学良通电宣布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移驻锦州办公，任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负责处理临时军政。 7.多方奔走，希求理解。9月24日，张学良赴英美法三国公使馆，访见各国公使，详细通报九一八事变，并陈述此后方针，要求谅解。 得知消息后，蒋介石也从多方面着手应对事变：1.对张学良下达指示。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对此应力避之。” 2.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处理方针。9月21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主张一面以日军侵占东三省的事实先行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并于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一面谋求与粤方妥协，拟派陈铭枢赴粤斡旋。以后接连数天，国民党中央均召开会议，讨论对于事变的处理。 3.向日方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蒋介石指示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4.指令向国联报告事件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出席国联大会代表施肇基在国联发表声明，指出日军对此事件应负完全责任。21日，施肇基致函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国联根据盟约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 5.向国民党员和国民发出通告，表明立场。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全市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劝民众勿作激烈之举动，等待国际解决。他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含忍，决非屈服”，至忍无可忍时，必“领导全体国民，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23日，他指示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团结一致，信任政府。 6.向粤方发出呼吁，欲消除党内严重冲突。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议定与粤方停止军事行动，敦促胡汉民即日视事。 7.下令加强淞沪防卫。9月22日，蒋介石接熊式辉自上海龙华请示：“政府要求镇静，但淞沪地位特殊，如日本袭击，应如何处置。”蒋答：“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嗣后，有日本军舰大举向上海方面驶来及有日本陆战队将在上海登陆的消息，蒋介石当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 8.调整机构设置。国民政府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戴季陶任委员长、宋子文任副委员长，各部院许多重要负责人士参加，在非常时期讨论和决定外交事务，指导外交工作。 张学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分别做出的初步应对策略涉及政治、军事、外交、舆论宣传等多个方面，既包含了张、蒋二人的言论和行动，又反映了他们的对日思想和精神。 通过比较二人的应对策略会发现： 首先，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都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们均认定日本人要借事变之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而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他认为：“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绝不愿自动退出东北。” 其次，张、蒋二人所持的“听命中央，不予抵抗，述诸国联”策略是基于共同的认知（即日本人要借事变之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以及各自的思考基础上的，不存在谁服从谁、谁默认谁的问题。因为，张、蒋二人采取同一应对策略的出发点和目的性有着极大的差别：张学良欲将九一八事变视为全国事件来解决，希望全国抗战；而蒋介石只是想把九一八事变作为地方事件来解决。九一八事变后，已意识到“要兴起大的战争”又长期具有“恐日”思想的张学良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所以他才会有接连报告中央，及时通报情况，派人亲自前往南京听候蒋介石指示等一系列依靠中央的举措。然而蒋介石欲将九一八事变作为地方事件来处理（见其9月19日给张学良的指示），大有利用事变来“统一”东北的企图。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谈到，九一八事变“亦为外交之转机，亦非为国家统一之良机”。在他看来：“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仅名义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基于这种思想，蒋介石在其应对策略中远非如张学良般积极与日本驻华机构进行交涉、与英法美等多方联系，争取他们从中斡旋，而是消极地一味依赖国联。在支持东北军不予抵抗、听命中央的同时，蒋介石给何应钦、张群等人下达了“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部加紧警卫”以及在淞沪一线“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俟其进攻，即行抵抗”的指令，和对东北的处置有“天壤之别”。由上可见，张、蒋二人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即使一时采取了相同的应对策略，但注定要走向分裂和对立的道路。 再次，比较张学良、蒋介石的应对策略还可发现，他们在对舆论掌控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揭穿日本污蔑东北军袭击南满铁路，“故日军施行追击”谎言的同时，多次在公开场合反复宣扬“不抵抗”主义，甚至有“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尽任日军所为”的夸张之宣传。其初衷是以此博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以期待国联的干预。然而事实上，张的这一做法，不仅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和国内各界的一致谴责，为自己招致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日本军人的嚣张气焰。而精于谋略的蒋介石则不同，尽管他也奉“不抵抗”主义为圭臬，但无论是在指示、文件、文章、演讲中，他自始至终未使用过“不抵抗”一词，而且在对外宣传中大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调，蛊惑普通民众，团结一致，听从政府，并借民族危机之际，与国内粤方等反对派达成妥协，化解了党内的严重危机。 总体而言，张学良、蒋介石面对突发的九一八事变，在处理危机的策略过程中态度是积极的，为贯彻自己的思想主张也是考虑较为周全的，但是由于他们主动放弃了抵抗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致使东北乃至中国由此陷入深重的民族灾难。 二 “速行了结”与“准备抗战”的不同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尽管张学良和蒋介石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危机处理措施，但以“不予抵抗，诉诸国联”为核心的应对策略最终导致日军长驱直入。就在9月19日沈阳沦陷的同一天，日军又占领了长春、安东、营口，21日占领了吉林，三天内占领了除锦州之外的辽宁、吉林两省的要地。面对日军侵略的日益扩张，加之蒋介石的外交手段未见任何成效，已成为众矢之的的张学良焦虑万分。他有过去多年与日本人接触的经验，熟悉日人狡猾善变蛮横、拖延之伎俩，担心再拖延下去必“更不利于我”，遂向蒋介石提出了希望采取有效措施对日“速行了结”的策略主张。 张学良首次提出对日“速行了结”的策略主张，是9月23日他派万福麟、鲍文樾赴南京晋谒蒋介石时提出的。这在蒋介石9月23的日记中得到印证。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告以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版图，必须完整。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倭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显然，在这次会晤中，万福麟、鲍文樾二人向蒋表达了张学良希望与日本单独交涉、速行了结的想法。因为东北毕竟是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根基，连日的失城、失地是张学良所不愿看到的。而且当时希望迅速解决对日事态的不止张学良一个人，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等人都谈论过这个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还曾致电蒋介石，希望对沈阳事件“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张学良第二次提出“速行了结”的主张是在10月初。当时国联根据中国的提议，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而日本却以先谈条件后撤兵相威胁，并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为此，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政府，再次希望速行了结。10月6日，蒋介石通过顾维钧向张学良“代达”指示：“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盖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对张学良欲对日“速了”的主张再次予以否决。 张学良第三次提出“速行了结”是在10月13日先后接到顾维钧、蒋作宾来电，报告日本政府提出对华要求五项大纲后。大纲所要求的内容都是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未能到手的侵略权益。张学良亦知这是日本内阁借军人强梁之势，欲求克遂其对东北不当权利的要求，但他却认为这时“亟应忍痛接受，可以迅速解决问题，否则事态愈延长，中国必然愈吃亏”。为此，张学良再次连日致电顾维钧表示：“东北对日始终与政府一致，惟此事关系我国甚大，恐不能全恃国联，亟望政府速定具体方针与步骤，庶不至拖延愈久，收拾愈难。”顾维钧遵照张学良的指示专门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10月16日，顾维钧以电报的形式将此次与蒋介石约谈的情况向张学良加以说明，并指出：“悉兄焦急万分，希望速了。惟日本军部对人问题态度坚决，外务省为迁就军部计，亦已同意。观日政府对于我方责成兄派遣代表接受一节，置之不理，反要求另派负责代表，其意显然。中央亦愿速了，但操之过急，徒使日方气焰益高，转增我对外对内之困难。不如从容应付。”他并规劝张学良此时万勿使政府为难。张学良、蒋介石对于事件的处理意见和态度，在上述文电中可以说表露无遗。文电中所谓“对人问题”，即日本对张学良的排斥。张学良深知日本以此为借口谋求东北权利的要求，但他却认为这时亟应忍痛接受，甚至提出个人辞职的要求，希望挽救东北当下的情势。在张学良看来，一定的让步不失为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否则事态愈延长，中国愈吃亏。当时身为南京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的顾维钧也深感“彼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若不速定全盘方针……危险更不堪设想”。 与张学良对日“速了”策略主张不同的是，蒋介石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有对日长期抗战的主张，并打出了“长期抗战”的旗号，宣称“不求急功于一时，而策成效于来兹”，相信 “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也一定可以洗雪前耻，一定可以使国家和民族达到独立平等的目的”。表面上，蒋介石反对“速行了结”的理由是：“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其思想根源是有着深刻的外因和内因的。 其外因在于，依蒋介石看来，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三日即可亡国。1932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浙江奉化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时抛出了 “三日亡国论”，他认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但他同时也认为，日本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是中国地广人众、山河纵横，完全可以遏制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并将战线拉长、战局持久，大量消耗日军的物资原料。以持久战战胜日军的速决战，以全民族的总体抗战战胜日本的逐步蚕食策略。中日战争必将以“持久战”的策略取得最后的胜利。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发表的《敌人战略攻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曾阐述了他的持久战思想： “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巧制拙，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骄气，我们就要以实击虚，以静制动，拼死抗战，来挫折他的士气。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他就是失败，也就是我们的胜利。”蒋介石明确指出：“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这虽然是蒋介石后来总结提炼出来的，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对日策略中已包含了这一思想。“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的“四不”方针，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反对张学良“速行了结”策略的内因在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国民党正处于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因处于政争之漩涡，处境艰难。其时，蒋介石刚刚取得中央政权，自身的巩固尚未完成，关内的统一还任重道远，一方面蒋欲借九一八事变之机削弱东北实力，进而达到完全掌控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仍然幻想暂时牺牲关外来换取关内的统一与巩固。他坚持：“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 自古两国交战，只有“和”与“战”两种方式解决，如蒋所言言和与言战皆不可取，而唯有忍痛含愤，逆来顺受，做长期抗战的准备。所以他反对张学良“速了”的策略，实则造成了军事与外交上的双重被动，使东北最终成为“长期抗日”的牺牲品。 三 “直接交涉”与“不交涉”的不同初衷 与蒋介石一味依赖国联主张不同的是，张学良虽在当时接受并采取了诉诸国联的主张，但他对国联明显缺乏足够的信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极力主张“速了”，而其“速了”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对日直接交涉。 前文提到，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在给荣臻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同时即命令荣臻“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9月19日，张学良派汤尔和拜访日本驻北平矢野参事官，又于9月20日召见矢野时表示，“希转达日本政府”阻止日军进攻。因为自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判断日军此次行动“为日本军部所为。林总领事及满铁事前皆不知，恐怕东京内阁亦不知，推测或许有推翻民政党内阁之政治阴谋”。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把责任归于军部，利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矛盾，以争取日本政府，怂恿日本政府制止军部的行动。 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的对日策略是既不抵抗也不交涉，他把事件的解决完全寄托在国联主持“公理”和“调停”上，希望列强干涉，压迫日军退兵，并一直反对张学良与日本直接交涉。蒋在9月22日就曾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21条为退兵条件，应设法严拒。”9月23日，蒋介石又针对张学良希望“速了”直接交涉的意图，指示“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其中心思想是告诫张学良既不能交涉更不能单独交涉。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希望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让步而使日军撤兵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前文已经提到国联第一次决议限令日军撤兵，日本拒不执行，并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情况下，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政府，对国联的调解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并希望利用日本主动提出与中国直接交涉的契机，与日本正式展开直接谈判，而不是坐等国联的外交解决。他认为，既然日本一直坚持中日直接交涉，就应与日本开议，早日结束此一纠纷。 在张学良看来，有条件地接受日本直接交涉，不失为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略东北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他曾表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自己常常想到中日问题，要使之扩大，还是要和平解决?无疑的，我是希望和平的，即政府同仁也无不委曲求全，以求和平。因为和平解决不但对中日均有相等利益，即对世界亦均有利；反之如使中日冲突扩大，不仅中日两国受其祸害，即欧战中牺牲数千万生命财产所得的世界和平，与十余年各国大政治家为和平之努力，亦将因中日冲突而归于毁灭。” 作为驻日公使的蒋作宾与蒋介石幕僚齐世英等人也建议应与日本直接交涉。九一八事变后数日，东北元老齐世英曾奉蒋介石命秘赴日本，探听日本政府外交动向。齐抵东京后，先后拜访犬养毅、头山满、床次等元老以及日本外相币原。币原表示：“日本政府绝无扩大这事的意图”，而且正“要想办法尽速把此事结束。我也希望中国政府尽速处理，不要向国联控诉，国联不了解中日关系，因此只好派人调查，这一调查至少须时两年，这两年内就不知道再生多少事？弄到什么地步？所以还是中日两国自己处理，尽速解决”。币原还进一步表示“日本政府绝不因此事要求任何权利”。齐将其与币原的谈话内容立即告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蒋同意币原的看法并嘱齐返国后建议蒋介石与日本直接交涉。在齐世英等人看来，“事实上办交涉最可能受损失的恐怕还是东北……我们目前只好出自忍受之途，努力争取时间，积极从事准备，现在虽有损失，将来终有收回之日”。 遗憾的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倾向于“不撤兵不谈判”，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即使在日本明确表示拒不执行国联10月24日决议之后，蒋介石仍表示“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并作出“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做任何接洽”的决定。他坚持认为只有日本撤兵后，能得到国联或第三国之代表加入为公证人，才可以开始交涉。 张学良与蒋介石关于直接交涉与否的策略冲突表现得最明显当属锦州抗战前。当时，张学良曾主张接受日本直接谈判的要求，蒋介石则欲求得国际担保阻挡日本的进攻，“其要点在中立国派视察员居间斡旋一层”，希望英美法视察员监督中间地带的安全，反对与日本直接谈判。特别是当蒋获知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的消息后，立刻去电制止，请张以后如有必要接见日人，不必亲身接见，可派人代见，免生枝节。这导致张学良力图与日本直接交涉，阻止日军进一步侵略东北的计划破产，锦州抗战以失败而告终。 在日军毫无诚意、大肆侵略之际，蒋介石坚持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的方针，虽然可以防止日本借交涉之名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但其本质却是一个消极的应对方针，即完全将事件的处理寄托于国联干涉与日本对盟约的遵守上，事实上这无法阻止日军对东三省的侵占。正如胡汉民所指，蒋氏的对日政策是“三无主义”，“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惟一方针，则必至国亡种灭。东北相继沦陷后，处境艰难的蒋介石在反蒋派的逼迫下不得下野。 蒋介石之所以反对“直接交涉”，一方面是其认为：如果国民党中央与日本直接交涉，或令由地方交涉，“断其必无良果”，另一方面则是迫于民间舆论压力。上海《申报》连续发表时评声称：中国实在无直接交涉之可能与必要。此时我国应有坚强不屈、忍死不辱之主张，即日本不先撤兵，不能进行任何交涉是也。在外界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始终不敢主张与日交涉，而是强调日本先撤兵后交涉。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那么“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得到日本国内各种势力的全力支持。在日本拥有无上统治权力的天皇，已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命令军队立即撤回原驻地，筹划事态的收拾，明确表示对关东军的反对态度。至于政府，则认为此次事变完全是军部有计划的谋略行为。9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项声明，保证事态不扩大，并且称：“日本政府同中国政府一样，愿尽力使事件顺利解决，防止事态恶化，希望第三国不要介入，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纠纷。” 顾维钧在随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时，曾经被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约见，本庄繁说:整个满洲事变都出乎人们意料，出乎他和他的日本军方同事的预料。如果中国方面采取某些步骤，就不会发展成后来这样的局面。可以说，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不交涉”策略把通向和平的道路给封杀了。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的行动，出兵不多，费时也不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作战的收获却远远超过预料之外，这无疑成为日本上层主战派扩大侵华战争的主要理由。九一八事变鼓舞了军部法西斯的士气，他们把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视为军部“政治发言权的源泉”，大大加强了军部的政治地位。随着侵华战争的巨大胜利，日本国内政界各派最终倒向法西斯军人的怀抱，继而日本全国掀起了侵华热潮，其后果和影响是十分深远和惨痛的。 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也说：“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显然蒋事后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 四 “宣战”与“不宣战”的得失 军事上尽量不冲突，在1931年10月以前张学良、蒋介石二人对此并没有异议。但是随着对日希求“速了”及“直接交涉”努力的失败，张学良逐渐从“不抵抗”的痛苦中猛醒，提出“至万不得已时，亦只有采取正当防卫以保持国家之人格”。1932年1月7日，张学良发表《告北平各校同学书》，表示保证“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1932年1月7日，张学良致电退守滦州的东北军拼死抵抗。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他开始主张武力收复失地。 就在张学良准备放弃“不抵抗”、“直接交涉”等策略主张，寻求对日武力解决时，蒋介石却于1932年1月21日发表了《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订割地之约”、“不签丧权之字”，而可以“诉之九国公约于非战公约”和“对日交涉”。他说：“以日本帝国主义之暴悍无人理，犹不敢显然对中国绝交宣战，而犹是出于战而不宣之行为者，盖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也。……我欲对之抵抗，何尝不可袭用其方法，此乃正当之防卫与有效之抵抗……否则我国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反与日本首先绝交与宣战，而实与日本以恣行无忌口实……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如此中国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蒋还一改此前反对张学良对日“直接交涉”的态度，主张“在不损主权之范围内，对日交涉可也”。他向国人呼吁“万不可逞一时之快心，轻言绝交宣战，而斫丧我四万万人民与中华民族之命脉”。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四不”方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新策略。与在东北问题上“不抵抗”政策不同，蒋介石新的应对策略明显是准备抵抗。其在《告全国将士电》中公开宣告：“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报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随后，国民党中政会也公开表明“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的态度。蒋介石在1932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失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在日本坚持不撤军的情况下，蒋介石明确表示“我方只有抵抗到底”，并且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开始从“剿共”前线大批抽调中央军。这与九一八事变后对东北的处置有天壤之别，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蒋介石及国民党态度的大逆转，是由蒋介石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因为上海是蒋介石统治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来源地，他不能眼见日本占领上海并危及其统治。 但是，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策略只是“不抵抗”的翻版，因抵抗有“不宣战”做前提，交涉以“不绝交”为底线。其实质仍然是设法依靠国际干预，尽快停止上海战争，所以“积极抵抗”很快变成了积极求和。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在英法美等国公使的斡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很显然，这种抵抗仍旧是有限度的和局部的，其核心思想依旧是“不宣战”。 这样，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已日趋公开。1932年8月，张学良密告其亲信准备在1933年1月1日出动东北军，在义勇军的配合下首先夺回锦州。但由于顾虑东北军势单力薄，11月张学良亲赴武汉，谒见蒋介石。蒋介石依然表示：“要相信外交制止，军事行动容易引起误会。”从而否定了张学良的行动计划。张学良虽然表面上服从，然内心实为不满。因为，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已秣马厉兵，着手进攻热河，而热河是张学良及东北军最后一道防线。张学良已决心彻底抛弃“不抵抗”政策，与日决战。1933年1月8日，张学良在为山海关事件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表示了对日抵抗的决心，他说：“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生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1933年1月18日，张学良与阎锡山、傅作义等人联名发表通电提出：“惟有武装自己，舍身奋斗才是救国图存之计。”1933年2月19日，张学良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再次阐述了必须用武力自卫的主张，他说：“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和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们的忍耐已达到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 热河抗战来临之际，蒋介石仅仅命令张学良在热河防守：“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6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到沪亦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他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代其前往北平，协助张学良，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同时蒋介石还让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前往北平为张学良打气。后来迫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在1933年2月下旬命令中央军北上，3月9日亲赴保定指挥。然而蒋介石并无对日作战的决心，声称：“我虽到北方，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他很快便返回了南昌，并极力说服军人执行既定方针，强行规定：“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并表示此时对日：“滞延时日，仍我之上策。”对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的电报，蒋介石竟然批复：“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请吾兄负其全责”，表示“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热河抗战失败后，一心要反攻热河的张学良仍然希望蒋介石能够对日宣战，张曾对王卓然表示：“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的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不幸言中，张学良下野后，长城抗战终以《塘沽协定》的签订而宣告失败，这也标志着蒋介石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不宣战”策略彻底失败，从而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 事实上，日本仅用4个月18天的时间侵占了东北三省一区。热河抗战失败后，东北四省一区完全沦陷，日军用了16个月的时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数百万军民全面抗战的形势下，日军仅用15个月的时间就迅速攻克了广州、武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相比之下，张学良在忍痛不抵抗中领导东北和华北军民进行的浴血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阻挡了日军的侵华步伐，已实属不易。 尽管当时的情况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最有权势的蒋介石与张学良，其对日策略中既有相同之点，又有相左之处，而且随着日本侵略益深，他们的应对策略分歧愈大，并最终走上相背的道路。虽然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中，既有力图保存各自实力，军事上尽量避免抵抗的消极一面，又有寻求对日问题得以解决的积极一面，但无论如何，他们策略的基点始终没有超越“不抵抗”的范畴。而缺少了军事上的全面抵抗，任何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其实，张学良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都从九一八事变中得到了应有的教训。特别是张学良，在惨痛的历史教训面前逐步反思并抛弃了原有的对日策略，毅然发动了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完成了自己从“不抵抗将军”到“民族英雄”的嬗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