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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百年国博纪念学术文集》一书集中发表了百年来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的重要论文。本文依博物馆的收藏陈列工作、中国古代史研究、古文献研究、近现代史研究、文物研究、考古学研究、美术史研究、科技史与文物保护等门类，对书中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一一举例说明。 【关键词】百年国博纪念学术文集 四个相称 四个立馆 历史与艺术并重 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对文物的收藏征集、陈列展出、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其中展陈直接面对观众，博物馆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大都通过它来实现，这是工作的中心环节；而藏品是展陈的保障，科研则从学术层面给予引导和支持。百年来，随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到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博物馆的规模也由小到大，藏品由建馆之初的几万件增加到一百多万件。在这个过程中，要研究的课题数不胜数，而其核心莫过于探讨博物馆的功能定位。1912年，民国政府决定建立国立历史博物馆时，只提出“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这样一个很笼统的概念。1927年将建馆宗旨定为“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当时对“社会教育”的理解仍不过是“开发民智”等浅层的内容，展出也基本上是稀稀拉拉地摆放些文物，比照当时世界各大国的状况，它和所谓国家馆的地位实不尽相称。 1949年建国以后，博物馆承担起新形势下的历史使命。有如本书中李季文所说，这时的博物馆“作为新政权政治观、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重新审视、重新表现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进程”，从而筹办“中国社会发展史展览”、也就是后来的“中国通史陈列”，便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展览中突出了唯物史观；突出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社会发展分期的观点；中国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的观点。博物馆这才真正回到人民手中，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大课堂。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展陈中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博物馆也模糊了自身的功能定位。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特别是2003年国家博物馆正式建馆，和2011年扩建工程竣工后，作为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从此以其恢宏壮丽的雄姿屹立于天安门广场，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功能定位的问题也更加紧迫地提到面前。对此，博物馆人适时地交出了圆满的答案。首先，孙家正部长指出：“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应该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相称，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相称，与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称，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称。”他的话高屋建瓴。吕章申馆长在《努力奋斗，开拓创新，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家博物馆》一文中回应说：“这四句话讲得很实际、很贴切、很高明。”从而将“四个相称”确定为国家博物馆建馆的基本准则。有了前进的方向，但博物馆这辆满载的大车上路时，还必须装上强固的轮子。吕文中接着说：“我们把‘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办馆方针。主要是认识到要把国家博物馆建成‘四个相称’的‘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世界大馆，没有各方面的人才，没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藏品，没有高水平的各项业务，没有高水准的学术研究是不行的。”树立了这样的指导思想，使办馆不仅有目标，而且有措施，博物馆人的干劲才真正有地方施展。道路开通，方向指明，四个车轮协调一致，已启动的车辆必将勇往直前。进一步，我馆又提出了更高的发展定位，即“历史与艺术并重”。吕文认为：“过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定位为历史性的博物馆。而国家博物馆的成立，就不应是单一的历史馆。因为艺术在历史长河中的亮丽是耀眼的，是不可或缺的。”本来，文物本身就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的属性，综合性类型的博物馆重视艺术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以前常把纯艺术品布置在历史展线的“文化”部分，局促于一隅，没有给予应有的地位。这样的安排实际上并不正常。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如果未能在这座殿堂里看到中国一流的艺术作品，观众未免会失望。所以，吕文中提出的方向、方针和定位，既相互衔接又相互补充，构成了对博物馆功能的完整表述；它是开创性的又是总结性的，是国博百年办馆经验的集中体现。 办馆的指导思想和发展定位清楚了，就可以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回望百年来的科研成果。纵览众山，群峰林立。首先，围绕着收藏和展出，我馆研究人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本书所收万冈文谈了“藏品立馆”的问题，认为：“藏品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关键”，“我们必须确立‘藏品立馆’的理念”。博物馆要发展，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丰富馆藏。他提出：“我馆应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树立‘中外兼收，古今并重，突出重点，坚持标准’，全方位收集藏品的理念。”有了丰富的藏品，就要做到“制度健全，账目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在管理上下工夫。这些话虽然朴素，却是颠扑不破的。不过还应当认识到，藏品虽然可以用来办展览，有使用的目的，但收藏本身也是目的。书中所收苏东海文说：“我们既要看到为使用而收藏的目的，也要看到为收藏而收藏的目的；我们既要看到文物为今天、明天以至子孙万代的使用的意义，也要看到永远保存人类文化足迹不使之消失的意义；既要看到使用文物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要看到保存文物使之永续存在也是一种社会效益。”高瞻远瞩，从更深层的底蕴上阐述了收藏的重要性。随着现代信息化手段的推广，我馆也在着手建立藏品信息管理系统。书中所收安莉文就此发表了系统的见解。安文认为这一系统的建立，“不仅实现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工具与手段的升级换代，而且引发了博物馆藏品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模式的深刻变革”。文中还对信息规范、智能检索、数字典藏等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说：“藏品信息管理从传统向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模式的转型，为数字国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但愿这一美好的前景早日到来。 不过从现实情况出发，馆藏文物还是要摆出来给观众看的。如何办好陈列，是博物馆人长久的研究课题。就陈列而言，无论美工设计如何创新，声光电如何配合，基本面还是由文物支撑起来的。书中所收李俊臣文说，“只有坚持以文物为基础的原则，体现陈列形象化的特征，才能办出为观众所欢迎的展览”。又说，文物的“历史真实感和直观性具有文字所不能代替的感染力。我们的陈列工作就是要靠文物说话，调动一切手段帮助文物说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不重视陈列艺术；恰恰相反，成功的艺术设计是对文物形象的强化，使文物以最佳状态和最佳视角呈现在观众面前，进而使观众更清楚地认识、体会和理解文物的内涵，感受文物所带来的震撼。本书中之李仁才文就是对陈列艺术所作的研究。他说：“我认为一个陈列的艺术设计大体上包括陈列设备、序幕厅、重点场景和大型辅助展品三个方面。”“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都会影响陈列艺术形象的完整性。”文中并具体讨论了联壁柜、静电喷塑、浮雕壁画、蜡像、补景画、丝网印等设备和技术的应用，探索如何使之增强陈列艺术感染力的方法。此外，博物馆工作者面前还有一道潜伏的暗流，这就是观众的“博物馆疲劳”。尽管展厅中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可是有些观众却会出现精神上的疲倦感，注意力下降，甚至匆匆离去。本书中王蕾文讨论了这个令博物馆人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文中说：“展览不仅是展品的简单陈列，更应该注重观众的感受，因为观众能否得到愉悦的享受是展览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后，她得出的结论是：“陈列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应从观众的角度出发，满足观众的认知需求，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这些话虽然语不惊人，却最耐深思。也正和本书所收齐吉祥文的意见异曲同工。齐文说：“服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热爱受众’，只有热爱受众，才能全心全意为受众服务，才能竭尽全力地从事社教活动，才能宽容受众。”他是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文中的“受众”就指观众。将两篇文章的主张归纳起来看，着力点仍然要落实在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上。对此博物馆工作者正铭记在心。 丰富的藏品、先进的布展手段，均须反映在陈列当中。而提升陈列内容设计的水平，则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我馆的两个基本陈列——“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研究人员上下求索，从理论探讨到史料考订，从宏观到微观，对在五千年的历史风涛中涌漾飞溅的漫天星雨，追踪寻觅，分析解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就古代史而论，书中所收巩绍英文与任常泰等之文，研究的是商周时代的社会性质。巩文称：“上帝的崇拜和祖先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神权政治，成为奴隶主贵族政治思想的核心。强大的家族宗法制度和严密的等级制度，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力量。”到了春秋时，虽然有的政治家“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但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立场”。而任常泰等之文在考察此“大变革的春秋时代”时，则以“国人”（居住在城郭中的自由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为切入点。称“‘国人’的向背以及他们的斗争，不仅关系到某一个国家或某一政治势力的成败与存亡，更重要的是它对瓦解奴隶制度，打击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对支持新兴封建势力的成长和建立封建政权的斗争，都起着重大的作用”。虽然新的通史陈列按朝代划分，不再强调社会分期，但他们的文章中有些提法鞭辟入里，就加深对商周社会的认识而言，仍然大有裨益。在经济史方面，孔祥星对唐代前期西州土地的租佃关系、朱睿根对唐代和籴制度的研究，都不仅依据传统史籍的记载，而且大量引用出土文书，反映出作者对第一手的原始材料的重视，因此，得出的结论可信度更高。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唐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段里大体上是平稳的。西州的土地租佃，“主要是小土地占有者之间的交错出租”，“产生这种出租方式的主要原因乃是均田制下所授田地的零星分散，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所致，并未出现均田制已被破坏，小农都变成大土地所有者的佃户的局面。朱文则认为“和籴”使戍兵就地解决军粮，交纳赋税的百姓免除了长途运输的脚费。元和年间实行的“和籴”，允许百姓直接粜粮给政府，又免除了转卖所受剥削，都是有利的。虽然长庆以后，官吏与豪强侵吞和籴之利，但政府严加禁断。所以不能“只见其弊，全盘否定，而把它看成是完全的掠夺手段，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二文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是对极“左”之风的纠正。又如齐钟久在评价石达开时，明确说：“‘四害’横行的时候，石达开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分裂主义者’、‘叛徒’，从此也就没有人再敢讲石达开的好话了。”但他认为：“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前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天京事件中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取得了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护和信任”。“石达开的严重错误在于远征不返，坚持分裂”，“总观石达开的一生，应该说是功大过小，是个应当肯定的人物”。杜永镇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时也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历史研究横遭浩劫，戊戌维新的历史，也遭受其肆意歪曲和践踏。”杜文的结语是：“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启蒙运动。”“尽管这个历史任务资产阶级维新派无力完成”，却为“辛亥革命在思想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从这些议论中可以感受到我馆学者之拨乱反正的理论勇气。当然，他们绝不是要建立新的一言堂。文中表示，“尽管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的论点，但目的都是为了在共同的探讨中”求得“正确评价”，坚定地表明了学术民主的立场。除了对重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外，本书中有的文章还对某些隐晦不明、很少有谁提起的事物进行考证。如于采芑讨论了“大朝”这个名号的含义。过去只在古钱谱上见过一种“大朝通宝”钱，有人认为“大朝”是蒙古国的年号，却苦于缺乏考古资料或文献记载予以证实。所以晚近的各种史学论著与辞书都几乎不提它。于文则以十一条文献资料、十二条石刻款识及墨书题记、一件“大朝国师”木印和一件出土的“大朝通宝”银钱为据，证明“大朝”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的蒙古国号。在历史上，建国号可以算是荦荦大事，而“大朝”的名号却竟然被历史淡忘。大家知道，考证靠材料说话；能找到两三条无懈可击的材料，就不是孤证，问题就足以论定了。而于文却在如此冷僻的领域中，一下子举出二十五条证据来，堪称拥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后人对此将无以置喙。而在本书所收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文章中，还应当特别提到王宏钧的《走向复兴的反思：11到19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此文探讨了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从先进向落后转变的过程和原因。以11世纪左右中国出现三大发明、欧洲走出“黑暗时代”为起点，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前结束，依次论述了三大发明的世界意义，东西方航海事业之不同的目的，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落后趋势的形成，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古老文明的衰落。在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中，许多话极为精到。比如文中说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出现的‘康雍乾盛世’”，“实质已是西天的晚霞”。“这时，两千多年来曾经推动中华文明取得辉煌成就的社会机制及其各种历史积极因素，已逐渐转化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力量。”“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这种封建经济结构具有深厚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再生产机制，推动封建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到了封建社会晚期，这种调节机制、再生机制已转化为巨大的历史惰性，使封建地主制下的自然经济结构难以解体，而长期延续下来。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并不足以改变这种状况；新的生产方式的因素，也难以滋生成长。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中国从先进退到落后的首要原因。”一言以蔽之，一个国家如若不奋发图强，积极进取，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就要因为落后而备受欺凌。这是掷地有声、语重心长的历史诤言。然而沐浴在今天的阳光里，从反思的角度反过来品味这重意思，岂不正是对新中国的礼赞，对改革开放的讴歌吗！ 研究古史应熟悉古文献，本书也收录了一些研究古文献的文章。其中洪廷彦文讨论了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本来《公羊传》不叙史事，它是藉《春秋经》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的。《公羊传》讲“大一统”、讲“三世说”、讲“微言大义”。那些“微言大义”很容易被后人附会利用，何休的《解诂》更是藉《春秋经》来抒发他自己的见解。比如在“大一统”问题上，他一方面讲“内诸夏而外夷狄”；另一方面又说只要夷狄“行仁义”，到了太平世则夷、夏无别。洪文认为何休的这些看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本书中何珍如研究《明史·食货志》之文，认为殿本《明史·食货志》来源于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王氏之《志》来源于万斯同《明史稿·食货志》；万氏之《志》来源于王原《明食货志》；而它们共同的史料依据是《明实录》。这是经过认真勘比得出的结论。再如黄燕生研究了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将稿中篇目分类的改动、排列次序的变化、文字的润色删改等，一一作了校理，亦极见功力。 中国国家博物馆不仅要展出中国之遥远的过去，还要展出中国近代和现代，主要由“复兴之路”陈列承担起这个使命。其宗旨如上面举出的吕章申文所说：“是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史。充分展示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在这个阶段的开始，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传入我国。本书中苏生文的文章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的被迫开放及远洋航运的发达，从遥远的欧洲舶来的体现西方物质文明的声光化电、饮食器用、交通通讯、市政建设、文化娱乐、居住方式乃至生活方式都不同程度地传入中国”。从而引发了种种矛盾冲突，同时也使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风俗产生变化。这当中，归国留学生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们积极倡导、大力宣传。如本书曹欣欣文所说，“他们比同一时期的其他社会群体更多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因此，他们对中国传统社会风俗的弊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们怀有强烈的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而20世纪初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下，国家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的火种已经布满大地。这时，正如夏燕月的文章所说，“忧国忧民的毛泽东”出现了，他于1918年“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不久，蔡和森等人离开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即成为新民学会的实际领导人”。“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新民学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批先进青年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础”。“列入全国组党计划的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通知，于月底同何叔衡作为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通过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使湖南地区罢工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些翔实的记述，无疑是办展之可靠的依托。但是，情况又如方孔木等的文章中所说，“在几十年的艰难困苦和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正确地宣传党的斗争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怎样才能做到科学的总结呢？“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周恩来同志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但要做到忠于事实，首先要有一个老实的严肃的治学态度，不能为了某个时期的需要去改铸过去的历史。同时，要做到忠于事实，也不能把任何材料都看成是真实的历史，而要将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整理，讲求其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些意见在办展时也有必要认真考虑。本书中还收录了对革命史中的一些事件的考察报告。如陈继馨文较全面地论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夏立平文对1927年5月间是否发生过十万农军围攻长沙一事作了剖析。王凌云文则讨论了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生的派别纠纷问题。这些文章的内容有的是组成调查组调研的收获，也有的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资料。其重要性均不言而喻。书中有的文章并涉及对外关系。吴金华研究了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文中认为“总的看来，东京审判是严肃公正的，得到了全世界包括日本进步舆论的支持”。“但东京审判也有它不彻底的方面”。更由于对“日本天皇制的政治保护和财团的经济支持，使得日本右翼有市场兜售其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观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也依然存在”。“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日本人民应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为民主和正义，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 文物考古研究是本书中另一大类。在古文物方面，朱凤瀚文讨论了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簋：（尧）公簋，是尧公为其妻姚所制。妻姚的父族为舜之胤裔。史载尧、舜部族关系密切。此尧公虽未必是尧的后代，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这就为古史中尧、舜部族事迹的探寻提供了线索。簋的铭文说，制器的时间是“王廿又八祀”。朱文认为此王可能是西周的成王或康王。但以簋的器形和铭文字体与二王在位的年数对比，却发现了一些龃龉之处，则又为西周历谱的研究提出新的课题。王冠英文讨论了我馆收藏的栾书缶。这件器物很有名，器表有错金铭文，相当精美。以前多认为它是春秋中期晋国大夫栾书所制，甚至拿它当作一件标准器看待。王文从其器形、铭文等方面的特点分析，认为这是在楚地制作的楚式器。结合文献中所记栾氏家族的历史，进一步断定它是自晋奔楚的栾书之孙辈栾盈流亡楚国时所制，应改称“栾盈缶”。对于东周青铜器的研究而言，是一项很重要的更正。马非百文讨论了西安出土的杜虎符，它是秦国杜县调兵用的虎符。符上的铭文开头就说：“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马文指出，过去发现的秦国虎符，新郪符称“在王”，阳陵符称“在皇帝”，而此符独称“在君”。秦代称君者只有惠文君一人，因此它只能是秦惠文君时之物。在现存的秦虎符中，它的年代是较早的。其考证一针见血，殆不易之论。青铜器之外，陶瓷器也是馆藏文物中的大项。书中所收李知宴文讨论了唐代长沙窑烧造的瓷器。通常长沙窑产品多施青釉，但有的在釉料中加钴，烧成宝石蓝釉；或加铜，烧成红釉。这些新发明对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装饰方面，长沙窑把彩绘与题写诗句结合起来，常在水注上写几句通俗的小诗，这在陶瓷史上也是一大创举。后世广泛采用诗、画结合的方式装饰瓷器，实肇始于此时。长沙窑瓷器还大量外销，在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乃至北非，都能看到它的踪迹。书中所收李锡经文专门讨论了外销瓷的问题。他说：“中国瓷器在东汉后期开始外销，”“隋唐五代时期瓷器外销逐渐增加”，“宋代以后情况大有改变，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使得瓷器大量外销。瓷器的外销又强有力地促进瓷业的发展。”“如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德化窑，泉州的磁灶窑，广东的潮州窑、惠阳窑、西村窑等之所以发展那样迅速、规模那样大，就是外销推动瓷业发展的结果。”书中所收耿东升文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远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在16〜18世纪达到高潮”，并列出若干具体事例：明万历十二年，荷兰王室已向中国订购瓷器96 000件。康熙二十一年，有12 000 000件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欧洲，其中除少量日本瓷器外，大都为中国瓷器。瓷器运到西方后，欧洲人或依照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改装，如加上装饰或镶边，甚至把瓶子改为水罐或带流的壶。后来欧洲人在华定烧，造型、釉色和图案都要求有西方的艺术风格。清乾隆时的《景德镇陶录》称之为“洋器”、“洋瓷”，说：“洋瓷通过九江关、粤海关而出口，式样奇妙，岁无定样。”陈浏的《陶雅》则说，这些瓷器“精妙无匹，西商争购”，可见其旺销之状况。丝织物是中国的名产，能被博物馆收藏的标本大都相当珍罕。本书中沈从文的文章介绍了其中的一个特殊品种：织金锦。它通常有两种：一种叫明金，直接缕切金丝上机；另一种叫捻金，将切成的缕金再缠在丝上，成为金线，可以织，也可以绣。这项技术在唐代还处于起步阶段，发现的实例不多，但并不等于说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不使用它。可是宋代则不然。宋人重生色花，即写生折枝。金碧山水在宋人画中只备一格，并非第一流。织锦的艺术重点在色彩配合，不在加金。元代却又是一番景象。这时大量生产遍地金的织金锦，叫纳石失。不仅丝织物加金，毛织物也加金，叫毛缎子。不仅百官衣服用织金锦，三品以上官员的帐幕也用。《马可波罗游记》说，用织金锦做的军用营帐长达数里，应是事实。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文化水准、装饰爱好、艺术理解都有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当时国势扩张及推行的一种新政策，用大量纸币吸收黄金，蒙古贵族因占有巨额黄金的事实分不开。单纯从丝织物加金看，纳石失可以说是进入高潮、盛况空前。可是从全方位的历史大背景看，不过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用武力取得胜利时，出现的“文化后退”现象。沈文讲的虽然是丝织技术，但不仅具有辩证的眼光，而且叙事优雅，娓娓道来，文字犹如行云流水。在纺织物中与锦帛并重的，起初是麻布，宋元以后是棉布。王芳的文章以乾隆《御题棉花图》为据，讨论了清代北方从植棉到棉布织染业发展的全过程。指出，“乾隆时期，棉花已经‘遍植中土’”，“北方人民已具有较高水平的植棉技术”，和“一套比较齐全的棉花加工和纺织工具及成熟的技术”。织出的布“以缜密、匀细为上乘。肃宁产的棉布能和著名的松江布媲美”。此类研究与经济史及社会生活史皆密切相关。此外，李维明之于甲骨、于成龙之于楚简、史树青之于金银错、王永红之于佩饰、王俪阎之于钱币、孙彦贞之于着装、关双喜之于家具、孙克让之于铜镜、宋兆麟之于民族文物，也都在不同的领域中纵横驰骋，各出胜说，均不乏创获。这些都是可移动的文物，而对于不可移动的文物，如建筑物乃至街道，我馆学人也有研究成果。书中之刘如仲文将明清时天安门的兴修沿革、建筑特点、政治功能及战火中的经历，有机地联系起来，作了详尽的说明。天安门是开国大典中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圣地，加深对天安门的历史的了解很有必要。再如王冶秋文谈了北京的琉璃厂。这里在辽代是海王村，明代是一片烧琉璃瓦件的窑厂。清康熙中叶窑厂停废，后来新春集市在此举办，并逐渐发展成书市。乾隆时为了编《四库全书》，开“四库馆”，需要流通图书的卖场，书肆遂愈益兴盛。同时，如卖眼镜、裱书卷、糊锦匣、刻印章，以及出售各种文具的店铺渐聚集于此。再往后，字画碑帖、金石文玩也成为琉璃厂经营的主要项目。到了今天，这里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将伴随首都的发展而更趋繁荣。王文的研究方法有类编写地志，视野开阔宏大而观察细致入微，是一篇典范之作。但上述之可移动与不可移动者说的都是古代文物，对近现代文物而言，鉴定标准则很不相同。书中之沈庆林文说：“同重大事件相联系是近现代文物的一个重要不同。”“以《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字笔为例，它的价值不在笔的外形有什么特殊性，也不在于它作为笔的写字功能。作为笔，它不是罕见物，使它成为文物的主要价值在于用它在《中英联合声明》上签过字，同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他又说：“如果是古代的一支笔，不论它是否同某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联系，它都可以被确认为一件文物。”但近现代文物则不然。所以，“对近现代文物的鉴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辨真伪，明事迹，清流传。辨真伪，就是要排除赝品和非文物；明事迹就是要弄清文物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关系，了解文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清流传，就是要了解文物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弄清流传经过对于辨别文物的真伪也有重要意义。”这些意见虽然也是从点滴的工作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但已经具有指导意义。处理近现代文物时，恐怕不能脱离开它而自行其是。 至于真正的考古资料，倒不存在辨真伪的问题，因为这是考古队员挖墓葬、蹲灰坑，用手铲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我馆进行的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国家出现的前后，即从原始时代晚期到历史时代早期这一阶段。虽然，研究的范围不能不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探索的脚步也不能不从早期直立人的出现开始。本书所收杜耀西文指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存中已有石制工具和用火的痕迹，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安家瑗文则对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骨、角器作了系统的考察。而由于我馆考古部门选定的发掘地点主要在山西垣曲东关和河南渑池班村一带，均位于古代的中原地区，也正是在这一地区孕育了古华夏文明，所以研究的目光也多向本地区投射。戴向明文描述了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各考古学文化并存的形势：“兴起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崛起于三北地区的游邀文化，雄踞于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或许还包括远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对中原形成包围之势并产生强烈冲击”。而位于中原核心地带的豫中地区，“此时又兴起王湾三期文化这一实力强大的文化共同体，在周围几大文化板块向中原挤压的同时，它亦顽强地向周围反弹和扩展”，从而在晋南、豫西“形成了陶寺·三里桥文化，于豫北、冀南形成了后岗二期文化，于豫东、皖西北形成了造律台类型等几个混合性的文化类型”。“在文化的流转变动、相互影响、相互冲击空前剧烈的历史场景中，最终在位于漩涡中心的豫中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但夏文化如何确认，长期以来不得要领。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发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二里头文化是继王湾三期文化兴起的，已进入青铜时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化已十分明显。按照地层和典型器物排比，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本书中李先登文说：“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在文化面貌上的区别是很大的，它们是文化性质不同的两个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是商代早期的文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应当属于夏人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也是多数学者所认可的看法。本书董琦文则对这一进程作出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原诸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与融合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每一次大的分化，都孕育着更大地域范围内的新的融合；每一次大的分化，都孕育着更高一级社会政治组织的诞生。从仰韶文化时期的慢轮制陶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快轮制陶技术的普及；从龙山文化时期的铜石并用阶段，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礼器出现的青铜时代；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的大房子，到龙山文化时期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的城堡，直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宫殿遗址群；从龙山文化时期六个考古学文化（王湾三期、造律台、后岗二期、陶寺、三里桥、客省庄）的自然分布，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出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首的中心文化；无一不反映着中原文化区的先民们生产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社会政治组织的巨大发展。”尽管用的是专业的语言，却表述得清楚明白。除中原地区外，我馆考古人员还参加了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墓群的部分发掘工作。本书所收梁云文讨论了这里出土的一座青铜乐器坑的性质、归属及乐器的组合和定名等问题。认为乐器的主人是春秋早期的秦君出子；编钟的悬挂方式与周制不合；而出土的三件空心铜虎应是文献中所称用以“止乐”的敔。此外，如李文杰之于大溪文化、王晓田之于屈家岭文化、张素琳之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雷从云之于齐家文化，也都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馆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是两个技术含量很高的部门，它们所依据的科学理论以及实践中的方法问题，在张威和杨林的文章中得到阐发。 美术作品中的古代绘画，我馆藏品以风俗画和历史画见长。在历史画中，《抗倭图卷》表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寇入侵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图卷的画面分四部分，分别是倭寇入侵、百姓避难、水上交战与献俘报捷。但它的内容与日本东京大学收藏的《倭寇图卷》很相近。本书中朱敏文认为：“明人《抗倭图卷》成图时间与战役时间相距不远，是一幅写实的历史画卷。”而“《倭寇图卷》则是明末或清初人根据明人《抗倭图卷》临摹创作的作品”。但近年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的商人，并不是外族入侵。对此，本书中陈履生文指出，“画面上倭寇的旗幡上书有‘日本弘治一年’，而所有倭寇的形象及装束也都是日本人的形象和装束”。那些赤脚髡头、缠裈半裸、挥舞倭刀的海寇，怎么能不是日本人呢！接下来，陈文从艺术表现的角度作了分析，认为《抗倭图卷》画出了“一段时间以来从倭寇侵犯到平定倭患的一个过程”。“作者较好地利用了中国绘画中横卷形式的展示和欣赏的特点，通过具有设计意味的道路和水系的变化，使每一段的主题内容都有与之相应的具体环境”，并说：“在吴门风格的影响下，《抗倭图卷》以一种超于主流的文人的表现方式，又在远离院体风格的影响下，全面而生动地表现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完成了纪功和记事的使命，同时又在艺术上为明代的绘画史贡献了一幅难得的精品。”陈文为这幅长卷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作出了权威性的论定。 在科技史方面，佟伟华文研究了上古时代的筑城技术，从城址的形状、规模、布局、道路、城门、排水设施、护城壕，以及城垣的夯筑等方面，阐述了技术进步的历程。王冠倬文研究了我国的造船技术。从原始的独木舟、早期木板船，一直说到19世纪的中国大海船；并对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中的多项创造发明，如龙骨装置、双体船、水密舱、防摇设施、舵与帆的配合使用等方面作出评价。说到科技史，许多人还会想起我馆王振铎复原的古代科学仪器模型。本书所收王文是讨论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工作原理和复原方案的。这两件模型都很成功，既符合古文献中的记载，施工技术并未超越古代之认知的限度，试验运行时也没有出现障碍。王氏复原的古代科技仪器有不少种，虽然有些已被证明实不可行。但尽管如此，他的工作仍不失为一次演练，从中昭告后来者应如何避免误入歧途。所以他那里的负面教训，仍然是有价值的、可宝贵的。 我馆的科技部门除了对馆藏文物之经常性的保护修复工作外，还承担了若干大项目。如潘路等之文讨论了山西永济蒲津渡唐代作为地锚用于固定铁索浮桥之铁牛、铁人的现场保护问题。这里的铁牛每头重约50吨，是珍贵的古代大型铁质文物。要对它进行现场保护，在除锈、还原、洗涤、缓蚀、封护等各个环节上，都有不少待解决的问题。潘文中介绍了拟进行的各项实验的思路、机理及应注意的事项。但这项工作因故未能如期启动，方案仍有修改补充的余地。又如铁付德等之文研究了新疆丹丹乌里克唐代佛寺壁画的保护修复问题。由于佛寺遗迹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无法在原址保护，必须揭取后转至他处。针对这种情况，乃对揭取、封护、包装运输，以及污垢的清洗、开裂松动处的加固、颜料与灰泥的结合、贴面保护、后背加固、插入过渡层、加设可移动的支撑体等技术，一一进行试验，最终选取了最佳方案进行操作。又经过两年的努力，将壁画全部修复。 我馆对大型古代佛教遗址做的工作，除丹丹乌里克古佛寺外，还应举出对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摩崖造像的调查研究。孔望山是一座孤立的小山，传说孔子曾登此山望东海，故名。这里的雕像一直被视为“古圣贤遗像”。后来认识到其中有佛教的内容，也仍然认为是“用中国汉代传统的画像石技法表现外来的佛教题材”，“并没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本书所收王睿文则指出，这里的释迦涅槃像“刻画准确，头枕右手，右胁向下”。这是“于西北印度创立，流行于印度本土、中亚与西域广大区域标准涅槃图的要素之一，但早期汉译佛经及相关文献中并未提及”。汉地工匠“仅凭经文雕刻完成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它应是“以犍陀罗涅槃图为粉本，表现形式上受到了佛经等文字记述的影响而进行了本土化创造而成”。这一结论对于认识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实际状况有重要意义。 写到这里还不能不提起，孔望山摩崖中有佛教造像的内容，是1980年5月我馆史树青到此参观时发现的。按照以往的观点，这类雕刻的时代应晚到魏晋，现在一下子提前到东汉，未免令人诧异。但孔望山佛教造像作为重大学术课题于1981年在国家文物局召开的讨论会上被认可后，迅即引起轰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物报》《文艺报》《新华社通讯》《今日中国》《中国建设》等报刊的报导铺天盖地。1988年孔望山造像又被列入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这时有不少人敦促史先生写文章谈这件事。以他的学养，拼凑一篇漂漂亮亮的急就章绝不在话下。但他却认为自己的长项不在此，不是研究佛教艺术的专家，不冒虚名，不曾下笔。这和抢风头赶浪头的趋利之徒，本质上有泾渭之别。 本文集收录的文章很多，胜义纷陈。这篇介绍挂一漏万，谨供读者参考。 （本文原载《百年国博纪念学术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