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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万：博物馆陈列的形式设计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与刚刚开馆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博物馆的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方面是如何较好地结合到一起？ 沈庆林：形式设计的变化主要是声光电运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声光电的运用分量多一点，形式设计的修改，我觉得主要就是声光电的运用，利用声光电和内容相结合，达到的效果比较生动，和观众的互动比较充分，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变化。 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是博物馆的一个重要问题，内容和形式怎样结合得更好？使陈列内容怎样通过博物馆的语言，向观众进行信息的传达这个问题一直在探索中，也在逐渐发展和进步。围绕这条线索进行的努力也产生了一些进步的效果，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现在的形式设计承包给了专业的公司来对陈列进行修改，虽然形式方面的专业水准有了提高，但专业公司对于博物馆本身没有太多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就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的味道。形式设计不能搞形式主义，要紧密地和内容相结合，要通过博物馆的语言和博物馆的文物来介绍陈列的主题和思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存在，一方面是重视内容和轻形式，使内容和形式方面结合得不好，这是开始筹备陈列和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存在的问题，对形式不够重视，因此陈列显得过于单调，不生动、活泼。而现在又产生了另一方面问题，就是过于注重形式，和内容方面结合得不够，这和陈列的操作模式有关，现在很多陈列设计都采取公司承包的办法，在最后的效果上就会产生偏差。内容和形式如何结合好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内容本身有一个体系，其中包括如何将科学性和政治性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党史陈列、革命史陈列中，内容方面存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性和科学性怎么结合。革博建馆以后，中央建馆领导小组就提出了陈列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政治倾向性如何与历史真实性结合好，这条原则我觉得对于革命史、近代史陈列来说非常关键。 博物馆陈列不能不考虑政治，不能脱离了政治，但是又必须科学，必须符合真实性。如果为了政治而歪曲历史真实，这是不对的。这方面的偏差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陈列中一直存在，就是违背历史的真实，把照片中的人物加以删改，把文件署名加以修改，这就歪曲了历史真实而为政治服务。为了真实不讲政治不对，更不能因为政治而修改历史。革命史陈列从内容角度来说，政治的因素和历史的真实这两点处理的恰当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李万万：黄馆长，您是如何看待陈列中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呢？ 黄高谦：博物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是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老沈刚才讲的是好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也反作用于内容。革博的党史陈列、革命史陈列、近代中国陈列，这两方面的结合的确有一个摸索和认识的过程。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中国近现代史的陈列如何解决好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问题，这篇文章并没有做完，仍然还在摸索中，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地方或者不成熟的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的“复兴之路”展览。这几年有些地方的博物馆、纪念馆、革命遗址比较流行做复原，搞声光电的东西，特别是找一些演员演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成电影，然后用这种方式在陈列中表现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和历史场景，我觉得这不是博物馆的做法，不能用。所以，我一直主张国家博物馆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如果作为民俗博物馆，那可以用这种手法来反映当年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虽然这种形式倒蛮生动，也挺能吸引观众，但它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近现代史陈列与古代陈列的确不一样。古代的文物的展示它可以是另外一个系列，而近现代史要表现历史事件，又要表现历史人物，展品大部分都是照片，平面的多，文物、文献、实物也不是很漂亮，这种情况内容与形式怎么结合？我觉得现在还在探索。1959年建新馆的时候，从各个单位调来一些专家、教师、学生，他们都是教书、做研究的，刚开始来到博物馆搞陈列时，很容易就做成了教科书。那时候为了表现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文物或者文物不典型，为了突出观点，就用报照，拍当年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整个陈列中除了黑白照片以外，文照和报照很多，那像个什么展览啊？等于把一个教科书搬过来了。所以，有些内容在博物馆中不可能像学校里的教科书，也不能像研究所中撰写论文那样，一定要有博物馆本身的特点。就这样慢慢反复了几次，就摸索到如何通过实物和文物来表现内容。那时候有一个特定的称呼：“文物组合”，这是在1959年新馆建立之后开始采用的，文物要组合、要用文物来说话，这就在陈列的手法上慢慢有些变化。在陈列的形式方面，比如到底用什么样的展览设备比较合适，这也是在慢慢改进的。刚开始用镜框、柜子，下面的实物就摆柜子，使用平面柜或者坡面柜，之后就慢慢改进，墙面怎么使用柜子，能够把平面的与立体的实物结合起来，后又慢慢发展为怎么把文物与辅助展品结合起来，这就成为了“文物组合”。现在的陈列又发展到复原一些景观，仿制一些景观，但如何把声光电的技术更合理地用到近代史陈列中，还需要探索。我们后来也不敢大动，我并不赞成陈列中弄得花里胡哨的，博物馆更应该给人一种凝重的感觉，不能搞成展销会的形式。博物馆的展览，尤其是基本陈列，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形式设计方面要有自己的特色，要有原创的想法，不能够模仿。 李万万：沈馆长，革命博物馆在历史上曾组织过很多画家进行创作，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美术作品，当时组织美术创作是不是为革命博物馆的陈列做准备？ 沈庆林：主要就是为陈列做准备。革命博物馆的美术创作有两个高潮：一个就是1959年筹备新馆陈列过程中组织画家创作，题目由博物馆出，画家也可以自己选择题目，临时创作了一批油画和国画；第二个高潮就是1961年开馆以后，又组织了一批画家，专门为革博进行艺术创作。这两次高潮给博物馆积累了相当一批有关革命史主题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具有文物价值。国博中央大厅陈列的油画和雕塑，基本上都是这两次组织创作的作品。80年代之后，就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美术创作，个别零星的活动倒是有一些。 黄高谦：当时是由中宣部委托博物馆来组织美术创作，画完以后就由博物馆收藏，大批的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就是在那个时候积累的。后来基本上是比较零散的，没有成规模地组织过。美协组织的展览，如果博物馆需要哪一幅作品，就与美协及画家协商。 李万万：革命博物馆除了固定陈列之外，临时性展览的情况如何，建馆之初是不是也举办过一些临时展览？ 沈庆林：刚建馆的时候临时展览比较少，早期的有关于“中美合作所”等专题展览。因那时主要在筹备党史陈列，干部也不全，1958年以前，馆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征集文物，所以举办的临时展览并不多。1961年开馆以后，就开始举办一些重要事件及人物的展览，改革开放之后就更多一些。临时展览的作用除了纪念重要的事件或人物之外，也会围绕展览的主题来搜集相关文物，可以借这样的机会扩大收藏，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李万万：当时博物馆的哪个部门负责临时展览？ 沈庆林：主要是陈列部，保管部为了征集文物也会做一些。 黄高谦：革博除了基本陈列以外，主要是临时展览、专题展览。改革开放以前比较少，而且内容比较单一，比如曾举办过“雷锋”、“纪念抗日战争”、“大庆”、“香港回归”等专题展览。改革开放以后，临时展览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包括关于文化、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展览，比如“纪念三中全会”、“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诞辰”、“纪念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香港回归”等等，这时的专题展览更为丰富多彩。从组织机构来讲，基本上还是根据内容，以陈列部、保管部、群工部或某一部门为主，或者组成一个总体组（临时班子）来执行。 李万万：当时博物馆除了举办自己组织的临时展览之外，也面向社会提供展览场地？ 黄高谦：当时与其他机构合办的多，出租场地的情况并不是太多。一方面，博物馆的场地受到地理条件方面的限制，比如天安门地区交通管理很严格，白天不能将展品运输到博物馆，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经常会举办重要的政治活动，博物馆在这个期间可能会闭馆。另外，我们也会考虑什么样的展览才能适合在革命博物馆举办。我觉得，国家博物馆除了社会效益以外，也要考虑收入与支出的问题，要让我们的展览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 李万万：革命博物馆建馆以来，与国外的机构有没有展览业务方面的交流？ 沈庆林：比较少。 黄高谦：这是革命博物馆的软肋。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不一样，历博可以组织古代的文物出国办展览，这些内容也很能让外国人接受；但革博的情况就不同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过去并不能够理解革命博物馆，也不明白它是什么性质的博物馆。所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项目，外国的博物馆没有到革博来办展，我们的展览也没有出去。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便想办法把展览办出去，但也有很多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去办展，当时只有这些国家能理解展览的内容。之后，我们就尝试着在日本举办“周恩来总理”专题展览，后来慢慢推到了香港。此外，“法国勤工俭学”展览通过努力也在法国举办。这就是大概的情况，因此只有对革博的业务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才能适应外部的环境。 李万万：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发展历程中，有过几次分开又合并，请您二位谈一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 沈庆林：第一次合并是在“文革”初期。 黄高谦：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刚开始就是两个机构，尽管建馆之后在一个大楼里办公，但都是两个机构、两套人马，各搞各的。“文化大革命”时，工、军宣队进馆之后要搞运动，为了便于领导，就把两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尽管当时合并，但业务并没有合在一起，在机构方面仍分为党史陈列部、通史陈列部、党史保管部、通史保管部，各自负责各自的业务。馆领导班子是一个，下面的业务部门是分开的，一直持续到1983年。 1983年，国务院批准两馆恢复原来的建制，中间有个过渡，成立了一个分馆领导小组，老沈和历博的一位同志任组长，慢慢走向了正轨，后来分别任命了馆的领导班子。到2003年，在两馆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便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李万万：2012年是“国家博物馆百年馆庆”。革命博物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留给今天博物馆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我们应该继承哪些方面？ 沈庆林：针对这一问题，我想谈两个方面。 第一点，要继承艰苦奋斗的精神。建馆初期，博物馆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我记得1954年去延安征集文物，和老乡同吃同住，晚上开生产队的会议，向他们宣传征集革命文物的重要性，那些都是很原始的方法。虽然现在条件不同，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仍然十分可贵，这种精神应该发扬。 第二点，从业务建设来讲，要提升科学精神。我觉得科学精神在博物馆业务中非常重要，无论对待基本陈列，对待历史性的展览，对待文物的保管，还是对待博物馆各方面的业务建设，包括人才建设，都要提倡科学精神。 黄高谦：老沈讲的两点非常好，我再做一些具体的补充。 首先，事业心和责任心很重要，要维护博物馆的尊严和荣誉。革命博物馆在“文革”期间，当时社会上的一帮红卫兵要冲进馆里“造反”，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则从早到晚都值班，阻止了他们，保护着藏品。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有时候筹备时间很紧张，我们的业务人员都是加班工作，看到我们布置的展览有很多观众参观便会觉得很兴奋，体现出博物馆的荣誉感。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做好博物馆各方面工作的重要精神支撑。 科学的精神这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补充一点，博物馆的业务方面一定要有独立的精神。现在馆里提倡学术立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独立精神。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到底如何表现？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研究，在学术方面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博物馆在整个学术界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此外，要考虑到，国家博物馆的对象不只有国内各层次的观众（有学生，也有专家学者），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国外的观众。因为博物馆地处天安门广场附近，又是国家博物馆，各方面都会关注我们的学术水平、研究水平以及陈列水平，这就要靠我们独立的科学精神、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