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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要的学术载体，反映博物馆科研水平的学术期刊，伴随着博物馆百年事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本文主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每一阶段的办刊理念、办刊风格、主要刊发的学术文章进行了梳理，以此反映出学术期刊的每一次改版，均是不同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时代使命。 【关键词】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党史研究资料 中国历史文物 近代中国与文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即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作为中国第一个国立博物馆，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部总长，在蔡元培的提倡下，民国政府“以京师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废”，“而首都尚未有典守文物之专司，乃议先设博物馆于北京”[1]。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元、明、清三代的太学—国子监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政府筹设并直接管理的博物馆。经多年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接待公众。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日，北平历史博物馆更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9年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为1950年3月成立的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1960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1959年8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竣工，为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同年10月1日，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两馆开始对外开放。 1968年9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组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83年4月，两馆建制恢复。2003年2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再次合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国家博物馆。该馆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是以展示历史与艺术并重，集征集、收藏、研究、考古、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国家博物馆重要的学术载体，反映着国家博物馆科研水平的学术期刊，伴随着国家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也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 一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 国立历史博物馆于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放，接待公众。“念职责之宏巨，思攻错于他山”[2]，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以下简称《丛刊》）（图一）。《丛刊》分别于1926年出版1册，1927年出版2册，共3册。 1926年10月10日,《丛刊》第一册问世，发刊词明确地讲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丛刊》的目的与任务。其目的是：“本刊之作，虽以报告馆务，说明藏品为归，而职志所存，亦拟藉兹舒布，庶嘤鸣之益，获教时贤”[3]。其任务有四：一曰保文物以存国性；二曰辑史料以供研究；三曰重实验以正虚诬；四曰整旧说以成学术[4]。 本着这样的目的与任务，《丛刊》发表了一些有关考古、馆藏重要文物研究等方面的文章。 本着“以报告馆务，说明藏品为归”这一任务，《丛刊》全面反映了当时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主要业务工作。如刊登了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北京城的具体位置图、展厅平面图和展厅局部图，以指引读者。《丛刊》还发表了一些馆藏文物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模制考工记车制记》、《馆藏周代彝器记》、《太医院针灸铜像沿革考略》、《太平天国玉玺考略》、《馆藏贞石录》、《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馆藏古玉记》。此外，还刊登了馆藏文物精品的图片，如内言卣、牺尊、巨鹿宋代故城桌椅、宋本论衡残卷、马绍愉致吴三桂书、敦煌石室唐人写经等，供读者鉴赏。 一些新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解决有关学术难题，促使一大批学者投入到新的研究中，推进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丛刊》首次披露了一批国立历史博物馆所藏的档案材料，以供学者研究。如《满清入关前与高丽交涉史料》，发表了明崇德年间(1636—1643年)清与朝鲜往来文书70余件。《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所盗敦煌文献，依类编撰，使之条分缕析。《盛京清宫藏品录》，将教育部戴克让等人在盛京清宫调查的内府书画、瓷器、历代古器以及清室之奇珍异宝等藏品目录编撰成册；《明清之际史料丛残》，将1922年本馆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所获明清之际史料刊发；《辽彭城郡王刘公墓志铭并跋》，将1927年在内蒙古发现的辽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铭的拓本刊发，以补史阙。 “本馆除搜集古物外，特注意于发掘调查模制之三事，于以得前人未明之义，正先儒说解之失”[5]，《丛刊》陆续刊发了本馆人员的考古发掘报告。如第一册就刊发了《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略》、第二册刊发了《信阳汉冢发掘记》，记述本馆人员于1921年在河北巨鹿、1924年在河南信阳的考古发掘工作成果。《丛刊》还发表了一批有关考古学基础理论的论述和考古调查报告。如连续三册翻译刊发了日本近代考古学家、被誉为“日本考古学之父”的滨田耕作著《考古学通论》，向文物考古爱好者介绍现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丛刊》还专设“考古译丛”栏目，介绍国外考古最新发现及成果，让众多的文物考古爱好者从中了解国外考古出土的新资料及其价值和意义。这些文章有：《有史时代以前之人类》、《有史时代以前之印度》、《墨西哥之金字塔》、《罗马城中发现埃及之方尖石塔》、《莫斯科附近发现史前时代之脑部》、《目视者口中埃及吉扎之发现》、《马之木乃伊在萨喀拉金字塔附近发现》、《一二○○○年前之古代之谷仓史前时代之镰刀》、《古代航海者及文化之传播》、《德被州古石器时代之人类》、《加洛得女士在直布罗陀发现古代之头颅》、《墨西哥境内古代城址发现记》、《都丹喀门传》、《都丹喀门之年龄》、《都丹喀门之雕像》、《都丹喀门王墓中之新发现》、《废墓中发现木乃伊三十五具》等。 192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为“谋学术之研究，智识之攻错”，于该年2月19日、3月12日举行两次讲演会，用以“商量旧学，启迪新知”，同时希望本馆“亦藉获与国人商榷问学，报告考古消息”。《丛刊》1927年第三册刊登了其中部分文章，如《春秋学》（谷梁）、《中国远古人类》、《俄国现在研究中国文艺的情形》等，供国人“用资研索”[6]。 此外，从《丛刊》中还可以了解到当年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其他许多情况。如1926年第一册刊登《本馆馆址沿革考》、第二册发表《本馆开馆记事》，记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从1912年7月设立筹备处到1926年10月正式开馆期间的馆址变更、考古发掘、文物征集、展览展示等诸多信息。如记述了国立历史博物馆除接收社会捐献和政府移交文物外，还主动派员赴各地收购、采集、发掘出土文物。1921年，“直隶巨鹿于是年发现宋代故城”，“派员赴该地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等。共计二百余件，运馆陈列”[7]；1924年，发掘河南信阳擂鼓台等汉墓，“得汉代陶瓷甎甓多件。并于冢旁掘获上古陶石诸器，共计二百余件”[8]；迄1925年，陆续入藏文物达215300多件，分金类、石器、刻石、甲骨刻辞、玉类、陶器、明器、俑类、瓷类、砖瓦、木器、兵器、衣冠、地图、画像、碑帖、唐人写经、宋代精槧、板片、明清册命题奏、试卷、武试用器、前代御用品、现代国际纪念品、模型、影片等共26类[9]。 由于时局的动荡、经费的短缺，《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仅创办3册便停刊，但作为中国第一本文物考古类学术期刊，其划时代的、开创性的历史意义，足以在中国文博事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和学术期刊编纂史上写上重要的一笔。 二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文革”后，新中国的文博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图二）适时创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的出版发行，标志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科研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实际上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的继续。撰稿人以本馆业务研究人员为主，为了充实内容，加强交流，酌收了部分外稿。主要读者对象为专业工作者、研究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主要栏目有历史研究、文物研究、考古研究、国外研究信息等。 20余年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依托刊物所在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深厚丰硕且优秀的学术资源，依托中国极其博大的传统文化资源体系的支撑，依托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博考古事业，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文章。其中包括王振铎、傅振伦、史树青、俞伟超、李学勤、孙机、杨伯达、林梅村、裘锡圭等名家的文章，为刊物增添了不少光彩。 在历史研究方面，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刊登了贾兰坡、杜耀西《北京人在人类学上的贡献》，贾兰坡《再论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李先登《关于从猿到人的若干问题》，王宏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兼论封建统治者的让步政策》，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俞伟超《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杜耀西、黎家芳《试谈原始社会早期的分期》，洪廷彦《也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等文章。 在文物研究方面，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发表了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如王振铎《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中所绘磁针》等，傅振伦《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权衡》、《漫话燕下都瓦当文》，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杨伯达《清代苏州雕漆始末─从清宫造办处档案看清代苏州雕漆》、《刍议清代画珐琅的起点》，孙机《托克托日晷》、《幞头的产生和演变》，史树青《北魏幽州光林寺考》，王宏钧《苏州的历史和乾隆〈盛世滋生图卷〉─为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而作》等。 关于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和工作规律的探讨，主要是围绕博物馆展览而展开。如谭维四等《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傅振伦等《〈“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笔谈》、李学勤等《〈镇江文物精华〉笔谈》、邵文良《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等。 在考古调查研究方面，刊发了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组《凉山博什瓦黑石刻画像调查简报》、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中国福建连江定海1990年度调查、试掘报告并序》、俞伟超《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张威《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陈斌《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董琦《析〈偃师商城与夏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等论文。 在文献资料方面，整理发表了孙文《致同盟会员王子匡及布鲁塞尔同盟会员函（十一通）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所收电文（七十三通）》、季羡林《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1.8，1.14，1.13三张六页试释》、周铮《对林则徐致程恭寿信札的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林则徐手札两种》等文章。 除此之外，还刊发了一些当时国外最新研究信息。如张承志译《埋葬与坟墓─日本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节录》，沙弗库诺夫著，齐心、井中译《根据最新考古材料对女真族形成的几点看法》。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从1979年创刊至2000年改版，为不定期出版，共出版35期，发表论文约600篇。“主要刊载历史、文物、考古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资料”，“此外，关于博物馆学，包括文物保管、陈列设计和讲解工作的理论研究、经验介绍以及国内外有关的先进科学技术，都予以适当地介绍” [10]。其内容丰富多彩，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科研水平乃至于全国文博考古界的科研状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