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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前学 对于文物考古工作者和收藏爱好者来说，几乎没有不知道吕大临的。现在一提到吕大临，人们首先就会想到《考古图》、金石学以及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可以说，现代的人们是通过《考古图》和金石学来了解和认识吕大临的，而且似乎也只知其在金石学上的成就和地位，而对于其理学家、关学大师的身份和贡献却不知道或知之甚少。实际上，吕大临不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和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也是古代著名的理学家、关学大师。 吕大临（1044—1092年），字与叔，号芸阁。先祖原为河南汲郡（今河南汲县）人，其祖父吕通曾任太常博士，因为葬在蓝田，吕氏后代遂移居蓝田。父比部郎中吕赍共有六子，一个夭折，五人登科及第，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和吕大临四兄弟，大临为幼。吕氏四兄弟均在北宋朝廷任职，不但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如吕大忠（约1020——？）在任陕西转运副使期间，于元佑二年（1087）移《石台孝经》等唐宋名碑于“府学之北墉”，即现在的西安碑林，为西安碑林之创始者；同时吕大忠在其弟大钧的影响下，曾投身张载门下求学，弘扬张载的“经世致用”、“躬行礼教为本”等宗旨，为关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前汉论》三十卷、《網川集》五卷、《秦议》十卷，还和其弟一起合撰《吕氏乡约》、《乡议》等。吕大防（1027－1097）曾官至尚书右丞宰相、中书侍郎，与范纯仁、刘挚等同时执政，废除王安石新法，为吕氏兄弟中居官最高者。善书翰，在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府事期间，曾移京兆文庙和府学于“府城之坤维”。吕大钧（1029—1080）与著名关学家张载为同科进士，但以张载学识渊博，第一个拜张载为师，推动了关学的发展。为关学代表性人物。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同约人要“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经过推行，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理学大使张载最初在关中开始讲学时，首和者为吕大钧，其弟大忠、大临相继都尊张载为师，由此带动了关中学者奔向张门求学之风。史载“横渠（即张载）倡道于关中，寂寥无有和者。先生（吕大钧）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使“关学郁郁满秦川”，并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的局面。吕大防虽不属张载门人，《宋元学案》记载其人与张载同调，张载辞官回横渠（在今陕西眉县）讲学后，吕大防曾向宋神宗再次举荐复其官职，后诏为太常礼院，因与礼官不合，辞官行至临潼，病逝馆舍。这些情况表明，关学的领袖和思想支柱是张载，关学的政治经济支柱则是蓝田诸吕。这正是关学得以形成发展，并与二程洛学及王安石新学构成鼎立之势的重大政治因素。再加之，吕氏四兄弟自身的学术成就，故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称“吕氏为关中学派蓝田系”。 在四吕中，又以吕大临的学术贡献最为突出。他虽登第，却以门荫入官，称“不敢掩祖宗之德”；虽人在仕途，却心系学术，与兄长吕大忠、吕大钧追随张载，投身关学，潜心研究《六经》，尤深于三礼的精研与实践。是诸吕及张载弟子中对“关学”发展贡献最大、“守横渠学甚固”之人。 “关学”为理学开创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因其创始人张载家居关中，且从学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后人称他开创的学派为关学。张载的关学与同时代周敦颐的濂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以及南宋朱熹的闽学，并称理学四大派。他创设的“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宇宙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气和阴阳说明世界运动的哲学体系。其著作被认为是理学的代表作，在明清两代是开科取士的必读书。但关学作为理学中独立的思想学派，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关学主张“以实用为贵”，要求学以致用，力图把学术思想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为现实服务，反对虚浮空谈的学风。关学注重实用知识，注重社会实际问题的特征，与后来只知道“低头拱手，空谈性命”的理学家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关学还特别重视恢复古代的礼仪制度，尤其注重恢复祭丧婚冠的仪式，对当时流行的不合古礼的礼仪极力予以纠正。 作为关学的杰出代表，吕大临一方面与诸兄一起大力支持推动关学的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又积极躬行和发展张载的思想学说，并多有创新。他始终坚持张载的“气”为人和万物本原的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沿着张载的思维路径，继续论证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人”、“万物一体”的学说，体现了关学的“仁民爱物”的宽阔胸怀和救世精神，同时又根据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思想，在《易章句》、《老子注》等著作中，提出了自己“一体二用”、“生生不穷”、“与时消息”、“随时识事”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认识事物的变化规律，适应事物变化形势，因势利导，不断变革图新的发展观。他认为，如果“执一不变”，就会遭遇凶险。 吕大临的思想虽然带有不少理论思辨的色彩，但其为学却充分体现了关学注重实际、身体力行，学以致用，以复三代之治的特点。吕大临虽然潜心学问，但并不是埋头钻研，而十分注意关心国家大事。当时，很多高官任人唯亲，嫉贤妒能。针对这种弊病，他竭力主张改革考试方法和学制，选拔真正有学识、有能力的人才，委以重任，任用之后还要勤于考察，胜任者留职或者提拔，不胜任者降职甚至罢除。他的这些改革主张，有的放矢，颇有见地。范祖禹以其勤奋好学，人品出众，曾向宋哲宗推荐，任他为太学讲官，但未及抵任而逝，年仅47岁。 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张载应长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乐道之邀到长安讲学。在讲学期间，著名理学家“洛学派”程颖、程颐兄弟来也关中讲学，吕大临听后觉得他们的学说很有见地，大为叹服。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对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张载逝世后，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师，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对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还说：“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背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正因为关中学者不背叛其师之教、之说，所以，张载死后，关学虽不“复讲”，但仍然流传，拥有众多私淑弟子。从宋至元、明、清，都有许多关学的信仰者、传播者，在捍卫、传播、弘扬、践行关学，使关学不断发展，关学精神不断发扬。 无论是师从张载，还是后来改随二程，吕大临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张载门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张载之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其妻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其对吕大临的器重。改随二程后，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 、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二程赞其为学“深潜缜密”、“涵养深醇，妙达义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颐相比而论。朱熹非常看重吕大临，认为自己假如“只如吕年”，即指活倒吕大临那样的岁数，也不见得能达到尔后那样高的学术成就。由于吕大临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所以他逝世后，许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苏轼晚年游蓝田时，有《挽吕与叔学士》诗曰：“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议论凋零三并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思叹，此泪今从何处倾。”吕大临的早逝，其师程颐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三年，程颐“因阅故编”《雍行录》，回忆往昔“关西学者相从”的情景，乃“思与叔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这既反映了程颐的真情，也说明了吕大临在当时学界的声名和地位。像吕大临这样，先后师从理学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被两个学派均视为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得到当时及后世著名理学家一致高度评价的学者，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因此，称其为理学家是丝毫不为过的。 吕大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关学研究上，到了晚年才开始从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是最早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所撰《考古图》和《考古图释文》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二百二十四件，石器一件，玉器十三件，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释文》是吕大临对其他八十五件青铜器的文字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 吕大临虽然在金石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因此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但与后代把吕大临及其撰写的《考古图》当作现代考古学的奠基者和奠基作之一不同，吕大临从未把自己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当作单独或独立的学问看待。可以说，吕大临所从事的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完全是为其倡导和践行的明礼教、恢复三代礼制的关学宗旨和古礼研究服务的，是其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先生学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他研究古器物，并不是为了收藏把玩，而是为了理解、吸取古代思想文化的精义，探求古代社会变化发展的轨迹，补救经传之缺失，改正诸儒之谬误，并供后学者作参考。对此，他在《考古图后记》中也有明确的说明：“予于士大夫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将有考焉。”这既说明了吕大临编纂《考古图》的目的，也反映了吕大临求实、贵用的治学精神。不独吕大临如此，北宋朝朝廷及士大夫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与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而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古代礼制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可以这么说，发端于宋朝、日后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术门类的金石学是宋朝复古思潮和经学研究的派生物、副产物。 2006年1月中旬，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三里镇乡五里头村的吕氏家族墓被盗掘，西安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破获了这一盗挖古墓文物案，查缴文物89件（组）。计有西周乳钉纹铜簋、汉代朱雀铜熏炉、盖鼎、盘、镜、灯、三国重列式神兽章纹铜镜、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铭歙砚、錾花铜匜、菊瓣形双龙纹白石盘、螺杯盏、石单耳杯、执壶、“湖州照子”铭铜镜、鎏金铜箸、匙以及宋代的青釉刻花花口瓶、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盏托、蚌雕围棋子等器物。部分宋代以前的铜器有宋刻铭文和墨书题记。镶银花口青釉刻花钵、包金包银青釉瓷器等均为首次发现。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组初步鉴定，这批文物中属国家一级文物３件、二级文物１１件（组），三级文物４９件（组）。文物数量之大、级别之高均属罕见。 这批已经追缴的被盗文物中既有北宋文物，也有不少汉唐及西周铜器，表明墓主人是一位极喜收藏且收藏宏富的收藏家。从吕氏四兄弟的经历和身份看，人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吕大临。但根据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及墨书题记，被盗墓葬的下葬年代不早于政和年间（1111—1117），而吕大临却早在元佑八年（1092）就去世了。因此，这批文物显然不属于吕大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根据有关资料，吕氏家族墓共有吕氏四兄弟及吕通等人墓冢15座，现封土俱夷为平地，地上已无任何标志。据盗墓者交待及当地村民介绍，为盗掘吕氏家族墓，盗墓者曾花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踩点勘查，最后选定了位于果树林中的一座墓葬进行爆破盗掘。由于墓内情况不明，加上时间匆忙，他们第一次仅盗走了墓内的部分文物。为了便于再次作案，他们离开时对盗洞做了精心的遮掩和伪装。但未及再次作案，就落入了法网。因此，被盗墓以及未被盗掘的吕氏家族墓中应该还有为数不少的文物。由于吕氏乃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加之宋代私人收藏之风极为盛行，除吕大临之外的吕氏兄弟收藏拥有大量宋以前的文物当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座墓真属于吕氏其他兄弟，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吕氏家族乃至宋代最喜收藏、影响也最大的吕大临墓中当有更多更为惊喜的发现。 吕大临一生著述甚丰，除《考古图》、《考古图释文》外，见录于《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有《易章句》一卷、《芸阁礼记解》十六卷、《论语解》十卷、《中庸解》一卷、《老子注》二卷、《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别集》十卷、《西铭集解》一卷、《编礼》三卷，它们是研究吕大临关学思想及宋代思想哲学的重要资料。只不过由于有关关学方面的著述大多失散，只留下《考古图》十卷传世，也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大临在金石学上的影响和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学术成就，吕大临都首先应该是理学家和关学大师，然后才是金石学家，它的金石学研究是为其论道考礼的经学研究服务的，他在经学、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远大于金石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