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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永嬴 李 库 摘要：木马陪葬在诸多西汉陵墓考古中多有出土，木马与《史记•孝武本纪》所谓“木禺马”是否相同。本文通过考古出土木马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探讨了“木禺马”即木质材料雕刻的马，西汉景帝阳陵、昭帝平陵等以木马代驹进行陪葬，这是对用马陪葬习俗的延续，又是以真马以及陶马陪葬的发展和演变。 关键词：“木禺马” 木马 陪葬习俗 “木禺马”是《史记•孝武本纪》中最先提到的一个名词，原文是这样的：“其明年（即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司马贞《史记索引》谓“木禺马”即“木耦马”，另有注家云：“寓寄龙形于木”，或曰：“寓，叚也。以言叚木龙马一驷，非寄生龙马形於木也”。这些注解原本是想帮助我们弄明白“木禺马”究竟为何物，但注家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反倒使人如坠云里雾中，更加疑惑不解。下面笔者拟根据史料及考古发现谈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何为“木禺马” 上述“以木禺马代驹”事《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亦有记载，文辞大致相同，唯《汉书》作“木寓马”。清人吴玉搢认为：“寓、禺義皆同偶，如木偶人之類也”。 [1]顾炎武也认为：“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2] 看来这个所谓的“木禺马”其实就是木偶马，也就是以木质材料雕刻的马。司马贞《索引》注为“木耦（偶）马”是非常正确的，其他注家使问题复杂化了。 “木禺马”原本是秦人专门用来祭祀雍畤的，《史记•封禅书》载：秦时，“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骍，秋冬用骝。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我们注意到，这些祭品除“龙车”、“马车”外绝大多数为真牲具。之所以用“木禺龙栾车”，可能是因为龙是传说中的动物，自然界根本找不到真正的龙，因此，只好“寓寄龙形于木”以替代之。但为何又会出现“木禺车马”呢？笔者推测，“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可能是成套的祭品，既然龙车为木制品，为了便于使用，马车也以木制品代替了。这是秦人用“木禺车马”祭祀的记载，那么，汉代是否沿用呢？文献记载，汉文帝曾下诏：“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3] 汉武帝也曾“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4] 说明汉代不但继续以“木禺马”祭祀雍畤，而且还将其推而广之了。 “木禺马”在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实物。考古资料显示，在汉景帝阳陵的南区从葬坑中发现了驾车的彩绘木马，在帝陵第11号外藏坑中“发掘出土骑兵俑26件，彩绘木马17件”。 [5] 汉昭帝平陵也发现了木马，2001年为配合公路建设发掘了3座平陵陪葬坑，“其中一座东西向，长105米，坑内发现60匹朱漆木马”，[6]“马为漆木马，髹砖红色漆，站立于一长方形木板上，高80厘米。”发掘者根据已揭露区域的排列密度推测，该坑的“骑俑总数不会少于2000骑。”[7] 笔者认为汉景帝阳陵和汉昭帝平陵发现的这些彩绘木马就是文献中提到的“木禺马”。 另外，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掘的河北满城汉墓中，就发现了木质的小型车马，发掘者卢兆荫先生即认为这就是“汉代文献记载的‘木禺车马’或‘木寓车马’”。[8]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插图一：阳陵帝陵东侧11号外藏坑出土陶俑骑乘的彩绘木马遗迹  screen.width-333)this.width=screen.width-333">插图二：平陵陪葬坑出土的彩绘木马遗迹 “木禺马”被用作陪葬品的原因探析 作为祭品的“木禺马”又何以被用作陪葬品了呢？这可能与西汉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有很大关系。 汉初，社会经济受到秦末战乱重创，民生凋敝，国家窘迫。《汉书•食货志下》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段文献资料说明，当时社会物资匮乏，马匹尤为奇缺。活着的高级贵族尚且以牛代马拉车，死人就更不可能找到真马陪葬了。厚葬的风气又迫使人们不能俭省“马”这一在当时不但是重要的代步工具，而且也是身份、地位象征的动物。既然真马求之不得，便只好用假马代替了。 实际上陪葬用马的替代品最早是陶马，1995年发掘的咸阳塔尔坡28057号秦墓是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其陪葬品中就有两件骑马俑，“两件陶马形象相近，头短而肥大，身瘦长而低矮，比例有失恰当”，[9] 根据其稚拙的塑型风格来看，应当是陶马作为陪葬品的初期作品。再下来就是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军阵了，这些与原大相仿，制作精良，艺术成就颇高的陶马与那些兵俑一样，无疑是世界雕塑史上的一座丰碑。但无论是塔尔坡秦墓稚拙的陶马，还是秦陵成熟的陶马，都是一种替代品，它的出现同样也是因为原物的紧缺。战国后期，秦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六国的战争，这些战争大多死伤惨重，作为古代战争重装武力的车兵和骑兵，都离不开战马，因此，马匹的损耗也可想而知。即便到了晚后几十年的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率兵北击匈奴，一场战役下来即损失十多万匹马，可见马匹的损耗有多么巨大。故而，当时的秦国，马匹应当也是相当缺乏的军需物资，国家和贵族绝不会轻易将之随葬地下。汉初，因为同样的原因，陪葬品也用陶马，即便帝陵也不例外。咸阳市杨家湾汉墓被认为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1965年在其旁侧发掘的11座“随葬坑”中出土了骑兵俑583件，这些骑兵骑乘的即为陶马。无独有偶，2005年冬，在长陵的一座外藏坑中，出土了数十件塑衣骑马陶俑，其所骑乘的亦为陶马。杨家湾汉墓和长陵发现的陶马体型要比秦俑坑的小得多，大约为真马的三分之一。 既然长陵陪葬的骑兵俑骑乘的是陶马，那么，为什么到了阳陵时却变成了木马呢？这恐怕还是因为财力的问题。 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前期的几座帝陵及陪葬墓陪葬马的情况是，汉高祖长陵和其陪葬墓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兵俑骑乘的陶马。汉惠帝安陵未见相关报道。汉文帝霸陵的窦皇后陵从葬坑发现了3具真马骸骨，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的从葬坑中也发现了真马骸骨，但数量不详，估计应该不会多。汉景帝阳陵的外藏坑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驾车或兵俑骑乘的木马。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西汉帝陵陪葬用马的制度也不例外。从以上列举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汉初用陶马作替代品，汉文帝以后社会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便用真马陪葬，但仍没有条件大量使用，陪葬数量非常有限，如此，既不能满足皇帝或皇后在“冥世”的生活需求，也无法体现皇家陵墓的气势和排场，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专为祭祀雍五帝的木马身上。 无论祭祀还是陪葬，对于活动对象而言其功用是相同的。因为祭品是为了让祭祀的神灵或先祖享用，陪葬品同样也是为了让墓主在“冥世”享用。另外，有些祭祀的献祭方式甚至与陪葬的方式相同，如前所述，秦人在祭祀雍四畤时，将包括木禺车马在内的祭品就是以“瘗埋”的方式献祭给神灵的，这种方式与陪葬品的处理方式可说是完全相同。因此，时人很容易想到以祭祀神灵的“木禺马”来替代极其紧缺的真马做陪葬品。特别是像西汉帝陵这种高级贵族陵墓，一般都陪葬大量的车马骑俑，需用数量相当可观的马匹，就更没有条件用真马了。其实，汉初以明器替代真品陪葬的做法，不仅出现在“马”的身上，还出现在其它一些相对珍贵稀缺的物品上。广州象岗发现的南越王墓被认为是南越第二代王赵胡之墓，其死葬在汉武帝时期。在清理其内棺与外椁之间的“足箱”时，发现陶璧139件，在陶璧的下面用了两块较大的玉璧来垫承。“显然，当时把这批陶璧放入‘足箱’随葬，是作为玉璧的明器而用的”。[10] 南越虽为外藩，但其君主为中原人，而且汉武帝时期，南越与西汉朝廷联系已经非常紧密，因此，其葬俗即便与中原有所不同，但也不会差别很大，所以，其发掘资料可以参照说明问题。 如果说汉初以木马作为替代品陪葬是因为经济原因，那么，为什么到了西汉中期的汉昭帝平陵还会陪葬木马呢？ 笔者以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汉武帝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匈奴的战争，战马损耗巨大，马匹再次匮乏所致。这种情形，史书中多有记载： “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11] “（卫青、霍去病）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12] 因为战争的消耗，汉武帝后期，“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并“籍吏民马补车骑马。”[13] 汉昭帝时，曾诏：“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14] 可见马匹的紧缺程度，虽达不到汉初的情形，但恐怕也没有大量陪葬的条件。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在汉景帝时以木马代真马陪葬的做法，在后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平陵陪葬的木马也许是遵循制度的结果。 “木禺马”是高规格的陪葬品 从考古资料来看，“木禺马”在当时可能是一种高规格的陪葬品。首先，它在同类陪葬品中有较高的地位。西汉初年，囿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仅陪葬用马用替代品，其它诸如猪、狗、牛、羊、鸡等畜禽也以陶制品来替代陪葬。但马因其自身的生物特性，在古代生活特别是政治军事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陪葬所用的马虽然仅具象征意义，但古人灵魂观念浓烈，主张“事死如事生”，因此，即便在“冥世”，他们也会通过各种手段，尽量复原人间世事。而陶制的马因其所用的材质和表现的手法与其它动物相同，无法体现其尊贵。为了体现马的与众不同，人们便想尽千方百计在材质和工艺上将之区别开来。木马作为替代品，材质较之陶土要高贵得多，精雕细刻的工艺也比模制捏塑复杂一些。木马经髹漆彩绘以后，其外观也比陶马更华丽、生动。 其次，世俗观念也认为，“木禺马”比陶马要好，作为陪葬品更符合古代贤君的要求。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有贵木俑而卑土俑的观念。《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秦昭王想见孟尝君，为了让齐国放心，便先派秦国的泾阳君入齐为质，孟尝君欲入秦，苏代谏阻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於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苏代将孟尝君喻为“木禺人”，而将秦泾阳君比作“土禺人”，孰优孰劣，昭然若揭。 另外，汉代的君主认为“木车茅马”是古之贤明帝王的标准陪葬品。《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光武帝刘秀在安排自己的陵墓建制时，曾讲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 第三，“木禺马”大量出现在西汉帝王陵墓的陪葬坑中，其它身份稍低的贵族墓葬则极为少见，即便在西汉前期地位权势炙手可热的诸侯王墓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因此笔者认为，“木禺马”或为一种仅限于皇帝、皇后陪葬的高规格的陪葬品。下面列举几座较大型的西汉诸侯王墓陪葬马的资料，以资佐证。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发现的漆木车的驾马是陶马，骑兵俑骑乘的也为陶马。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前室发现漆木车模型一件，但未发现木马。 河北满城汉墓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墓，除在耳室、甬道出土真车真马外，还在墓室内发现了小型车马遗迹，“马牙用骨料刻成，……马身可能为木质，已腐朽无存”。[15]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的柿园汉墓被认为是梁共王刘买或梁孝王嫔妃的墓葬，在其墓道中发现了40件骑士俑，“每件陶俑的下面，都有一片木灰痕，因腐朽较甚，已很难辨其形状”。发掘者认为，“这些木灰可能原是支撑陶俑的足踏板”。[16] 山东长清发现的济北王陵共发现大小车5乘，在车旁有殉马、羊（或鹿）的骨架，发掘者认为这些马是大车的驾车马，羊（或鹿）为小车驾畜。 北京大葆台一号汉墓被认为是死于汉元帝时期的广阳顷王刘建墓，在发掘过程中，除在墓道发现3辆原大木车和13匹殉马外，还在墓室东侧外回廊东部发现“模型车马”，但因腐朽无存，难辨形制结构。笔者推测其驾车马或为木马。[17] 以上六处诸侯王墓中，发现木马的仅有中山靖王刘胜墓和广阳顷王刘建墓，而且陪葬数量非常有限。笔者推测，这种特例很有可能是皇帝恩赐所致。史载，中山靖王刘胜死于汉武帝中期，是汉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曾因直言“有司吹毛求疵”， [18] 侵辱诸侯而受到武帝礼遇，因此，其葬礼受到武帝特别关照应当是有可能的。广阳王刘建死于汉元帝初年，他是武帝孙，而元帝是武帝玄孙，因此，刘建为元帝从祖父，这在当时的诸侯王中是元帝最亲的长辈，故其逝后经元帝特赐享受高规格的陪葬品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结 语 综上所述，“木禺马”是木雕而成的马偶，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彩绘木马就是其实物形象。这种彩绘木马最初是祭品，西汉时，因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贵族死葬不能以真马陪葬，只能以陶马来代替，后来，因“木禺马”相对更贵重一些，便被用作专门为皇帝或皇室成员陪葬的高规格的陪葬品。 注释： [1] （清）吴玉搢： 《别雅•卷三》，《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第2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2] （清）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七》，岳麓书社1994年5月第1版。 [3] [4]（汉）司马迁： 《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汉阳陵•前言》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 [7] 李明等： 《汉平陵陪葬坑发掘记》，《文明》2002年第5期。 [8] [15] 卢兆荫： 《满城汉墓》“七、豪华的地下宫殿”，三联书店2005年10月第1版。 [9] 呼林贵等： 《替代殉葬的随葬品•有灵的木偶泥胎》，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10] 麦英豪等： 《广州南越王墓》第73页，三联书店2005年11月第1版。 [11] （汉）班固： 《汉书•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12] （汉）班固：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13] （汉）班固： 《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14] （汉）班固： 《汉书•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16]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第五章 柿园汉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大葆台汉墓发掘组： 《北京大葆台汉墓•殉葬的车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 [18] （汉）班固：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 原载：《文博》2008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