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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河 《汉书•翼奉传》云：文帝时，汉长安城“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诸离宫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选室、温室、承明耳”。《三辅黄图》说：“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长安城。”“明光宫，武帝太初四年起。”桂宫，“汉武帝造，周回十余里”。北宫，“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建章宫，“武帝太初元年，柏梁殿灾。粤巫勇之曰：粤俗有火灾，即复起大屋以压之。帝于是作建章宫”。“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通过这些文献记载，不难发现汉长安城的营建经历了整个西汉时期。既然汉城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汉长安城规划思想也不是一次定型的，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 一、秦人城建规划思想对汉代的影响 按文献所示，汉之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都可能是利用了秦宫的旧址建造起来的宫室。《三辅黄图》卷一：“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又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余里，汉太后常居之。”《史记•叔孙通传》说：“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集解》引《关中记》说：“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汉之长乐宫是在秦之兴乐宫基础上筹建起来的宫殿，学术界无有异议。秦之“章台宫”见于《史记•楚世家》、《蔺相如传》。关于章台宫的位置，《三辅黄图》说是“在汉长安故城西，秦宫也。中有章台，因名”。表明了汉建章宫和秦章台宫的继承关系。但根据《史记•里子传》及《论衡•实知篇》里有关樗里子葬地的记述，汉未央宫的前殿极有可能就是利用章台的旧址建筑而成，徐卫民先生支持这一观点[1]。《史记•秦始皇本纪》、《吕不韦传》记载有“甘泉宫”，《太平寰宇记》引《三秦记》说汉之桂宫“一名甘泉宫”，王学理先生根据前几年出土的“南宫郎丞”封泥，考证出宫名的变化是秦南宫→甘泉宫→汉桂宫[2]。汉城的建设由于占有了秦代城市宫殿建筑的积累，那么，汉城建设过程的起点应该向秦代追溯，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也应该考虑“秦制”的影响；并且，在比较“汉城模式”与“秦咸阳城模式”的不同时，应当考虑其共性原则。 一般认为：秦咸阳城是一个不断营建(公元前350—前207年)、没有严格区划的“散点式布局”的城市。在它建筑的后期(兴盛期)，主要采用了“渭水贯都”——“法天”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天人理论的实践。具体而言，以咸阳宫为中心对应天帝(太一) 居住的“紫宫”，渭水贯都比附天上银河，横桥连接北南城区象征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阿房宫与二十八宿之室、壁组成的营室相对，咸阳宫西部的市井、手工业区、商业区与紫宫西部的织女、扶筐、辇道、天厨等星相对，咸阳宫东部的兰池宫与紫宫东部的咸池(五车)星相对，横桥东南的信宫或曰极庙作为天子祭祀之地与奎宿(天之府库)、娄宿(牧养牺牲以供祭祀)相对[3]。如果要找咸阳城的规划中心，它就是一个以渭河为横向中轴线，以咸阳宫为纵向中轴线进行连续建设的城市。 那么，在汉城营建的第一个时期，从萧何主持长乐宫、未央宫、武库、太仓等的营建开始[4]，或者说在选择汉都的位置时，已经把秦咸阳城的方方面面考虑在内。从当时的客观条件讲，由于战争的摧残、经济的匮乏，不允许刘邦凭空修建一座大的都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战祸毁坏较小的秦宫(兴乐宫、章台宫)成为必然。从主观条件看，秦咸阳城为亡国之都，汉不使用渭北的诸宫也是情理中事。但是，渭南之地曾有周文、武王所都的丰镐二京，熟悉秦制、周俗的萧何与叔孙通营建汉城时自然也会考虑此点。这就是班固《西都赋》所言的“乃眷西顾，寔惟作京。于是唏(望)秦岭，哦(视)北阜，挟沣灞，据龙首”。另外，汉都与秦咸阳的关系还表现在先立的“东阙”和“北阙”方面。《史记•高祖本纪》司马贞索引云：“秦家旧处皆在渭北。而立东阙北阙，盖取起便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北阙为正者，盖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属之咸阳。”到高祖死后，于渭北近长陵处立庙，“正如秦咸阳要往渭南发展一样，汉代也把渭北的秦咸阳地区纳入长安的统一中，形成‘宫室寝庙，山陵相望’的伟观”[5]。 二、汉初长安城的建设是否取法了天象 《三辅黄图》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同书又引《庙记》云：“未央宫有玄武、苍龙二阙、朱鸟堂。”玄武阙在宫北，简称北阙；苍龙阙在宫东，简称东阙。崔豹《古今注》卷上说：玄武阙画玄武，苍龙阙画苍龙。《史记正义》：“颜师古云：‘未央宫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已透露出汉城建设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能够充分说明该问题的是“斗城”之说，可是，学术界多不予承认，而认为汉城南墙和北墙的曲折是因为屈就长乐、未央宫的宫墙以及渭河河道的走向才现出了外凸形状。其实，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将有利于对汉城文化底蕴的理解。 有关汉城的北斗与南斗说，见于《三辅黄图》卷之一：“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三辅黄图》一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但作者姓名佚失。可见，六朝时期已有“斗城”之称。与之相关的汉初先民之天文观念，《史记•天官书》有载：“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从斗口开始，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合称为魁、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合称为杓，总称为斗。南斗，即斗宿。又曰：“南斗为庙，其北建星。”斗星引申的社会政治意义《史记•天官书》里讲的也很明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上述的“七政”也有相类的含义，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三辅黄图》卷之二“百子池”条说：“戚夫人伺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伺高祖，……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阕，以五色缕相羁，谓之相连爱。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有疾，取丝缕就北斗星辰求长命乃免。”至此，可证当时对北斗的信仰比较盛行，那么实施于汉城的城建当中，有没有可能呢? 考察可能的条件如下。一是北斗象征的中央居要、政通人和、长安久长的含义，与汉初当政的刘邦、吕太后、惠帝等政治集团的意愿相吻合。从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的取名，南城墙安门、西安门、覆盎门的设置，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汉承秦制，以建亥之月(《夏历》十月)为岁首，刘邦入主咸阳时，正是十月份，此时北斗的斗柄正指向西北，合乎《歇冠子》所云“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所以，汉城北墙建成北斗形状，合乎星象，又合乎“非壮丽无以重威”的建城指导思想。三是惠帝“初城长安城”，也是元年正月，与上述条件相通。但是，北墙的建筑年代按《史记•吕太后本纪》索引引《汉宫阙疏》云：“四年，筑东面；五年，筑北面”。此时，主持汉城建没的萧何已死去三年。不过，萧规曹随，继后为丞相的曹参，对萧何的“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6]，“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7]。既然，萧何立东阙和北阙、未央宫时，已经把阴阳五行、天文地理考虑在内，汉城城墙的规划出于他手也完全是可能的。其四，北斗的“斗”在秦汉以前都是作为舀酒的用具，如《诗•小雅•大东》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秦汉以后，一方面作为一个容量单位来使用，即龠、合、升、斗、斛也；另一方面仍继承了先秦时期的用途。如果舀酒之用转借为舀水之用，那么汉城北墙北斗之形的含义就更加令人深思。其五，附带而言古代城市一般在正北方向(即平分城市的中轴线上)不开城门，以免阴气即杀(煞)气从北方迳直侵入城内[8]，这是崇拜极星(北辰，或称北极星)的缘故。就以上而言，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即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 三、汉武帝大规模营建时期，汉城营建思想与布局模式的巨变 如众所知，汉城平面图构成要素大多都是在武帝时期完成。具体而言，有三点。一是城的规模突破了城墙的限制，建章宫的落成，使得原有的安门大街中轴线作用失去意义，城市重心西移，以西安门、未央宫前殿、北阙、横门大街、横桥组成的中轴线趋于定型。伴随着布局模式的改变，新增的离宫别馆、亭台楼阁遍及汉城内外的空间区域。二是城市设计思想的变化，“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神仙思想也浸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神明台、太液池[9]、凤阙及阊阖门、未央宫的柏梁台、上林苑的飞廉馆和桂观等都是神仙思想的最好见证。尤其是这两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城市建筑，更是名目繁多。如建章宫的玉堂、神明堂、天梁宫，北宫的神仙宫(寿宫)，未央宫的麒麟殿、凤凰殿、白虎殿、寿安殿，以及太液池、昆明池中的鱼龙、奇禽、异兽之物均属其列。三是城市功能的完备，从战国时期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市模式中解放出来。政治上的“重威”、市场功能的增强、交通的发达、文化的开放，使得汉长安城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个大都会。 在这里，利用文献着重描述一下汉武帝个人思想信仰和汉城营建的关系。《史记•孝武本纪》说：“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光二年，“上初至雍，郊见五峙。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蹄)氏观”。“天子令太祝立其祀长安东南郊”祭祀泰一。元狩二年，“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也。”“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元封三年，因天旱，下诏“其令天下尊祀灵星焉”。后因柏梁台发生火灾，听从“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之，用胜服之”的建议，“于是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司马迁笔下汉武帝的一生不但与神仙、巫祀紧密结合在一起，也与汉城的大规模营建活动相始终。 相对而言，班固撰《汉书•武帝纪》的记述多偏于政事，有关汉长安城的记录比较少。云：建元元年，“议立明堂”。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太初元年，“乙酉，柏梁台灾”。倒是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关昆明池的玉石鱼、舟船、上林苑的名果异木记载得比较详细。根据这些材料，表面上看汉武帝的鬼神迷信思想和汉城里多数的宫室营建有着因果关系，其实汉城扩建的内在因素和秦都咸阳的扩建原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秦皇汉武有着共同的“理念”，生前极度追求仙人、仙事活动。此处文献引证省略，但必须指出的是，今天看到的秦皇汉武所作所为，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其表现毋庸置疑是迷信的落后的；从另一方面分析，正是由于先民们不满足于自身物质的局限性，力图在精神世界的超越，包括秦皇汉武的极端追求，才达到了城市建筑在形体、面貌、群体、空间、环境乃至文化内涵的急促成长。 其次，秦皇汉武皆是喜大好功之人，秦始皇因王朝短命许多未能达成的“尚大”城市建筑规划，一一都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延伸和实现。秦始皇的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史记•秦始皇本纪》)，“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三辅黄图》)；而汉武帝的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汉书•郊祀志》)，《三辅黄图》说：建章宫“周回三十余里”，“正门曰阊阖(天门)，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仅仅是建章宫宫中的馺娑宫已经是“馺娑，马行疾貌。一日之间遍宫中，言宫之大也”。 其三，除去相通的“法天”或“象天”以及相异的秦制偏法家、汉制近儒家指导思想外[10]，“不断创新”的城建思想是秦皇汉武所共有。《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帝三十五年，“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三辅黄图》说汉武帝“于未央宫营造日广，以城中为小，乃于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秦之上林苑的范围虽无详记，但根据文献推测，东至宜春苑，北起渭水，南达终南山，西跨沣河[11]。汉武帝时期，一改汉高祖之“故秦苑囿园地，令民得之”的诏令，扩大了上林苑的规模，成为“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周袤三百里”的大苑。之内的离宫别馆达一百余所，都是“殊形诡制，每各异观”(《西都赋》)。 四、王莽时期“托古改制”的汉城营建思想 王莽时期由于受“复古”思想的影响，汉长安城南郊进人大规模修建礼制建筑的阶段。主要涉及到明堂、辟雍、九庙、官稷和郊祀建筑。《汉书•王莽传》载：“是岁(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公元20年，“望气为数者多言有土工制之象，莽又见四方盗贼多，欲视为自安能建万世之基者，乃下书曰：‘……宗庙未修，且袷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于是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九月甲申，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以望法度算。”“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余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官稷，如上所言，筑于元始三年。《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臣瓒注，说经王莽上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由此可见，王莽在“托古改制”的招牌下，对汉长安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具体从易名来言，还有王莽始建国以后，“改明光宫为安定馆，安定太后居之”，改“长乐宫曰常乐室，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长安曰常安”(以上据《汉书•王莽传》)；改十二城门为宣平门→春王城门正月亭，清明门→宣德门布恩亭，霸城门→仁寿门无疆亭，覆盎门→永清门长茂亭，安门→光礼门显乐亭，西安门→信平门诚正亭，章城门→万秋门亿年亭，直城门→直道门端路亭，雍门→章义门著义亭，横门→朔都门左豳亭，厨城门→建子门广世亭，洛城门→进和门临水亭(以上据《三辅黄图》)。从这些文献资料可以判断，王莽的城建思想一方面主要来自古礼，主要是周礼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和阴阳五行思想有关[12]。两种城建思想的实施，给汉长安城带来的影响是：上林苑中以建章宫为代表的宫室建筑趋于荒废，以未央宫中轴线为中心的东西发展(主要是西部)模式近乎停止，汉城的布局模式回到武帝以前的格局，但仍然保持了未央宫中轴线作为城市中心地位的作用，改为在其南北向轴线营建的模式。厨城门改成建子门广世亭的表象虽然在“子”位上强调了安门大街的重要性，但实质上还是服务于未央宫的重要地位。如天凤三年(公元11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鸟门鸣，昼夜不绝，崔发等曰：‘虞帝辟四门，通四聪，门鸣者，明当先修先圣之礼，招四方之士也。’于是令群臣皆贺，所具四行从朱鸟门入而对策焉。”(《汉书•王莽传》)明确指出了未央宫(寿成室)前殿(王路堂)南门的主要作用，实质上也是肯定了未央宫南北中轴线的作用。 最后，关于汉长安城考古学的总体研究，长期负责和主持该城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先生在《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有过全面的论述[13]，也公布了最新的发掘研究成果[14]。笔者在《试论秦汉都城规划模式的基本形成》一文中初有涉猎[15]，并主张应该从宏观上认识汉长安城的存在[16]。正如刘庆柱先生所言：“都城考古工作要自始至终贯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原则”，“随着这一研究课题的深入开展，我们对都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认识将更为深刻、全面”。笔者在长期的考古教学和学习当中，意识到对汉长安城的研究，除实地考古发掘中解剖城的构造和布局的具体实践方法外，应该多视角、多视点辩证地研究汉长安城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理清汉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源流，是都城历史考古研究的一个必需步骤。 注释： [1]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2]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3] 张鸿杰：《秦都咸阳的规划与建设》，《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598页。 [4]《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曰：梧齐侯阳成延，“以军匠从起郏，入汉后为少府，作长乐、未央官，筑长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户。”但关于阳成延的记述仅此而已。故汉长安城的规划者应该是萧何，乃至刘邦等人，阳成延是工程实施的具体负责人。 [5]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页。 [6]《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 [7]《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 [8] 孙宗文：《中国建筑与哲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9] 太液池的寓意是“日出旸谷，浴于咸池，至虞渊即暮，此池之象也。”(《三辅黄图》引《三辅故事》) [10] 秦都咸阳城从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徒都之”开始，一直有法制的指导原则。过激之时，“弃灰于道者黥。”(《汉书•五行志》)秦始皇的阿房宫前殿“以磁石为门”、“周弛为复道”、“销锋镝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人，立于宫门”以及修驰道和直道，皆与此有关(均见《三辅黄图》)。汉长安城近儒制主要体现在形制与《考工记•匠人》记载的吻合，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和方正的汉城、每边三门总计十二门、前未央后市里等相印证。 [11]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232页。 [12] 除上述涉及的一些阴阳五行的因素外，《尔雅义疏•释宫》(郝懿行)说：“古人庖厨食阁皆在室之东隅，以应养气。”《释名》：“宦，养也，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说文》说“食所居。”故汉城东北向厨城门内有膳厨。另外，《考工记》所说的“面朝后市”，有重朝政、轻工商之意。按阴阳取位来看，朝政之所为“阳”，市肆之地为“阴”。佐证前者有表阳性之“形”的凤凰，如长乐宫中(惠帝四年以前)有秦时所筑的“鸿台”，上施瓦有飞鸿之禽(凤鸟类)；建章宫有铜凤阙。后者的解释，从“天阳、地阴”之义出发，“土与金木水火杂之，以成百物”。用于交易市货的东西均从属于“土”，可视为“阴”。 [13] 刘庆柱：《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考古》1996年第10期。 [14] 分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年)。考古，1991,(1)；考古，1994，(1)；考古学报，1994,(1)；考古，1995，(9)；考古，1997，(7)；考古，1996，(10)；考古，1999，(1)；考古，200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5] 韩国河，陈力：《试论秦汉都城规划模式的基本形成》，《纪念陈直先生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6] 韩国河：《汉代考古学研究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10月18日。 （原文载《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