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于1999年对景帝阳陵南约300米处、当地农民称作“罗经石”的遗址外围进行了钻探与部分发掘(1)，初步弄清了该建筑的基本情况。笔者曾在该陵园负责建设陈列馆工作，与阳陵考古队的同志共同在一起将近两年时间，受他们的影响，对“罗经石”遗址渐渐产生了兴趣，从而注意到该遗址的几个现象，似有所获。今不揣疏陋，试将一孔之见发表出来，庶几有益于此问题的探讨。 “罗经石”遗址尚在发掘当中，自然不能对其作出全面的认识。关于它的性质，目前有四种意见。一是罗经石说，即认为它是汉代修建景帝阳陵时的测量基点。这一观点受到怀疑，原因是中心圆石虽然有十字线对应于四个正方向，但与其所处的位置不合。虽然我们不能说测量基点一定不能处于该遗址的正中，但诚如韩伟先生所质疑的那样，一个仅具有技术性用途的设施赫然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总是难以令人信服。再则，人们也担心周围建筑很可能挡住其与测量目标的视线(2)。第二种观点认为它是社(3)，虽然其中有些征象与文献记载中东汉的社能够对合起来，然而尚未找到汉代或以前在陵园建社的证据。要说它是建陵以前的建筑，目前也还没有证据，而在景帝陵建成以后再在此地建立社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认为在陵园以内）。第三种以文献中“陵旁立庙”的记载为据，又将其中的一些特征如外廓呈方形等与王莽九庙相对比，认为它是庙(4)，即陵庙。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寝。杨宽先生先依咸阳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的意见持陵庙说，后认为是寝(5)。但是，以上诸说目前证据均嫌不足。本文不拟把其定名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而是试图将该遗址现已暴露的一些特征与有关文献材料加以对合，对其祭祀性特征做出判断，从而为进一步全面确认其性质打下基础。 我注意到以下几点（“罗经石”遗址平面图请参见本刊本期李零文图一）： 一、外围壕沟该遗址四面皆有壕沟并且组成方形。壕沟之间由于通道的需要而各不相连，然相邻壕沟之间间隔很小。由四个边组成的外廓为方形，边长为260米（有关该遗址的材料，参见注释[1]、[2]，下同）。这应是文献记载中的方泽。《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祠坐对之。”《史记·封禅记》记载：武帝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 丘，如宽舒等议。《郊祀志》还记载了王莽上书建南北郊时说到，《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薶于大折，祭地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以为万世基。天子从之。”颜师古注引韦昭曰：“大折，谓为坛于昭晰地也。”颜师古又云：“折，曲也。言方泽之形，四曲折也。”《郊祀志》接着又说：“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墬祗皆出。”以上文献所言圜（环）宫垣之水、所言曲折、所言四、所言泽、所言泽中有丘，均与“罗经石”遗址相合（并参见下文）。由此可以说明，其外围壕沟就是所谓方泽。请注意以上引文中的“如宽舒等议”及“天子从之”，说明当时确已按照上述形制落实到位。 二、壕沟以内的夯土包从现在已经发掘和保存现状看，中间高，四边低。现其东边局部已经发掘，均已见到汉代活动面，它的中高外低的特点更得到证明。即便中间部位遭到后世轻微破坏，也不影响上述判断。这与文献记载的丘或坛是一致的。上述文献中均提到泽中有丘或坛。可以认为，中间的土包就是所谓丘或坛。从目前情况看，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汉书·礼乐志》云：“至孝武定郊祀之礼，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师古曰：“汾水之旁，土特堆起，是泽中方丘也。祭地，以方象地也。”又：“为圜丘者，取象天形也。”《郊祀志》记载，“宋泰丘社亡。”颜师古注引《尔雅》，谓：“左陵泰丘。”颜师古说：“丘之左有陵谓之泰丘。”查《尔雅》，文作“右陵泰丘”，从其上下文看，原意是说陵侧之丘，究竟是左还是右，已难以确指。又：《尔雅》之陵当指自然地貌，但是坟墓之称作陵与自然地貌的陵有相承关系。准此，“罗经石”遗址在陵的左侧（以主墓道──在封土东侧──为准），与颜师古的注解密合。由此，似乎可以称它为“泰丘”。在茂陵也有一处夯土“高地”，顶上可见一块大石头，但没有中间的十字线（承王保平告知，笔者亦于2002年春实地考察过）。在杜陵，有一处当地农民叫做“鳖盖儿”的夯土“高地”，有无大石头，情况不详(6)。这更加强了它与陵园的关系。但是，关于汉代陵园建筑，无一字提到“泰丘”。它也许有若干种称谓，就其形状而言，可谓之丘，就其用途而言，又称作其他名字。也有可能丘只是该建筑的一部分，故而无缘跻身于相关陵园建筑的记载当中。从上引文献材料来看，后一种可能似乎更大一些。 古代人居住之地，多选择既靠近水边但又相对高一点的地方，既能够享水之利，又可避水之害。在河南的黄泛区，分布有许多固堆（土包），大多数都有古代遗址。大概由于古人离不开对自然神与祖先神的崇拜，在聚落内总要建立用于祭祀的设施，时日既久，便相延成习，进而成为后代遵依的模式，于是便有了祭祀性建筑中的泽与丘。汉代泽与丘的直接源头当是商周、春秋乃至战国时代的辟雍。在西周铜器铭文中，明堂一辞似乎尚未见到，但辟雍已数见于金文。按前儒的解释，辟雍的用途很广，既是祭祀之地，又是贵族子弟学习的地方，所以有叫做太学、宗庙、明堂等等。据伯唐父鼎铭文记载，辟雍中的水面很大，王及群臣可以在其中泛舟，射杀飞禽（所获飞禽主要是为祭祀之用）。其形制的详细情况尚不得而知，但是，有水环抱，中为高地是明确的。到了后代，很可能演化为以四面壕沟表达其意而已。由于受天圆地方观念的左右，祭天之丘为圆形，祭地之丘则为方形。上作丘状，以像天，下为方形，以像地。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先秦时代的辟雍，但先秦到汉初的有关文献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三、中部“方形回廓”其引人注目的是十二个门。这与十二月应当有关系。《礼记·月令》记载了古代天子在十二月里分别所居的“房子”，其对应关系如下： 孟春之月，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居青阳太庙；季春之月，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居明堂太庙；季夏之月，居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居总章左个；仲秋之月，居总章太庙；季秋之月，居总章右个；孟冬之月，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居玄堂太庙；季冬之月，居玄堂右个。 依此，在一座建筑内，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三室，中间的一室称为太庙，其左右两室分别称作左个与右个。东面的三室称作青阳，南面的三室称作明堂，西面的称作总章，北面的则称作玄堂。一共有十二室。每室一门，共十二门。《后汉书·祭祀志》：章帝元和二年东巡守，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由此可以明确十二门代表十二月）“罗经石”基址中部的遗迹，内侧存留有不少瓦片，其外为散水。十二个缺口正是门道。至于是否有十二室，留待将来发掘完后再论（韩伟先生已经注意到“罗经石”石头周围很小范围内发掘后未见到瓦片等迹象，并进而推测石头之上本无屋盖，见注释[2]。但是方形回廊周围有大量瓦片存在，进深又达两米半，犹可注意）。但是，以目前所知之发掘情况看，十二门代表着十二室，而十二室应该与十二月（或十二辰，《后汉书·祭祀志》刘昭注补引蔡邕《明堂论》称：太庙明堂…“十二宫以应辰”）有关。 四、八眼井“罗经石”外轮廓的四边中段，每边各有两眼井。这与文献记载的诸后之井有关。据钻探可知，一共有八眼井。其中的一眼已经发掘，二十四米余尚未到底，这说明当时人们挖掘这些井，并不是为了渗水之用，而是为了取水。在汉阳陵陈列馆的地基内，建该馆前也曾发掘了一眼井，深三十米方才见到汉代的积水线（承焦南峰与王保平告）。由此可以知道，“罗经石”遗址的井尚未发掘到底，进而可以证明这些井是为取水而挖掘的。但即使为了取水，也不需要在不大的区域内挖掘八眼井。这些井的解释，可由《管子·幼官》（郭沫若认为，幼官二字当是玄宫二字的讹变。这里，作为篇名，仍依原名）找到答案。《幼官》的内容与《月令》有相似之处。不过，它并未说到天子于不同月份所居之室不同，而是指出于不同时节“君”饮相应的井的水。《幼官》将一年分成五等分，每份内又分成两小份，各占三十六天，总共为360天。《幼官》记载的三十节气，每十二天一气，不同于二十四节气。它还将全年五分之，将方位也五分成东西南北及中央。五方分别有一兽作为代表，即：东方羽兽，南方毛兽，西方介虫，北方鳞兽，中央倮兽。各方分别有井，中央之井称为黄后之井；东方之井称作青后之井；南方，赤后之井；西方，白后之井；北方，黑后之井。《幼官》未言及井数。但是，前已述及，它将全年五等分，每份又分为二。与此相应，它将方位也做了同样的区分，同书《幼官图》明确记载东西南北中五方各有本图与副图即是证明。按此，应当共有十井。“君”于不同时节饮用相应井的水，其对应关系是： 开始（很可能是立春前的5天），“饮于黄后之井”；又后96天，“饮于青后之井”；又后84天，“饮于赤后之井”；又后96天，“饮于白后之井”；又后84天，“饮于黑后之井。” 在“罗经石”遗址，现发现八眼井，与上文相比较，尚少两眼。这也许是当时人兼取《月令》与《管子·幼官》而有所损益的缘故吧。由于井的方位与《幼官》相合，井的用途也相合（《幼官》中井与饮的关系是明确的，显然可见井水是供饮用的），青、赤、白、黑四后也与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在“罗经石”遗址的发掘中，已经见到四神空心砖）四神可以对应，因此，可以认为“罗经石”八井就是《幼官》四方之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中有如下记载：“苦县…有老子宅及庙，庙中九井尚存。”（此条材料是焦南峰告知的）。又，《艺文类聚》礼部有庾信《至老子庙诗》，诗云：“三门临苦县，九井对灵溪。”一座庙里竟然有九眼水井，不应当仅仅为了满足庙内人员饮水之需，显然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在汉代，不但四方观念流行，五方观念同样存在。《管子·幼官》的上述三十节气，不但见于先秦时代，在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及银雀山汉简《三十时》中也有记载。三十节气与五方观念相配合，似乎比二十四节气与五方观念配合的更好。据李零先生的研究，二十四节气应属于四时时令系统。而“四时时令将一年十二月四分、八分、十二分、二四分，是属于四分、八分、十二分的系统，而五行时令将一年五分、三十分，…”五行观念即是将天下分成五方，而汉代五行观念甚为流行。李零指出：“四时时令虽然也与五行相配，…但土行是被虚置中宫…”人们熟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四方，但是，在反映古代宇宙观念的博局镜镜铭中，能读到如下的“顺口溜”：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青且明。左龙右虎掌四方，朱爵（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7) 既有四方，又有中央。四时时令在与五方配合时中方是“虚置”。仔细分析《幼官》，不难发现，按一年五分之，每一份各占72天，中央理当一样。但在《幼官》分配青、赤、白、黑四后时，如上文所示，却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只给中央留下仅仅5天，与李零所言“虚置”相差无几。这或许反映出有汉一代东方术士的学说对汉王朝及大众的深刻影响。在“罗经石”遗址中发现四方之后的水井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该遗址中“少”两眼水井的现象同样也不难理解。 这些水井的水，按照《幼官》的说法，并不是任何时候可以任意饮用的，而应该遵照节气有所选择。同是一个地方且距离甚近，当然不应该理解成水质随时间而变化，而应当是一种神秘观念在“作崇”。换句话说，这八眼水井是其礼制性的突出反映。在这里，技术性的解释必须远远让位于理念（大概可与极端政治化年代里被滥用的“政治”一辞相比肩）性的解释。 五、用卵石铺成的所谓散水它不单单是散水，还可以起到界限作用。张衡《冢赋》有如下诗句：“列石限其坛，罗竹藩其域。…恢广其坛，祭我兮子孙。”坛为祭祀之地，外围以石列而成围，可以起到表识范围的作用。由该《赋》虽然读不出“石”是何种模样，也不知道是如何“列”法，但联系汉代诸多建筑外围常见卵石铺成的“散水”，《赋》中又明确说到石头是作为界限的，并且，不是作为别处建筑物的界限，而是作为墓地祭坛的界限，而“罗经石”遗址即在陵园内又具有极强的礼仪性特征，这诸多相合之处，应该不是偶然的。 六、“罗经石”关于此石，有若干说法，或谓其上立社主，或谓其上立景帝之主。看来，似乎不是用于立主的。据文献记载，祖先的主很小。《汉旧仪》记高祖之主“长八寸，前方后圆，围一尺寸，”直径约为7厘米余，皇后之主“长八寸，围九寸。”而“罗经石”直径达到135厘米，合汉代五尺八寸余，周长就更大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间的刻槽既呈十字形，又一直通到圆边。假设其上立主，则应认为该槽是为立主而特意刻成的，也就是说，槽的长短应该满足主的需要，也就得承认此上所立之主的体积远远大于文献记载的尺寸。如文献记载大小的主可以满足在城内庙中举行祭祀的需要，为何陵庙中的主却要造得如此之大？社主虽然比祖先之主大一些，与“罗经石”也不合。据韩伟先生所据古代记载，“社主长五尺，方二尺，…”则它为长方体，边长二尺，合今约46厘米，仅能占到“罗经石”直径的三分之一强。如果为了树立社主或庙主，完全没有必要将槽刻得那么长。此外，社主“体薶其半，以根在土中”，也不是立在石头上的。 我以为，这与“坛上石”当同属一类。《后汉书·祭祀志》记有光武帝封泰山的煌煌大举，刘昭注补引应邵《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该《记》不但详细记载了此次封禅的过程，与本文关系最大的是，还记载了马第伯本人上泰山前在奉高所见圆石。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文中明确记载此石为坛上所用之石。其中武帝时（指汉武帝元封年间封泰山之时）的圆石，因太重未运上山，故而在山下造屋存放。按礼，该石应放置在坛上。坛，乃祭祀之地，积土为之。这与“罗经石”几乎是一样的──无论所处环境还是形状。所不同的只是尺寸：武帝石为九尺，约合今207厘米，而“罗经石”直径为135厘米，合汉代五尺八寸余（所说尺寸应该是指直径，因为马氏等人是顺便参观，知道直径的可能要比知道周长的可能大，量周长要比量直径难得多）。 以上用于和“罗经石”遗址对比的文献材料，就所涉及的建筑物性质而言，有明堂、后土祠、南北郊（祭祀天地）、社稷、祭山坛及灵台，均为两汉非常重要的礼制性建筑。由此可以认识“罗经石”的礼制性特征。但是，还不能最终确认该遗址的总体性质。尤其要指出的是，仅有一条材料涉及到墓地，即张衡《冢赋》所云墓地祠坛的围石，而其作用还是属于技术性的。汉代帝王陵园建筑，有庙、寝、便殿、园吏寺舍等等，而陵庙、陵寝及便殿等礼制性建筑到底是什么形制，尚未完全证实。也就是说，还没有在某一建筑基址发现带文字的资料自名其性质。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该遗址尚未发掘完全）下，对该遗址试图定性，恐怕还难以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此前，学者中多数人均认为该遗址属于礼制性建筑，是从其所处的位置及部分特征来论证的。比如，因其在阳陵，便自然而然地将其与寝或庙联系，或通过与王莽九庙的外形对比以证明是庙。由于该遗址的局部发掘，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寓义也渐趋明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基址的祭祀性色彩非常浓厚，因而今后关于其它部分的解释以及对该遗址的整体定性，也需要从这一角度来探索。 以上将该遗址的若干特点与文献资料的对比，虽然还不足以给它最终定性，但似乎有利于排除个别说法。到目前为止，“罗经石（测量基点）说”应该可以排除，因为此说只是赋予中央石头以技术性用途，与其所处的浓厚的礼仪性氛围极不协调。陵寝说也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因为寝是皇帝休息与私下会见他人的地方，陵寝中放置皇帝生前所用衣服器具，并不放置其神主，不当具有如此浓烈的祭祀性建筑的色彩。诚然，《汉书·韦贤传》所附“韦玄成传”中有“日祭于寝”的记载，但那只是指每天在陵寝中给已故皇帝上食而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祀。再则，据上文的讨论可知，“罗经石”遗址具有与祭祀自然神及祖先神的明堂、后土祠、郊、祭泰山的坛及王莽九庙等相通的特征，与寝这一更具技术性色彩的建筑是难以合拍的。 参照汉代文献，如果“罗经石”的遗址是景帝之庙，与上述祭祀性特征似乎并不矛盾。但是，仅有这些还不足以证明它就是庙。就笔者所见资料，至少还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阙。《汉书·成帝纪》记载：嘉鸿三年，“秋八月乙卯，孝景庙阙灾。”庙阙二字应理解作庙之阙。如果理解成庙与阙，则等于是说孝景庙与孝景阙。孝景阙的理解，甚为不辞。另外，同一日，庙与阙均遭火灾，可能性太小。这就是说，如果将来的发掘证明没有阙，则陵庙说不攻自破。二是应当有殿。《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火……”《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三月，诏曰：“…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既然文帝庙有殿，太上皇庙有殿，孝景庙不得无殿。相信今后的发掘会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注 释(1)马永嬴、王保平：《走近汉阳陵》，文物出版社，2001年4月。 (2)(3)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年2期。又见其《磨砚书稿》，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 (4)王学理：《罗经石遗址是阳陵庙》，《陕西日报》2000年6月13日。又见同人，《陵庙乎？太社乎？》，《文博》2001年5期。 (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7)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 附志：焦南峰、王保平、曹玮、赵化成、信立祥、水涛等先生曾不厌其烦地听我唠叨此文的想法，并给予鼓励。韩伟先生也曾鼓励我写出来以供讨论。特别是与焦、王二人多次在一起讨论。一日，我与曹、水及赵四人酒后谈兴甚浓，当我将本文的大致想法说于他们后，曹在一家茶馆的书架上翻起一本杂志，发现其中的博局纹铜镜图样与“罗经石”遗址的布局有惊人的相似。看来，当时的宇宙观不但影响了皇室，而且影响到平民。博局不但反映了人们的宇宙观念，还如同扑克牌一样，反应了时间观念。所谓寓教于乐，尚矣。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acrificial Features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