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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发展 “细柳”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地名。秦末，这里曾有“柳中”驻军，发生过“柳中战役”。汉代，这里始称“细柳”。随着“西渭桥”的架通，“细柳”居桥头堡地位，遂使这一带更显繁华。“细柳亭”、“细柳观”、“细柳市”、“细柳仓”、“细柳营”等随之而兴，既有“细柳劳军”之典故，又有“细柳清风”之佳话，再有“典故”、“佳话”之附会，遂使“细柳”著名于史籍，历代注释颇多，传颂不泯。也可能正因如此，附会的“细柳”故事多，形成的“细柳”地名多。于是，咸阳西南有之，长安之西有之，长安之南之东亦有之。然而，“细柳”之地望确在何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曾在《沣桥渭桥辩》①拙文中提到，汉“百万石仓”遗址即“细柳仓”遗址的发现与确认，是确定汉“西渭桥”具体地望的关键。当时受篇幅所限，未能展开讨论，现列此专题述之。 一、“细柳”地名为何出名 “细柳”作为历史地名出名的原因主要有四： 1、“细柳劳军”驰名天下。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兵分两路侵边，以“三万人入上郡（陕西绥德县东南），三万人入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烽火通长安，”京城震惊。文帝派令勉、苏意和张武三人分别率兵驻守边关御敌。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古代险要关口，今河北涞源县北）。”以“苏意为将军，屯句注（险山名，今山西代县）。”以“将军张武，屯北地（今甘肃环县）。”此为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又在长安城东、北、西三面再屯兵设为第二道防线。东面“以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北面以“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西面“以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②就在这次驻军期间，汉文帝亲自来到三军驻地慰劳将士。这便发生了“细柳劳军”的故事。 “上自劳，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出入送迎。”汉文帝先到霸上，将军刘礼率领他的官员们高接远送，皇帝一行的车骑出入畅通。再到棘门，将军徐历亦率领属下跪接远迎。最后来到周亚夫驻军的细柳营，与前两军的情况截然不同。只见这里军容整齐，“士吏披甲，锐兵刃，毂弓弩”，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天子先驱（导驾者）至，不得入。”整个军中只“闻将军之令，不听皇帝之诏”，就连汉文帝到了那里，还得通报“吾欲劳军”，随从车骑须得服从军中规定，“不得驱驰”，只许“按辔徐行”。将军见皇上也不跪拜，皆“以军礼见”之。对此，文帝不仅不责怪他，反而给周亚夫加官进爵，封为中尉。正是因为这次“细柳劳军”的故事，便有了“细柳兵壮”的成语，成为历代治军者的铭记③。“细柳”地名从此初见史籍。 2、“细柳清风”传为佳话。据《汉书•游侠传》记载：西汉有位大侠名叫“萭章，字子夏，长安人”。有人读为“万章”，颜师古曰：“萭，音拒。”《汉书新注》曰：“萭，音yu禹 ,姓。”“章在城西柳市，号曰“城西萭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与中书令石显相善”。到汉成帝时，石显因“专权擅势免官，徙归故郡”。当去时，石显的资产巨万，“床席器物数百万直，欲以与章，章不受”。众宾客不明其意，遂问其故？萭章叹曰：“吾以布衣见哀于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财物，此为石氏之祸，萭氏反当以为福邪！”诸公以是服而称之④。《重修咸阳县志》记载更详：“章居柳市，成帝宦官石显败，人以赃物遗章”。章曰：石显以脏名而我反受其实也，却不受。君子高之，因号其地曰“细柳清风”。后“细柳清风”被当作“咸阳八景”之一传为佳话⑤。 3、守城要地，兵家必争。“细柳”作为保卫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的军事要地，秦汉唐各代在这里都驻有重兵防守，并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又因“细柳”地处交通要道，这里不仅有经济繁荣的“细柳市”、“细柳观”，而且还有容量“百万石”的国家级粮仓——“细柳仓”。正因为“细柳”在经济、交通、军事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文帝才派周亚夫驻军防守，设“细柳营”。秦代称这里为“柳中”，常年驻军，是保卫咸阳的军事要地。在秦末战争中，樊哙攻战“下郿、槐里、柳中、咸阳”⑥时，著名的“柳中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4、两汉文学，多及“细柳”。“细柳”在两汉文学作品中多处被提及，如西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就有“西驰宣曲，濯鹢牛首⑦，登龙台，掩细柳”句。《三辅黄图》卷下：“龙台观在沣水之西北近渭”。东汉张衡的《西京赋》还有“上林禁苑，掩谷弥阜，东至鼎湖⑧，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⑨，绕黄山⑩而款牛首”等名句。特别是由于有了这些名赋韵句，更使“细柳”久负盛名，传颂不泯。 二、“细柳”地望的争议综述 因“西渭桥”西头有“细柳仓”，因而“细柳”地望的争议，也成了“西渭桥”地望争议的关键。由于沣水入渭处的变迁，汉时旧迹的破坏，致使“细柳”地望，便由方志编撰者和历代注释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聚讼纷云：他们或方向相背，各执一端；或博采众说，莫衷一是；或多方兼顾，折衷其说，遂使“细柳”地望成了一本胡涂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一说在长安“昆明池南”；一说在“万年县东北三十里”；一说在咸阳(含“在长安西，渭水北”之说)。三说中主张“细柳”在咸阳者居多数，但在具体位置上又各说相异。 1、“细柳”在长安“昆明池南”之说。 最初注“细柳”在长安“昆明池南”的人是张揖(曹魏人)。他在《史记•孝文本纪》和《匈奴传》“细柳”句后注曰：“在(长安)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⑾。对于此说，历代学者多不赞取。李吉甫、宋敏求，乐史均指出：“张揖云(亚夫屯兵之细柳)在昆明池南，恐为疏远”。杜甫的“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诗句，把昆明池一带称为“杨柳渚”，并非称之为“细柳”。宋人吕大防，元人李好文的《城南古迹图》也均无城南细柳之名。清康熙时编印的《古今图书集成》云：“细柳观在故长安西北，汉文帝时大将军周亚夫军於细柳，今呼古激(应为“石激”)”。“细柳仓有柳市，长安大侠万子夏居柳市”⑿，亦不取细柳和柳市在“昆明池南”之说。从军事意义上讲，若把细柳地望设定在长安的“昆明池南”，也就是说把细柳营扎在长安城南，就失去了汉文帝当时令周亚夫屯兵保卫长安的防御意义。从御敌方向上说，匈奴兵分两路，自“云中”、“上郡”进攻长安。御敌方向为长安的西、北两面。为保卫京城长安的安全，汉文帝才把周亚夫的军队部署在长安西偏北的“细柳”，再加上北面“棘门”、东面“霸上”的驻军，在长安城东、北、西三面形成一个弧形的防卫圈，当然是合理的。若把“细柳营”设在“昆明池南”，即汉长安城之南，从道理上讲不通。对此，宋人程大昌说得很清楚：“细柳在咸阳之西，其路可西向而趋泾原，泾原西北即灵夏朔方矣……。此时方出师备胡，无由次于渭南非重要之地⒀。” 第一位步张揖后尘，同意“细柳”在长安“昆明池南”之说的是晋人郭璞，他在《上林赋》“细柳”注中曰：“观名也，在(长安)昆明池南”。对此，《西京赋》在叙述上林苑四至时已有名句：“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鼎湖(宫)在长安东南，1988年文物普查时在兰田县发现了“鼎湖延寿宫”遗址，此为上林苑之东界。由鼎湖宫向西北经过汉长安城南斜出一线，便到了长安城西北的“细柳”，是为上林苑之东北界，这就是“斜界细柳”的意思。而“昆明池”地处上林苑中，池南之地为上林苑的中心区域，“细柳”地望怎么能在昆明池之南。若以此划界，著名的“昆明池”和“牛首池”(今咸阳秦都区沣西镇东张村北一带)都被划在上林苑四界之外了，怎么还能“绕黄山而款牛首”呢?反之，若以1989年文物普查新发现的两寺渡村汉“百万石仓”遗址为细柳之地划界，“昆明池”、“牛首池”均属上林苑之中。以此划界，完全符合《三辅黄图》、《雍录》、《宋著长安志》等书关于“昆明池•牛首池”均在上林苑之中的记载。另外，还有《后汉书•郡国志》在记载长安附近的“镐、细柳聚、兰池、杜邮、曲邮”⒁几个有名地名时，只注明“镐在上林苑中”。这就说明其他几个地方都不在上林苑之中。兰池宫、杜邮亭等地名不在上林苑之中已有历史定论，无须赘述。而《后汉书•郡国志》把“细柳”与“兰池”、“杜邮”等地名并列排在上林苑之外，说明“细柳不在上林苑之中，亦当成为定论。由此可证，郭璞把“细柳”划在上林苑之中，位于“昆明池南”的注释与史实相孛。 第二位推崇张揖细柳“昆明池南”之说的是唐人颜师古。他先在《史记•匈奴传》注中同意张揖细柳“不在渭北”⒂之说，后却又在《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樊哙“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句后注曰：“柳中即细柳地也，在长安西”。这显然和他赞同的细柳“在昆明池南”之说方向相背。因为渭河在汉长安城西是由西南向东北斜流的，“长安西”之说和如淳的渭北之说地望是一致的，都是对“昆明池南”之说的否定。颜师古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证明“昆明池南”之说，在唐时就已陷入困境。颜师古当然明白，如果把“柳中”即“细柳”设在“昆明池南”就无法解释樊哙进攻咸阳而打“柳中战役”的用意。当时，樊哙率军自汉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入宝鸡，沿渭河北岸东进，以夺取秦旧都咸阳为目的。沿途由于受章邯军之阻，他先“攻赵贲”后打“下郿，又引渭水“灌槐里”(今兴平市东南十里，南左村和东、西侯庄一带)，消灭了章邯军主力，最后在“柳中”，即汉代称“细柳”的地方打了个大胜仗，一举夺取了咸阳。如果说细柳不在渭北，而在长安的“昆明池南”(当时还没有开凿昆明池)，樊哙军队完全没有必要在柳中打仗，就可直攻咸阳。他绝不可能在渭北的槐里打胜章邯之后，却南渡渭水，迂回百里，赶到“昆明池南”的细柳打一仗，然后再北渡渭水攻打咸阳。这种不合逻辑，违背战机规律的假设绝不可能成立。 第三位，也是更值得一提的是清人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一书中，在评述了前人关于“细柳”地望的注述之后，又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他以《郡国志•长安》条下有“细柳”为据，推崇张揖等人“在昆明池南”之说⒃，岂不知自西汉至唐武德元年近八百年内，无咸阳县建治，在那个时段咸阳县渭河沿岸一带均属长安县管辖。《郡国志》把“细柳聚”写在《长安》条下，完全是合理的。毕沅在没有认真考察政区沿革的情况下，简单的以《长安县》条下记有“细柳”为由，便把“细柳”地望定在清代长安县的“昆明池南”，是极不慎重的。 2、细柳“在万年县东北”之说 《元和郡县志•万年县》“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周亚夫屯军处”，此说纯属附会。同在这本书的《咸阳县》和《长安县》条下，又出现了两个“细柳”。在《咸阳县》条里有“细柳仓在县西南二十里，汉旧仓也。周亚夫次细柳，即此是也。张揖云在昆明池南，恐为疏远”。在《长安县》又云“细柳原在(长安)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这种在同一书里记载三个细柳的情况，因异地同名而有之，具有它的合理性。但绝不允许把同一历史事件分别附记在两个地理方位相背的同一地名上，这是自相矛盾违背逻辑的。据唐《李俨墓志》己载：“俨，代宗长子。永贞元年(公元796年)窆于万年县龟川细柳原⒄。”这说明唐时万年县确有“细柳原”这个地名，但绝不可能是周亚夫屯兵之“细柳”。万年县之“细柳原”位於长安城之东北，当时长安之东已有了刘礼“次霸上”的屯兵，更无理由在长安城东北的“细柳原”再设亚夫之军。 3、细柳“在咸阳”之说 细柳“在咸阳”之说，包括“在长安西”或“长安西北”之说，我们认为这都是指在今咸阳之说。其主要说法有以下七种： A、徐广说“在长安西”（18）。 B、服虔、薛综等人说“在长安西北”（19）。 C、如淳说“在渭北，近石激（20）。” D、《三辅故事》曰：“细柳在直城门外，阿房宫西北维”（21）。 E、程大昌说“在长安之西，渭水之北”（22）。 F、魏王傣、李吉甫说“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23）。 G、宋敏求说“在咸阳县西南三十里”（24）。 从以上七种说法看，他们都承认细柳在今之咸阳境内，所示方位都基本一致，只是各人因时代而异，在叙述的座标点上有所不同。这里有两个人的注释最值得注意：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是服虔，他曾任东汉尚书侍郎，从时间上说离周亚夫屯兵的时间最近，也是最早注释“细柳”位置的人。他作为东汉人，以长安城为座标点，注“细柳”的位置在“长安西北”。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人是曹魏时期的冯翊人如淳，他家居长安，从地理位置上说离长安最近。因此他在承认服虔“在长安西北”之说的基础上，又加注了“细柳仓在渭北，近石激”一句，使“细柳”的位置更加具体化。此后，北朝时期的《三辅》学者多以其言。 从以上两个距“历史”和“地理”最近的角度来考虑，服虔和如淳之言大可相信。在当时(西汉至唐武德元年)还没有咸阳县制的情况下，今咸阳市渭河一带均属长安管辖。因此，服虔、如淳和《三辅》学者等以长安为座标基点注解“细柳”位置是完全合理的。唐武德元年复设咸阳县，县治在今咸阳市渭城区龚家湾村一带。这便出现了以咸阳县城为座标基点注解“细柳”位置的说法。唐魏王傣的《括地志》首创以“咸阳城”为坐标作注，他说“细柳仓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也”。使细柳地望的归属问题从此得到正名。唐李吉甫著的《元和郡县志》亦同。此后，宋敏求的《宋著长安志》多处记载“细柳”，一处照抄《元和郡县志》，说细柳“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一处又说“细柳在咸阳县西南三十里”，比《括地志》增加了十里，在同一本书中，出现两种里程不同的记述，实不应该。这是宋敏求仍未亲自测量，既抄前书，又仿他说的结果。由此可见，宋敏求说“三十里”是很不自信的。但清代顾祖禹的《渎史书舆纪要》以及好几种地方志书均照抄其说。张宏杰先生认为宋敏求的“三十里”是“以西吕渡(亦称麻寺渡)而求得”（25）。经我们实测，从唐咸阳城旧址到汉“百万石仓”遗址，直线距离为13公里，行车距离已经超过15公里。因此，我们认为宋敏求所说的“细柳在咸阳县西南三十里”是正确的，可信的。对此，我们主张不论“二十里”还是“三十里”无须深究，至少可以确定“细柳”地望位于唐咸阳城西南已不成问题。 综上所述，樊哙在夺取咸阳之前，先攻打的“柳中”战役，周亚夫屯兵的“细柳营”，便门桥西端的“细柳仓”、“细柳亭”、“细柳观”以及汉大侠子夏所居的“柳市”当属同一地望，均地处咸阳县西南渭北无疑。至于长安“昆明池南”、“万年县东”或许别处还有的“细柳”地名，均与“细柳仓”、“细柳营”、“细柳市”、“细柳亭”、“细柳观”以及“西渭桥”的地望无涉，本文不考。 三、“百万石仓”遗址发现概述 1989年4月，咸阳市文物普查队在秦都区渭滨乡发现了汉“百万石仓”遗址。该遗址位于过唐村东南300米处的渭河岸边，因其地属两寺渡村耕地，故以两寺渡村命名。又因两寺渡村东还有一新石器时代遗址，按时代先后，村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定名为两寺渡一号遗址，村西的汉“百万石仓”遗址被定名为两寺渡二号遗址(因该遗址距过唐村最近，因此，我曾在《沣桥渭桥辩》中称该遗址为过唐村汉仓遗址，有误)。 两寺渡二号汉代遗址东西长259米，南北宽200米，紧临渭河北岸，地势平坦，现为耕地。遗址区内当时有渭滨乡农场鱼池五个，咸阳市第二自来水公司深水井两眼。1989年文物普查时我们在第19号机井的施工土坑内和五个鱼池岸边发现了不少汉代的遗迹遗物。当时最北边的一鱼池刚推成还未储水，从鱼池的断面上可看到汉代建筑基址的夯土层。所见遗物非常丰富，有大量板瓦，外施绳纹，内施麻点纹。筒瓦外施绳纹，内为布纹。瓦当有两种，以云纹瓦当居多，直径一般为16厘米。文字瓦当共发现三件，直径均为15．7厘米，当面等分四格，每格一字，为篆体“百万石仓”四字。其中一件是当地群众交献的，另两件(一件残缺)是省考古研究所段清波同志在遗址采集到的。除此，我们在新推鱼池的堆土中还发现了11个石块，为不规则卵石，直径一般为40厘米，疑为当时建筑的柱础石。《宋著长安志》(卷十三)云：“短阴山，又称短阴原，在县(唐宋时咸阳县)西南二十里，两寺渡村南五里”。即今马家寨村西，其地形、地貌与文献所记的情况完全相符。而沣水在短阴山西与渭水相汇，水上旧有便门桥。上世纪七十年代天大旱，桥桩曾露出水面，此情况与文献记载吻合，当为汉西渭桥遗迹无疑。对此笔者在《沣桥渭桥辩》中已有详考，在此不赘。汉细柳仓在便桥西端，渭河北岸，地近石激。两寺渡村发现的汉“百万石仓”遗址的地望正处在已发现西渭桥迹之西端，当为汉“细柳仓”遗址无疑。汉“百万石仓”遗址的位置当为汉“细柳”的地望。如此，“细柳”地望既定，因“细柳”地名而设的“细柳营”、“细柳市”、“细柳亭”、“细柳观”地望亦当在这一带。“细柳”之地在秦时称“柳中”(“柳中”之名当于军事有关)，其地望亦当在这里。只有这样认可“柳中”和“细柳”的地望。才能合理地，符合逻辑地，解释在“柳中”和“细柳”这一历史地名上所发生的诸如交通的、建筑的、经济的、军事的历史事件。 注释： ①曹发展《沣桥渭桥辨》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②以上引自《汉书•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 以上引文见《史记•周勃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以上引文据《汉书•游侠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⑤“咸阳八景”见清乾隆六十年臧应桐编《咸阳县志》。 ⑥《汉书新注》“樊哙传”注曰：“柳中，即细柳，地名，在咸阳市西南。”施丁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⑦“牛首”指“牛首池”，在今咸阳市秦都区沣西镇李家寨村南、东张村北一带。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还有数千亩的沼泽地可为之证。 ⑧“鼎湖”指“鼎湖延寿官”，在今兰田县境内。 ⑨“长杨”指“长杨宫”，在今周至县终南镇东南3公里竹园头村，遗址尚存。“五柞”指“五柞宫”，在今周至县尚村镇北有遗址，七十年代平整土地时遗址遭到严重破坏。 ⑩“黄山”指“黄山宫”，在兴平县阜寨镇西侯村，198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了黄山宫遗址，出土了“横山宫”铜灯。1992年春因修建西宝高速公路，对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了“黄山宫当”可以为证。“横山宫”即为“黄山宫”。 ⑾《史记•孝文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⑿见《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五百一十卷，西安府部。中华书局影印版。 ⒀、（22）《雍录》，宋程大昌著，陕西通志馆印。 ⒁《后汉书•郡国志》，中华书局标点本。 ⒂《史记•匈奴列传》细柳注：服虔曰：“在长安西北”。如淳曰“长安细柳仓在渭北，近石激”。张辑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师古曰：“匈奴传云：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此则细柳不在渭北，辑说是也。” ⒃清毕沅著《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张沛点校本，2004年西安第一版。 ⒄《咸宁县志》，陕西通志馆印。民国版。 （18）《史记•文帝本纪》徐广注“细柳”。 （19）《史记•匈奴列传》服度注“细柳”。《西京赋》薛综注“细柳”均言“在长安西北”。 （20）《史记•文帝本纪》如淳注“细柳仓”。 （21）《三辅故事》，三秦出版社点校本。 （23）唐李傣著《括地志》、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 （24）宋敏求著《宋著长安志》。长安县志局印，民国二十年版。 （25）张宏杰《细柳棘门考》载《咸阳地区文物考古论丛》(第二辑)。 已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8刊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