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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政府的不作为影响上海功能的充分发挥 1936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事实上，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自开埠后就没怎么变化过，原因主要有二：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从中国的工商界人士来讲，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除了上海，当时到其他地方投资都难免风雨飘摇，面临军阀混战等各种风险。 讲工业，就离不开空间特征。当时，长三角和全国工业的空间特征概括来讲，第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第二是以铁路沿线或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城市为支点。从苏州到南京一线，有几个工业比较活跃的地区，一个是无锡，一个是常州，一个就是镇江。长三角乃至全国的这种空间特征，再次印证了上海的中心城市地位。 过去讲上海，农业和手工业讲得不多，但一个城市的运转和发展是离不开农业支撑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鸦片战争之前，国内市场需求是有限的，所以那时是“小农的中国”，自耕自纺自足，解决粮食和穿衣的基本需求就差不多了，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不怎么紧密。随着经济外向时代的来临，不少农民因为出口市场的拓展，放弃了或者部分放弃了传统粮食作物生产，而转向经济作物生产。这是口岸经济带动的结果。此外，因为上海是中外混居的地方，也慢慢出现了西餐供应。由此，郊区开始有了奶牛养殖业，有了供给鲜花的花卉业。 上海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关系中，手工业的变化也相当引人注目。洋纱进入中国之后，土纱理论上是没有招架之力的。但是，中国农民可以通过日夜纺纱织布来减少同洋纱的竞争劣势。同时，消费者在部分使用洋纱的基础上，也没有完全放弃土纱。尽管外资不断打压，但中国人也不断发起使用国货的抵抗。这些都多多少少帮助了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 在商业和金融业领域，外滩是一个标志性地点。上海的地理优势、交通优势、生产能力在全国独领风骚，外滩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各地商帮云集之处。 事实上，伴随开埠，新式商人群体在上海涌现。中国的传统商人中，以布商、米商、盐商、木商最为厉害。这四个行业的产品也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鸦片战争之后，这些商人依然存在，但往昔的风光逐渐被从事进出口商品贸易的商人压住。后者盈利更多、市场销路更广。 华侨的投资，对上海发展的贡献更值得尊敬。南京路之所以成为南京路，和四大公司是分不开的。上世纪20年代后，南京路上有四大公司，分别是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兴公司、大兴公司。这四大公司的建筑现在还在南京路上。为什么要来上海投资？除了爱国热情之外，在商言商，也还是希望能赚钱的。这四大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上海对长三角乃至对全国都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百货店、万国百货等概念，就是经由四大公司向国人传播的。 中国过去没有银行，南方有钱庄，北方有票号，银行是外国人带来的。但是，钱庄也并未被外来的银行冲击消亡。因为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钱庄是随时可以打交道的、门槛较低，而银行显得高不可攀。事实上，银行和钱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外国银行资金雄厚，但人脉有限；钱庄资金不够，但人脉深厚，二者是可以展开合作的。 最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上海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关系，有一点应该明确：旧中国历届政府的不作为，决定了上海和长三角、全国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应有的发挥。比较合理的上海和长三角乃至全国的经济关系建构要到1949年以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强调的，上海在改革发展的同时，要主动服务于长三角、主动服务于全国。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文化上海系列之“风从海上来——近代上海经济的崛起之路”演讲速记稿整理。整理人：谢义俊） (责任编辑：admin) |